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中国当代的哲学家,政治活动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著名人物。长期以来，指引周恩来走上革命道路的人却不为一般民众所知。他就是一生波澜壮阔、充满传奇性的学者张申府。一九二零年，李大钊、陈独秀多次邀请他，共同讨论创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据张申府回忆，中共创建的时间不是一九二一年七月，而应是一九二零年八月，创建时的三人即为李大钊、陈独秀和张申府。中共建党后，张申府即离中国赴欧洲，陈独秀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是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发展党员。在欧洲的三年里，张申府介绍了后来成为中共核心领导人的周恩来、朱德入党。

张申府掌握英、法、德、俄、日、波兰六种文字，极具国际视野。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尚未毕业，就被校长蔡元培看中，破格聘他到北大预科学院教授逻辑。张申府也受到北大文科学院院长陈独秀的注意，应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中国新文化，唤醒国人灵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个把西方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罗曼·罗兰、罗丹、巴比赛、罗纳、伊本纳兹、罗素等翻译并介绍到中国。

一九二三年二月，张申府正在德国柏林，「少年中国共产党」于法国比扬古开会，集体投票开除了他的党籍。周恩来到柏林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感到突然，表示不能接受。他自认在欧洲的中国共产党人中的位置，一如陈独秀在中国国内共产党的地位。他一手创建巴黎小组，并领导柏林小组，为共产主义刊物《少共》筹集资金，怎么能对他如此「无理」呢？周恩来告诉他：「你太过高傲自满，群众有意见，给你一点打击。」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干预，开除张申府最终没有落实。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展开激烈争论，争论的议题是统一战线。多数人建议改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应同国民党结盟。张申府发言反对，相信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任务。

当时，湖南代表蔡和森说他幼稚可笑，他盛怒之下拂袖而去。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张，说自己虽投统一战线一票，但也赞同张的观点，劝张不要因一时冲动而退党。张申府没有听从，并终于没有回头。他说：「我脾气坏，赞成我的是多数，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是个宁折不弯的人，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宁弯不折。」

张申府再也没有回到共产党内。他研究理论，又很有操守，但只忠实于真理，而不能有丝毫妥协。他曾在《新青年》上以公开信的形式，批评在欧的中国工读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幼稚和自毁的狂热，要像英国和法国共产党人那样有学术生活。在他作为共产党员的五年生涯里，总是孜孜不倦地告诫他的同志，思想革命必须和社会革命同步前进，对共产主义的承担并不影响他启蒙的热情。他把自己视作播种者，但播的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思想。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向历史负责。

一九三七年，张申府已是救国会在华北的重要领袖之一。而救国会也成为后来的中国民主同盟的一支重要的进步力量。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的矛盾逐渐突出，中国的和平非常脆弱。张申府写了好几篇文章。他也直言不讳地批评执政党，质问内战双方：究竟是否还承认和平建国纲领为有效？是否必须惨杀多少无辜愚民之后才能使其有效？张申府的恳求，没人能听得进去。

一九四八年十月，张申府在储安平的《观察》上发表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这一下惹了大祸。张申府还记得，几个月前中共也作过这样的呼吁，但此时，战局已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在战场上已取得上风，正打得顺手。他仍在呼吁：「必须先民主了，然后才能和平；必须和平了，然后才能统一。」「戡乱不能止于乱，革命不能止于革……当真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该再打。」

张的《呼吁和平》发表一个月后，远在香港的民盟总部，以张申府「显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罪名，开除了他的盟籍。这和一九二三年的比扬古大会开除张申府党籍有些相似，同样都是以随意拼凑的方式，在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将其开除。

有所不同的是，前者有共产国际过问，决定终未成为事实。这一次是有即将夺取大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幕后支持，那是不可改变的。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前一次是大家不喜欢张申府的骄傲自大，便以这个理由开除他。这一次并不说出真实理由，而是以「人民」的名义开除他，戴帽子的政治倾向加强了。

接着，中共报纸《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痛斥张申府等卖身投靠」，罪名由「人民敌人」升级为「卖国贼」；由张申府一个人变成了「张申府等」。接着，已经带着子女到了解放区的张申府太太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离婚启事，与「人民公敌张申府」斩断关系。在香港，批判张申府的「打鬼活动」热火朝天。孟超一篇《张申府的狐狸》批判文章，称张申府的《和平呼吁》是他与国民党军政大员的二重奏、三重奏；是他民主画皮的最后落下，露出他真正的卖国本性；把张申府清理出民盟，一如清除卖国贼汪精卫；揭露张申府的狐狸尾巴，目的是把他赶回到他真正的主子身边。

这时，《观察》已被国民党封闭。张申府在北平仅存的无党派评论刊物《自由批判》上，发表题为《理性与狂妄》的文章。

张还是以哲学家的理性昭告世人：「我呼吁和平，目的是促进民主，虽然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必须尝试。我自十八岁参加革命起，我就忠实于我的信仰，机会主义的压力是不能使我改变的。」在中国，压力之下而不改变信仰，要付出怎样的代价，那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一九四九年以后，作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在生活上得到不错的照顾，但精神上的痛苦却是难以名状，他过着不准说话、不准写作的日子。事实上他已变成没有实体的存在。当只有一次讲话机会时，他无惧因言获罪。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章伯钧受批判，由毛泽东给他定性，无人敢替他说情，张申府却站出来说话了。他认为章伯钧无原则性错误；章伯钧所说的组织政治设计院，还是值得考虑的。

张申府成为右派，但拒不「悔过」。张申府像他胞弟、著名学者张岱年一样，活到邓小平和胡耀邦主导拨乱反正。一九八五年七月，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派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统战部的有关人士给张申府送了一篮荔枝，以表扬他对中共革命和祖国的贡献。老人感到十分意外，并感谢党对他个人的关怀。

七九年十一月，研究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史的美国专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会客厅，与八十六岁的张申府首次会面。其时，张申府已在中国公众视线中消失了整整三十个年头。首次会面，张申府就感叹「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随后的五年，他在他王府仓胡同的家中，多次接受舒衡哲的访谈，回首往事，再现当年情景。一位被中国革命史籍忽略的早期革命家，又走到公众面前，一个被紧闭的视窗，又重新打开，可惜的是，这一视窗打开得太晚，时间也太短。一九八六年六月，张申府去世，享年九十三岁，《人民日报》称他是「党的老朋友」。

其一生发表的关于哲学、政治、社会、人生的文章，不仅对当时社会进步思想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后人研究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编者张燕妮是作者的女儿。本书《编后记》：张申府先生一生著述甚丰，其中行世的多为哲学论文，散文、随感则鲜为人知。1931年，神州国光社曾刊过散文集《所思》，1986年，三联书店又再版重印，但印数有限，很快就销售一空。现应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之约，编者悉心收集了先生手稿和散见于书刊杂志中的散文，择其要者，略加整理，按发表的时间先后，辑成此书。张岱年作《序》。全书分《随感录》、《所思》、《重感》、《星期偶感》、《人间闲话》、《街头碎语》、《家常话》、《忆旧录》诸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