主编：乔治•诺曼•克拉克爵士（Sir George Norman Clark）生于1890年2月27日，1979年2月6日去世。英国历史学家，大学教授，曾任英军军官。1931至1943年任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1943至1947年任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1947至1957年任牛津大学奥雷尔学院（Oriel College）院长。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通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三部。近代史由阿克顿勋爵主编，共14卷，本世纪初出版。经过几十年后，到5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本仍为14卷，论述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自1493至1945年间共四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由英语国家著名学者分别执笔。新编本反映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有许多新的材料，内容也更为充实，代表了西方的较高学术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供我国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我们将这部书分卷陆续翻译、出版。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有些观点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

归来：

了解和喜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读者，一定很熟悉我们出版社的镇社之宝《剑桥中国史》，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社的“另一套剑桥”，同样是我们的镇社之宝。但是，好久不见，估计很多读者都已经陌生了。

那就是《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简体中文版第一次出版在1999年1月。至今整整20年了，经过修订，我们于2019年1月将这套丛书再版，带回到读者身边。我们太久不相见了，让我们重新追溯一下《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这本书的“近代史”吧。

那就是《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由于此从书知识面广博，学术功底深厚，自1983年第一次在中国面世读者，翻译、编辑、出版时间长达30余年，本次修订前，已出版10卷。我们于2019年1月将这套丛书再版，共11卷，带回到读者身边，其中首次发行《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法国的优势地位(1648-1688年)》新。我们太久不相见了，让我们重新追溯一下《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这本书的“近代史”吧。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之所以被称为“新编”，是因为此书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二部“世界近代史”（The Modern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两部“世界近代史”，第一部是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世界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自1902开始出版，到1912以一本历史地图集卷作为结束卷，十年共出版14卷。讲述的内容跨度从1450至1910年。第二部“世界近代史”，也就是读者手中的这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自1957年开始出版，到1979年结束，同样出版了14卷，最后一卷也是地图集卷。讲述的内容跨度从1493至1945年。需要读者区别的是，两部世界近代史的编者和作者是完全不同的两批学者。第一部世界近代史的主编是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第二部主编是克拉克爵士（Sir George Norman Clark）。

阿克顿勋爵（1943-1902）和克拉克爵士（1890-1979）是完全两个时代的人，前者的一生纵贯伟大维多利亚时代，而后者的一生则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英国殖民地体系解体和奔溃。如果读者们不知道阿克顿勋爵姓氏名谁？那这句话几乎是中国人尽皆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两部近代史的出版社时间都相当漫长，按照年代计算，第一部完成于1912年，耗时10年，第二部完成于1979年耗时22年。对于中国的读者，这两个时间对于中国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1912年中国结束帝制，走向民主共和；1979年中国大陆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结束混乱，治理国家。1912年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有2年了，而克拉克爵士1957年开始编撰第二部世界近代史的时候，两次世界大战早已经结束，越南战争刚刚开始。到1979丛书完成出版，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世界的主角已经不再是欧洲列强，而是美苏争霸。阿克顿勋爵没有看见毁灭欧洲文明的世界大战，而克拉克爵士则没有看到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

阿克顿勋爵代表着古典和贵族，而克拉克爵士则代表着现代和职业。阿克顿勋爵在组织撰写第一部世界近代史的时候，英国政府在国内不断增加新的职能，在国外日益密切地卷入国际政治的时候，英国人本身正在参加全球事务，也有了解世界的知识需求。而克拉克爵士组织撰写第二部世界近代史的出发点是职业化的学术写作，或者称之为从发展的历史学角度去写作。阿克顿勋爵笃信证据是写作的基石，事实是不可摧毁的最小单元。这些最小单元合在一起就能构成真正的历史。按照这个思路的指引，阿克顿勋爵和他的学者同行们完成了一部“权威性的历史”（the Ultimate History）。而克拉克爵士则认为要正视撰写者本人的个人因素，撰写者写作时的材料选择，写作时的态度都会受到个人和时代的影响，因此完成一部“权威性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克拉克爵士对于新版本的定位是记录符合事实的判断的完整体。

虽然克拉克爵士对阿克顿勋爵有批评之意，但是相隔半个世纪后，克拉克爵士依然由衷的在书中表达了对阿克顿勋爵的高度认同，尤其是阿克顿勋爵对于通史的概念。“世界通史并不是各种专史的总和，首先应该根据其特定的本质，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宗教战争、君主专制整体、革命等来加以考虑。有些国家对于主流可能做出贡献，有些国家可能没有贡献，内容的分配必须相应地基于处理（by 阿克顿勋爵）。”所以此书并不是按所有国家分别进行连续的叙述。而是按照每个时期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进入主流”国家或者事件为核心进行叙述。

所以，不管两位爵爷怎么看历史，如果读者倾身投入，这场阅读一定让你感到惊心动魄。需要说明的是，《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关于中国的部分，直到11卷开始会有不多的篇幅提及，如果想了解西方史学家对中国史的观点和看法，我们有已经出版11卷，并还在继续出版的《剑桥中国史》。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有机会阅读到第三部剑桥世界近代史，书中会叙述到1978以后的中国，按照阿克顿勋爵和克拉克爵士对剑桥体世界史的理解——记录“进入主流”的国家和事件，一定会有一章：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 since 19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