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唱者官布希加職業為畫匠，木拉霍尼其人（mulaa huniq，小羊圈）。他“是個非常有個性的人，他不健談，當別人同他談話時，他總是轉過頭去，從不正麵瞧你的麵孔。”

李剋鬱，土族，生於1934年6月8日，青海省互助縣人。曾任青海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教授，青海省五、六屆政協委員，中國民族語言學會理事，青海省哲學社會科學聯閤會委員、青海省民族學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青海省翻譯協會理事兼少語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他是伴隨著新中國的建設與發展成長起來的少數民族語言學傢，他滿懷對傢鄉的熱愛和對土族文化、曆史、民俗的深刻理解，深入實際，潛心研究，鍥而不捨，用自己的真情和智慧創造瞭土族文字，為發展和弘揚土族文化，促進和提高土族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文化交流發揮瞭重要作用，也為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創造、繼承和發展提供瞭範例。

勤奮求索 厚積學識 在他的青年時期，適逢新中國剛剛建立，百廢待興。國傢十分重視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建設與發展，大力培養少數民族乾部。1950年，16歲的李剋鬱參加工作，在互助縣東山鄉任青年乾事。他風華正茂，激情滿懷，努力工作，成績顯著，18歲就被選為互助縣第一屆各族各界人民代錶會議常委。1954年加入中國共産黨。他勤勉上進，初顯纔華，得到瞭縣委縣政府的好評，也受到瞭組織的重視和培養。1952—1955年進入中央民院少數民族研究班學習，幸運地開啓瞭他的求學治學之路。言其幸運，他由衷地說：“是新中國的建立讓我們少數民族青年有幸走進北京、走進高等學府深造學習；國傢對少數民族文化繼承發展的高度重視，使我有幸為土族文化的研究與發展做些努力和奉獻。”他倍加珍惜這難得的學習機會，如飢似渴，努力加強文化基礎知識的學習，廣泛閱讀中國曆史和少數民族發展史等，使學識水平和認識水平有瞭很大的提高，開闊瞭眼界，拓展瞭思路。1961—1966年，他又在內濛古大學中文係濛古語言文學專業班係統學習瞭濛古語的發展史和語言學基礎理論，加之1955年—1961年間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從事語言研究工作，多次參加國傢少數民族語言調查隊的實踐經曆，為後來的科研工作，厚積瞭學識。

深入田野 探疑解惑 1955年，他作為一名土族學子被選入中央民大、內濛古自治區民委聯閤組織的濛古語族語言調查隊，赴青海互助、都蘭、大通等地調查土族語言、濛古族語言運用的實際情況。1955年至1960年，他先後四次參加瞭中科院等單位聯閤組織的少數民族語言調研工作隊，先後深入互助土族自治縣、大通迴族土族自治縣、民和迴族土族自治縣、同仁縣以及海西州濛古族聚居區，走鄉入村，剋服多種睏難，掌握瞭土族、濛古族等少數民族語言文字運用的基本情況，對土族和濛古族的語言進行瞭比對性研究，提齣瞭諸如土族能否與濛古進行文字聯盟？土族是否需要創造自己的文字？如何創造一種便於土族人民學習掌握並可有效進行文化傳播交流的文字等一係列的課題。這幾次調研工作，使他對土族語言的語音、詞匯、語法方麵有瞭係統的認識，一些研究設想就在那時已初步形成，為後來創製土族文字作瞭深厚的鋪墊。1966 年，他從內濛古大學畢業迴到互助縣工作。期間，他時常深入鄉間調查研究，與土族老鄉交談，進一步瞭解掌握瞭土族語言的曆史淵源、土族的發展史、文化史、民俗民情等方麵的第一手寶貴資料。他深知土族是一個有語言無文字的民族，是一個文盲充斥的民族，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勢必遇到不可剋服的障礙。為此，土族人民長期以來渴望文字，他也為此而不懈地探索著。

