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濬，字鞦嶽，又稱哲維，號壺舟，室名花隨人聖庵，生於清光緒十六年庚寅（1890或1891）。據高拜石《古春風樓瑣記》，黃濬本籍颱灣，其父黃彥鴻，字蕓淑，光緒十四年戊子科舉人，十六年庚寅科進士，簽分戶部主事，供職北京。光緒二十一年乙未颱灣淪日後，遂久居都下，把籍貫改為福建。黃濬十七歲畢業於京師大學堂譯學館，授舉人，七品京官。嘗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入民國，任北京政府陸軍部承政廳秘書科科員，交通部法規編纂員，交通部秘書，財政部僉事、秘書、參事。得汪精衛等人賞識，1932年8月，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薦至地位僅次於秘書長之簡任級機要秘書，得與聞密勿。1937年8月，以通日寇，父子俱伏法白門。

《花隨人聖庵摭憶》為民國時期齣版的一部筆記資料，原稿最初連載於《中央時事周報》，續刊於《學海》，起迄於1934年至1937年8月。積時既久，匯成巨帙。該書齣於福建侯官（今福州）黃濬之手，素被學界所重視。

有關《摭憶》成書經過，黃氏友人瞿兌之在該書序中曾說明原委，略謂，黃氏生前，將編定之“二巨帙”郵瞿；瞿“乃稍糾其筆誤數處，並誌所疑於眉端”。此稿隨為天津孔某藉閱。黃伏法後，孔某關河轉徙，但仍守信將原稿退瞿，還付黃傢。黃傢乃於北平付印，並乞瞿氏作序。序中未明言該書付印包含多少條目，亦未言印刷情形。該書之序寫於昭陽協洽之年（即癸未，1943年）。是為初版。初版僅印百部，未廣流傳，且非全編。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龍門書店高伯雨據1943年初版影印。該二種版本相同，僅收至1936年12月為止，全目347條。黃氏友人林熙稱，在黃被誅後，“很懷念這部筆記，深恐年深日久漸被消滅，而不知北平已有單行本也，因耗重資請人入某大學圖書館檢齣《中央時事周報》，以一年之力鈔為八大冊。未經印入單行本那部分文字，曾於1966年刊於《大華半月刊》，今又印單行本，名曰《補篇》雲”。

自《摭憶》一書行世以來，除非常歲月，學界之評價，實無大異。率皆持人書分論主張，即不以人廢言。刊印初版之黃澄懷、瞿兌之，以及居港之林熙，或為黃氏兄弟，或為生前舊雨，尚有某種親情故誼在（即此輩亦是《摭憶》成書之功臣），而與黃濬毫無關係者，若鄭逸梅、鄧雲鄉諸先生，亦高度評價該書之文史價值，促成重新刊印。上世紀六十年代，旅美房兆楹教授（美國恒慕義《清代名人傳略》之主要撰稿人），對香港龍門書店老闆周康燮“竭力推薦”此書，謂“它的史料價值很高，而且在近五十年來用文言寫的筆記中，堪稱首屈一指，實在值得予以翻印，供給學術工作者參考”。因而周氏決定影印發行。

中國大陸學者，陳寅恪先生當是最早肯定《摭憶》史料價值之一人。陳著《寒柳堂未定稿》記述：日本投降，“重返清華園，始得讀鞦嶽之書，深賞其暘颱山看杏花詩‘絕艷似憐前度意，繁枝留待後來人’之句，感賦一律”。“鞦嶽坐漢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殺。然今日取其書觀之，則援引廣博，論斷精確，近來談清代掌故諸著作中，實為上品，未可以人廢言也。”在《寒柳堂未定稿》（補）中，陳先生弟子劉適（石泉）引黃萱函稱：“陳師對於黃鞦嶽的摭憶備極贊賞，他說：‘鞦嶽雖坐漢奸罪死，不當以人廢言’”。迨晚歲擬《寒柳堂未定稿》時收入此詩，題目改稱《丁亥春日閱花隨人聖庵深賞其遊暘颱山看杏花詩因題一律（一九四七年春）》。約二十年間，他無改固常，堅持人書分論之初衷。

黃濬少年入京，自謂居北京三十年，熟習北方風土人情。既入世，同權宦顯要，前輩名公相接席，周鏇唱和，殆無虛日。耳食既多，目見益廣，對清代民國之史事掌故與夫人物軼事，詳為記述，或加考訂，或予議評。推而及之，遠及上古，旁涉海外，於軍國大政、宮廷秘史、財政金融、人際交往、旅遊山水、生産環保乃至社會萬象，林林總總，匪特內容豐富、議有見地，且文字生動，委婉傳神，足稱洋洋大觀。說者謂，其“所據資料，除雜采時人文集、筆記、日記、書劄、公牘、密電以及有關的一些外國人著述外，亦多本人親自經曆和目睹耳聞者”，故有裨史事，良可徵引；“瞿兌之推重該書謂‘與夫交遊蹤跡，盛衰離閤，議論酬答，性情好尚，而一時政教風俗之輪廓，亦顯然如繪畫之畢呈’，倫比洪邁之《容齋隨筆》，確非諛詞”。《摭憶》一書作為筆記史料之價值，已可概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