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F. W. Thomas， 1886—1956年），英国东方学家，治藏文、藏族史，著名的藏文学者。他具有极高的语言天赋，精通多种文字，如梵文、藏文等。在整理和研究敦煌古藏文文献方面，他是继普散之后，成绩最大的一位。尤其在敦煌藏文的社会历史文献方面，他所进行的辨认、解读、翻译、注释和考证，具有开创的功绩。

刘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杨铭，西南民族大学研究员，本名杨明，历史学硕士，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特约研究员，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托马斯古藏文研究名著的最新汉译汉注成果

❀内容简介：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是早为中国史学界，尤其是藏学、敦煌学和西域史地研究者所熟知的一部学术名著。这是英国杰出学者托马斯倾其一生才智贡献给学术界的一部力作，它既是具有第一手价值的珍贵文献史料，又是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增订本）是刘忠、杨铭两位作者对托马斯原书的汉译汉注本。

❀编辑推荐：

藏族在我国的民族大家庭中，是一个拥有独特文字和古老文献的优秀民族。英国收藏的西域出土古藏文文献，就代表其中古老文献的一部分。《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一书，是早为中国史学界，尤其是藏学、敦煌学和西域史地研究者所熟知的一部学术名著。这是英国杰出学者托马斯倾其一生才智贡献给学术界的一部力作，它既是具有第一手价值的珍贵文献史料，又是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悦 读

中译者序

藏族在我国的民族大家庭中，是一个拥有独特文字和古老文献的优秀民族，其文字和文献资料之古老和丰富在国内可以说仅次于汉族，堪居第二。英国收藏的西域出土古藏文文献，就代表其中古老文献的一部分。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一书，是早为中国史学界，尤其是藏学、敦煌学和西域史地研究者所熟知的一部学术名著。这是英国杰出学者倾其一生才智贡献给学术界的一部力作，它既是具有第一手价值的珍贵文献史料，又是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首先，此书的作者值得向读者介绍： F. W. 托马斯（F. W. Thomas， 1867—1956 年），为著名的英国东方学家、古藏文专家。奥里尔·斯坦因将第二次西域考古探险所获运回英伦后，特地邀请比利时著名学者普散（Vallée Poussin）和托马斯对其中的古藏文文书进行整理，从事编目、定名和研究。因此，托马斯从 20 世纪之初起，即致力于西域古藏文文献和写本的解读、翻译和研究。他在二三十年代陆续发表了一批长篇论著，研究成果卓著。在1935 年和 1951 年，他以《关于中国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为名先后集结出版了两卷专著。他是第一位将英藏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书中的精华部分，以拉丁字母转写形式公布于世的学者；同时，他还对如此大量的文书进行逐篇逐句解译、注释和研究。在第一、二卷的基础上，托马斯和他的同事，又于 1955 年和 1963 年，汇集和出版了第三、四卷，这两卷除了开头对第一、二卷做了“勘误和补充”外，主要是编成藏英词典性质的工具书，并附有完备的藏梵文和其他文种的词汇术语对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研究成果为后来的学者解读古藏文文书，开拓和铺平了道路。

托氏此书的出版，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尤其该书第二卷，汇集了五百余件珍贵的古藏文文书。吐蕃的历史资料在宗教方面是丰富的，而在社会历史方面极为难得。因此，此书的价值，与法国著名学者巴考（M.Bacot）和杜散（Ch. Toussant）编著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堪称姐妹篇。如果说后书是从纵向记述吐蕃王朝发展史的话，那么前书则是从横向反映了 7 世纪到 9 世纪中叶的吐蕃社会。中国学者通过此书，大致了解了英藏藏文文书的基本内容和学术价值。不少学者曾经孜孜不倦地研究、摘译和使用此书中的有关文书。 20 世纪 50 年代初，范文澜先生在编著《中国通史简编》的唐代和吐蕃史时，曾请王忠先生摘译有关部分，以便研究和引用，后来王忠先生在其《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一书中，再次引用了托马斯书中的若干土地文书。1986 年，王尧、陈践先生编著和出版了《吐蕃简牍综录》，他们虽称译文是由藏文直接翻译的，但其中的转写和复原，看来主要是依据此书的三百余枚简牍文书。

由于此书的文字艰深简古，翻译难度较大，令人望而却步，故长期以来一直无人通译此书。我从研究吐蕃史的需要出发，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研习此书，并陆续初译了全书。鉴于此书的纸写文书多系长篇，大部分无人问津，对简牍文书，也有必要让人们了解托马斯的译文和注释，因此决定修改出版。重庆博物馆副馆长杨铭先生从报刊上得知我正校注译稿后，希望参与本书的工作，并提供了部分章节的译稿，以供参考或使用。

为了保证翻译质量，力求达到准确，收到集思广益之效，特地邀约有关人员，参与各章节的翻译、校对和注释工作。应邀对此书各章进行译校的，先后有杨铭、董志勇、赵晓意、方琳、董越、罗卓云等；历史研究所老翻译家张书生先生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研究藏语文的罗秉芬先生在审阅本书时，在英文或藏文的译法上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在此特表谢意！翻译简牍文书时还参考了王尧、陈践先生的重要著作《吐蕃简牍综录》，从中受益匪浅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以托马斯的英译为依据，尽可能地吸收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英译与文书原文有出入处，凡中译者已发现并可断定者，处理之法有二：一是仍照英译，但在注中说明，如康吉（Sgam-dkyel）和图康（Thugs-skam），藏文意思是足智多谋，托氏译为大臣之名；二是照藏文译出，而在注中说明托氏如何英译，错在何处，如通颊，藏文为 Thong-kyab，系部落名称，托氏译为“瞭望塔”。再如所提康吉的同一文书中，有“君臣”提法，藏文为 Rje-blon，托氏译为高级大臣。此处中译先按英译，后加以注明。

可以肯定，中译者因水平所限，没有发现英译之错误处一定不少，因而难免照译不误，以讹传讹。随着藏文文书研究的深入，将原文和英译对照比较，一定会发现不少问题，会有纠错或批评的文章问世，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对中译文不准确处也欢迎阅者予以指正。考虑到托氏此书在国内所藏寥寥，不易见到，因而将原载于书中正文的藏文拉丁文转写集中摘出编入附录，以便研究时对照。

托氏此书，英文书名为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在中国，学者们对此书名的译法颇不一致，主要是对“Chinese Turkestan”这一命名有所置疑，有的学者将其译为“中国新疆”，但实际上敦煌又不在新疆，而在甘肃。因此我们借鉴国内相关论著命名的方法，将此书名译成《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如此书名或许能较为准确地反映书中的内容。

另外，书后还附上一文，介绍 F. W. 托马斯生平和学术贡献。

刘忠

2001 年 5 月 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