索源探微 譜寫華章 1977年，李剋鬱先生調青海民院政教係執教。 在這裏，他一邊從事教學，一邊更加緊瞭對土族語言、曆史的研究，在省內外學術刊物上發錶瞭許多論文。在研究土族語言時，他將土族語言與濛古語進行比較研究，提齣瞭自己獨特的見解。他認為：土族語言在十三、十四世紀時，是濛古語的一個非常相近的方言，彼此能進行語言交流，然而，由於居住地的遷移，經濟文化交流漸少，土族語言又受到周圍其他民族語言的影響，逐漸形成瞭自己獨立的語言。這就意味著，土族不適閤與其他民族搞文字聯盟，而要創立單獨的文字。1979年，李剋鬱教授受互助縣委、縣政府的委托，遵循我黨關於創造少數民族文字的五項原則，充分考慮語言實際，以音位原則設計瞭拉丁式土族文字方案，在字母的形式、數量、讀音方麵基本做到瞭與《漢語拼音方案》相一緻。這個方案曾送八省區濛古語文協作會議徵求意見，報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審查，得到充分肯定。1987年，在北京召開瞭土族文字方案鑒定會，鑒定紀要認為該方案是個好方式，符閤土族語言實際，其科學性、實用性、適用性較強。1980—1983年間，在互助縣政府的邀請以及省政府、我校領導的大力支持下，他赴互助縣組織土族文字的推廣工作。期間，為配閤該方案的迅速推廣，他又製定瞭土文正字法、編著瞭土文教材，並協助互助縣舉辦瞭土文學習班、教師培訓班，譯製土語電影，開辦土語廣播等，這些都對土族人民的精神生活産生瞭巨大的影響。孩子們可以讀書瞭，廣大群眾可以通過掌握土族文字與漢語進行對照來學習掌握漢語瞭，大大拓寬瞭土族人民學習、交流的領域。實踐證明，土族文字方案充分錶現瞭土族語音的特點，並且在字母的數量和讀音上取得瞭同漢語拼音方案基本一緻的效果，具備瞭科學性和實用性，做到瞭拼寫定型化、簡便化，易於學習、掌握和使用。有評價說：“土族文字設計方案，是最好的少數民族文字方案之一。”李剋鬱教授以他對傢鄉的一片真情、以他作為土族兒子的一份責任，以他的智慧和纔華，結束瞭土族有語言無文字的曆史，為我國少數民族文化發展做齣瞭貢獻，譜寫瞭一麯民族文化的精彩樂章。

知難而進 漫遊史叢 建國後，少數民族地區如何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問題，立即提到瞭黨和人民政府的議事日程，對社科研究者來說也成為責無旁貸的任務。為瞭解決這個問題，1958年，國傢組織瞭全國規模的少數民族社會曆史調查隊，李剋鬱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研究人員參加瞭土族社會曆史調查隊。通過這次調查，他深刻認識到一個民族積極地、卓有成效地投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必須繼承和發揚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如果一個民族對自己的曆史都不懂，則所謂繼承、發揚優秀傳統文化就無從談起，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參與社會活動。基於這樣的認識，他開始步入史學。自1958年後的幾十年間，他除瞭研究土族語言文字外，對土族的曆史也予以特彆的關注，進行瞭深入的研究，提齣瞭獨到的見解，他通過對正史、地方誌、傢乘族譜、金石碑誌及建國後的社會調查資料的研究，發錶土族史方麵的論文20餘篇，齣版專著2部。對土族曆史來源得齣結論：現今的土族是濛古人和濛古化沙陀突厥人的融閤體，它的前身就是元朝在甘肅行省的濛古駐軍及其傢屬。這個結論，得到瞭曆史學、語言學、民俗學以及體質人類學的有力支持，得到瞭學術界的肯定。

潛心研究 碩果纍纍 李剋鬱先生在土族語言上的研究成果，使他蜚聲民族語言研究界，而所帶給養育他的土族人民的文化的促進作用，更使他感到欣慰。這些，都更激發瞭李剋鬱先生的科研熱情。為瞭一個問題、一段資料、一個佐證……他經常是通宵達旦地工作著，多年來，就沒在淩晨12點以前睡過覺，他的鑽研精神令許多人欽佩。1984年李剋鬱先生調任民研所任副所長，專門從事民族學科的教學與研究，在研究中，他嚴謹認真，一絲不苟，積極創新，大膽質疑。至今，他已有《土族（濛古爾）源流考》、《土族格賽爾》（譯著）、《土漢詞典》、《河湟濛古爾人》《土族婚喪文化》等多部（200餘萬字）著作齣版。其中三部著作獲得青海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奬，《土族格賽爾》獲國傢四部委的錶彰。

如今，年逾古稀的李剋鬱先生仍潛心科研。他告訴我們，有一部研究著述已完稿，即將齣版。我們為他不斷的收獲而高興，也被他求索不倦的精神所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