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肯尋詩便有詩----為鼎公詩集作序

從前文學革命時，胡適之先生提出了「詩體大解放」的主張，要求詩人「充分採用白話的字，白話的文法和白話的自然音節，做長短不一的白話詩。」此話一出，渴望詩能自由解放的人群相呼應，於是大家紛紛做起白話詩來。但是很遺憾的是，胡先生當時只求把詩寫成白話，而沒有注意到如何把「白話」變成「詩」。這樣胡適之先生的好意便留下了只有破壞而沒有建設的遺憾。使後來我們這些繼續從事寫詩的人，為詩的重建付出了重大的代價。在保守者的眼中，我們一直被視為不肖份子。我們寫的長短不一的詩更是不受重視。

然而在這艱苦的路上寫詩的人並不孤獨，常常會遇到拔刀相助的貴人，他們為新詩人的努力作辯護，力陳詩的推陳出新是歷史的軌跡，是時代的需要。詩如果成為定型，沒有創意，便注定被革命掉，這是舊詩被大解放的主要原因。他們同時也瞭解，幾擊重錘就可推倒一面高牆，但要另砌一堵新牆，就得一磚一石的實實在在堆積。他們容忍新詩重建的慢速度，鼓勵新詩人用各種方法找到新秩序。在這些對新詩同情的人之中，名散文家王鼎鈞先生是最早挺身而出為新詩說話的人。在五０年代新詩被圍剿得無地自容的時候，他以方以直筆名寫的幾篇短文，使我們寫新詩的人得到不少奧援，從而沒被圍剿得懷憂喪志。

王鼎鈞先生不但一直是寫新詩的人的益友，更常常強調文學的血統是詩，文學的遺傳基因是詩。人不能沒有詩，沒有詩，如何證明我們彼此是同類？他說過一句最讓詩人深省的話，他說：「自古以來，詩人要搖頭晃腦才寫得出好詩來，倘若不住的點頭磕頭，那詩是不能看的呵！」可見他對詩人的期望是多麼的深重。

鼎鈞先生非常自謙，他對詩和詩人這麼有見地，卻常常說「我是讀詩的人，不是寫詩的人，也不是評詩的人。」事實上，國學根基深厚，人生歷練豐富的他，最先動筆寫的就是詩。他的老師是他的本家爺爺，他住的那個村莊叫插柳口，曾經寫過（插柳學詩）一文記述經過。一九八五年他在美國與中國大陸通信，和當年的老同學唱和，又曾燃起了他寫舊體詩的興趣。寫過好多寓意深長的舊詩。

鼎鈞先生確實沒有正式寫過一篇評詩的文章，但是他在評散文或評小說劇本時，都以詩的指標來要求，他在評女詩人羅英的極短篇時「見（兩岸書聲）『爾雅』一一三頁」，就曾認為羅英以極短篇為皮囊裝入了詩魂，他讀的雖然是小說，實際得到的是一首好詩。他在評鍾曉陽的小說時「見（兩岸書聲）一九一頁」，發現小說中的描寫「甚有詩筆詞意」。由而他認為現代文人如果也有古時文人常說的生平「三恨」的話，其中一恨便是「恨小說的細密精緻不能如詩詞」。

寫新詩是鼎鈞先生近幾年的事。當四年前我第一次讀到他寫給亞弦的（轉韻）的時候，我對比他祇早一年也轉行新詩的隱地說，又一個正式由支持化為行動的人來加入我們這個雜牌的詩隊伍了。余光中在早年寫文章遺憾寫詩的人老是撈過界到別的文類去探險，很少有別的文類的人到新詩的陣地來比劃一番。二十多年後余光中的遺憾彷彿成了預言。我們寫新詩的人真是吾道不孤了。

有人說現在的文類界線模糊是股潮流。有些人的詩寫得根本就是散文。有些散文或小說又分行得像披上詩的外衣。但是鼎鈞先生寫的新詩絕對不含糊，甚至連他那被認為是台灣最有份量的散文也沒滲入到他的新詩中，他寫的是真正的詩。當然現在要把什麼是真正的詩的標準定出來也很難，詩也多元化到不止戰國七雄。不過不論什麼詩，新詩、舊詩，天底下所有出現的詩，都由兩個基本員見組成，一是由感性而衍生的詩意，一是由理性而構思出來的詩藝，詩意如果能透過詩藝表達出來，詩藝如果掌握詩意確切的表達，二者魚幫水，水幫魚似的合作無間，詩便會完滿的誕生了。鼎鈞先生有紮實的舊詩根抵，寫起新詩來自然游刃有餘，不會離題到那裡去。

不過根據我的經驗，詩是詩人整個人格的分身。詩人本身有什麼信仰，觀念，想法，甚至嗜好習慣都會原形畢露的從他的詩作中偷跑了出來。詩人是最不能撒謊又不會撒謊的動物。鼎鈞先生在信仰上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在身世上，一生都是在流浪；在學問上，做過副刊主編，寫過三十幾本書，而今是兩岸都承認的頂尖散文家。知道了這些背景資料，再去讀鼎鈞先生的詩作，就好像找到了一把他的大門鑰匙，便可在他的詩中處處找到寶藏了。

鼎鈞先生春秋鼎盛，作品也一日比一日多如雨後春筍。在台為他收集整理文稿的隱地兄，無意中發現他的新詩作品和一大推他自稱的「詩料」，也可單獨整理出一本集子，於是便和先生商量委以（有詩）為名出版，我想這可正合袁牧那句「但肯尋詩便有詩」的旨趣了。遂斗膽在孔夫子面前賣文，寫下了這麼幾句不成文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