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泰，一九五四年生，山西省離石市人。文革開始時，在小學五年級讀書，屬被耽擱的一代。九一年，山西省委黨校函授畢業。當過工人，技術員，宣傳乾部，九一年三月開始，任離石市文聯副主席。

孫嘉淦（1683－1753年），字锡公，又字懿齋，號靜軒，興縣人，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前期一位突齣的有膽識的宰相級官員。前人評價說，“嘉淦初為直臣，其後齣將入相，功業赫奕，而學問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實以嘉淦為第一人”。

孫嘉淦名氣的響亮程度齣人意料。呂梁一帶現在知道孫嘉淦的老百姓挺多，而且關於孫嘉淦有眾多故事流傳。在其故鄉興縣，老輩人講得最多的孫嘉淦故事有四個，其中一個是皇帝過壽，眾臣上賀，孫嘉淦提來青菜一桶，寓意“大清一統”。還有就是山西的房子越製（超越規定的規格）而建的多，是孫嘉淦為民請命所緻。其他兩個都與孫嘉淦“好名”相關。一個說，皇帝———是哪個皇帝沒有必要考究瞭———某天突有所思，問諸多臣子：天下有幾種人？大傢各說不一。而孫嘉淦則言：人之熙熙，皆為利來，人之攘攘，皆為名往。普天之下隻有兩種人，一種為名，一種為利。皇帝問：既然這樣，孫愛卿是為名還是為利？孫嘉淦說：為臣不愛錢。言下之意當然是為名瞭。

另一個說，孫嘉淦告老還鄉，從京城迴興縣之前，他老人傢犯嘀咕瞭：我一輩子不貪不沾，沒有攢下幾個錢，如今榮歸故裏，還是一副窮酸模樣遭鄉紳土財恥笑不說瞭，也給朝廷丟臉啊。思謀良久，計上心來，讓僕人連夜買來十幾口厚重木箱，然後親自動手裝滿瞭磚頭。第二天，輜重浩蕩啓程迴傢。沒料到，皇帝得到舉報說，孫嘉淦平常裝清廉，實際也是個貪墨官，不信您看，他迴傢的時候金銀財寶帶瞭好幾騾車。於是，孫嘉淦行至半路遭到檢查，裝闊的事露餡兒瞭。此事一經匯報，皇上很是感動，命令沿途官府以真金實銀換下瞭孫嘉淦箱子裏的磚頭，算是重重賞瞭他一筆。鄉語村言自然可聽不可信，但是孫嘉淦的確是個個性十足的政治名人，把名聲看得甚重，所作所為都非同一般。這是有正史記載的。

康熙五十二年，孫嘉淦中進士，時年30歲。值得一提的是，孫嘉淦親兄弟三人都是進士。一門三進士的榮耀在興縣至今還被人稱道。但是孫嘉淦在康熙朝中9年仕途生涯，一直沒有什麼值得入載史冊的事。正所謂“闆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康熙駕崩，雍正繼位，年屆不惑的孫嘉淦突然血氣方剛起來。他給新皇帝上書，勸誡三件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後兩件倒也罷瞭，第一件簡直就是捋虎須。雍正在康熙末年“九王奪嫡”中勝齣，為瞭穩定地位，剪除先帝八子、九子也就是自己兩弟弟的勢力手段殘酷、不遺餘力。這麼做是否必要先不說瞭，影響是相當地不好。孫嘉淦的摺子算朝雍正的臉上給瞭一個響亮的耳颳子，效果當然明顯，那就是滿朝轟動、皇帝震怒。好在有雍正的老師硃軾求情，說：“嘉淦誠狂，然臣服其膽。”雍正自己也對孫嘉淦說真話不要腦袋的膽識錶示佩服，轉怒為笑說：“朕也服其膽。”沒有砍瞭他，當時保留瞭孫嘉淦在翰林院工作，之後又提升他為國子監司業，相當於最高學府的教務長。此事過後，孫嘉淦名聲鵲起。但隨後，不能釋懷的雍正還是抓瞭孫嘉淦的一個過失，交刑部議處。刑部的負責人領會上意，說，按律當斬。雍正作為一個明君這時候體現瞭高明的政治手腕，對孫嘉淦加恩免死，說這個人性氣不好，我不待見，但是他齣瞭名的不要錢，念在還有這麼個長處，“著在銀庫行走”。孫嘉淦在國庫臨時打雜的差事結束後，又被委任為河東鹽政。在彆人眼裏，這也是個肥差。能得此官，和孫嘉淦不愛財也有莫大關係。乾隆繼位後，年輕有為，相中瞭敢言直諫的孫嘉淦，擢升他為左都禦史，兼吏部侍郎，專管監察。孫嘉淦也不含糊，很快給皇帝上瞭篇絕代諫論《三習一弊疏》。興縣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新聞辦主任王奮勤對他們老鄉的這篇文章評價極高：“隻此一篇文章，足以讓一個人青史留名，永垂不朽。”“三習一弊”的大意是：“人君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這三種習慣形成後，那就會産生喜小人而厭君子的弊病，希望皇帝您哪應該“予除三習，永杜一弊”，可不要自以為是。《三習一弊疏》著眼之高，恰恰適閤於做皇帝的人看，抨擊之廣則直指人性的普遍弱點，語言之美足以令人拍案驚奇，但其筆鋒之利讓所針對的人讀來難免汗流浹背，坐臥不安。好在乾隆帝看瞭之後挺喜歡，錶示采納，而且因此又升瞭孫嘉淦的官，讓他做刑部尚書，並“總理國子監事”。孫嘉淦是諫臣也是能臣，查貪官、平冤獄、整修河道、調和民族矛盾，辦過許多齣色的事。敢說、能乾又遇上瞭好皇帝，使得他在仕途上創造瞭奇跡，興縣的老鄉說孫嘉淦一生當過兵部、吏部、刑部、工部“四部尚書”，還當過直隸、湖廣兩任總督。最後死的時候是吏部尚書兼協辦大學士。孫嘉淦的死耐人尋味。對呂梁文化名人深有研究的趙桂溟先生分析說，他這位膽大的老鄉竟然是被嚇死的。1750年，登基15年的乾隆皇帝籌劃他的首次南巡，有的官員對皇帝的這種舉動有意見，企圖阻止皇帝，但又擔心自己的影響力不夠，就想瞭個辦法，假托孫嘉淦的名義僞造瞭一篇為此上諫的奏稿，還僞造瞭皇帝的禦批，然後在民間和官場傳播，以求製造輿論，聳動人心。藉瞭孫嘉淦的名聲，這篇文章還真的産生瞭挺強的號召力，流傳甚廣。僞奏稿事讓乾隆皇帝發現後，在全國範圍內追查作者，僅在四川一省，就有280餘人因傳抄而獲罪。趙桂溟說，孫嘉淦直言抗上的牌子很響，梗直不假，但是他更是一位有政治智慧的臣子，什麼時候該說什麼話，時機、尺度把握準確有當，這樣越軌的事不會乾。

事情發生以後，孫嘉淦非常不安。清朝的文字獄非常厲害，雍正在位13年，興文字獄20起，乾隆皇帝在60年的統治期內，更是發動過130起文字獄。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過瞭幾十年，年近七旬的孫嘉淦再直也彎瞭，晚年的他已經錶現得極其圓通謹慎。據史料記載，查處僞奏稿的事延續瞭三年，孫嘉淦對傢人說：“先帝（指雍正）及今上，嘗戒我好名，今獨假我名，殆生平好名之纍未盡，有此緻之。”1753年，孫嘉淦驚懼而終，時年7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