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F. W. Thomas， 1886—1956年），英國東方學傢，治藏文、藏族史，著名的藏文學者。他具有極高的語言天賦，精通多種文字，如梵文、藏文等。在整理和研究敦煌古藏文文獻方麵，他是繼普散之後，成績最大的一位。尤其在敦煌藏文的社會曆史文獻方麵，他所進行的辨認、解讀、翻譯、注釋和考證，具有開創的功績。

劉忠，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研究員。楊銘，西南民族大學研究員，本名楊明，曆史學碩士，西南民族大學西南民族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導師，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特約研究員，四川省有突齣貢獻的優秀專傢，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托馬斯古藏文研究名著的最新漢譯漢注成果

❀內容簡介：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是早為中國史學界，尤其是藏學、敦煌學和西域史地研究者所熟知的一部學術名著。這是英國傑齣學者托馬斯傾其一生纔智貢獻給學術界的一部力作，它既是具有第一手價值的珍貴文獻史料，又是具有開拓性的研究成果。《敦煌西域古藏文社會曆史文獻》（增訂本）是劉忠、楊銘兩位作者對托馬斯原書的漢譯漢注本。

❀編輯推薦：

藏族在我國的民族大傢庭中，是一個擁有獨特文字和古老文獻的優秀民族。英國收藏的西域齣土古藏文文獻，就代錶其中古老文獻的一部分。《敦煌西域古藏文社會曆史文獻》一書，是早為中國史學界，尤其是藏學、敦煌學和西域史地研究者所熟知的一部學術名著。這是英國傑齣學者托馬斯傾其一生纔智貢獻給學術界的一部力作，它既是具有第一手價值的珍貴文獻史料，又是具有開拓性的研究成果。

❀悅 讀

中譯者序

藏族在我國的民族大傢庭中，是一個擁有獨特文字和古老文獻的優秀民族，其文字和文獻資料之古老和豐富在國內可以說僅次於漢族，堪居第二。英國收藏的西域齣土古藏文文獻，就代錶其中古老文獻的一部分。現在呈現在讀者麵前的《敦煌西域古藏文社會曆史文獻》一書，是早為中國史學界，尤其是藏學、敦煌學和西域史地研究者所熟知的一部學術名著。這是英國傑齣學者傾其一生纔智貢獻給學術界的一部力作，它既是具有第一手價值的珍貴文獻史料，又是具有開拓性的研究成果。

首先，此書的作者值得嚮讀者介紹： F. W. 托馬斯（F. W. Thomas， 1867—1956 年），為著名的英國東方學傢、古藏文專傢。奧裏爾·斯坦因將第二次西域考古探險所獲運迴英倫後，特地邀請比利時著名學者普散（Vallée Poussin）和托馬斯對其中的古藏文文書進行整理，從事編目、定名和研究。因此，托馬斯從 20 世紀之初起，即緻力於西域古藏文文獻和寫本的解讀、翻譯和研究。他在二三十年代陸續發錶瞭一批長篇論著，研究成果卓著。在1935 年和 1951 年，他以《關於中國西域的藏文文獻和文書》為名先後集結齣版瞭兩捲專著。他是第一位將英藏西域古藏文社會曆史文書中的精華部分，以拉丁字母轉寫形式公布於世的學者；同時，他還對如此大量的文書進行逐篇逐句解譯、注釋和研究。在第一、二捲的基礎上，托馬斯和他的同事，又於 1955 年和 1963 年，匯集和齣版瞭第三、四捲，這兩捲除瞭開頭對第一、二捲做瞭“勘誤和補充”外，主要是編成藏英詞典性質的工具書，並附有完備的藏梵文和其他文種的詞匯術語對照。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的研究成果為後來的學者解讀古藏文文書，開拓和鋪平瞭道路。

托氏此書的齣版，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注意，尤其該書第二捲，匯集瞭五百餘件珍貴的古藏文文書。吐蕃的曆史資料在宗教方麵是豐富的，而在社會曆史方麵極為難得。因此，此書的價值，與法國著名學者巴考（M.Bacot）和杜散（Ch. Toussant）編著的《敦煌吐蕃曆史文書》堪稱姐妹篇。如果說後書是從縱嚮記述吐蕃王朝發展史的話，那麼前書則是從橫嚮反映瞭 7 世紀到 9 世紀中葉的吐蕃社會。中國學者通過此書，大緻瞭解瞭英藏藏文文書的基本內容和學術價值。不少學者曾經孜孜不倦地研究、摘譯和使用此書中的有關文書。 20 世紀 50 年代初，範文瀾先生在編著《中國通史簡編》的唐代和吐蕃史時，曾請王忠先生摘譯有關部分，以便研究和引用，後來王忠先生在其《新唐書吐蕃傳箋證》一書中，再次引用瞭托馬斯書中的若乾土地文書。1986 年，王堯、陳踐先生編著和齣版瞭《吐蕃簡牘綜錄》，他們雖稱譯文是由藏文直接翻譯的，但其中的轉寫和復原，看來主要是依據此書的三百餘枚簡牘文書。

由於此書的文字艱深簡古，翻譯難度較大，令人望而卻步，故長期以來一直無人通譯此書。我從研究吐蕃史的需要齣發，從 20 世紀 60 年代初開始研習此書，並陸續初譯瞭全書。鑒於此書的紙寫文書多係長篇，大部分無人問津，對簡牘文書，也有必要讓人們瞭解托馬斯的譯文和注釋，因此決定修改齣版。重慶博物館副館長楊銘先生從報刊上得知我正校注譯稿後，希望參與本書的工作，並提供瞭部分章節的譯稿，以供參考或使用。

為瞭保證翻譯質量，力求達到準確，收到集思廣益之效，特地邀約有關人員，參與各章節的翻譯、校對和注釋工作。應邀對此書各章進行譯校的，先後有楊銘、董誌勇、趙曉意、方琳、董越、羅卓雲等；曆史研究所老翻譯傢張書生先生和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研究藏語文的羅秉芬先生在審閱本書時，在英文或藏文的譯法上提齣瞭不少修改意見，在此特錶謝意！翻譯簡牘文書時還參考瞭王堯、陳踐先生的重要著作《吐蕃簡牘綜錄》，從中受益匪淺在此一並緻謝！

最後要說明的是，本書以托馬斯的英譯為依據，盡可能地吸收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英譯與文書原文有齣入處，凡中譯者已發現並可斷定者，處理之法有二：一是仍照英譯，但在注中說明，如康吉（Sgam-dkyel）和圖康（Thugs-skam），藏文意思是足智多謀，托氏譯為大臣之名；二是照藏文譯齣，而在注中說明托氏如何英譯，錯在何處，如通頰，藏文為 Thong-kyab，係部落名稱，托氏譯為“瞭望塔”。再如所提康吉的同一文書中，有“君臣”提法，藏文為 Rje-blon，托氏譯為高級大臣。此處中譯先按英譯，後加以注明。

可以肯定，中譯者因水平所限，沒有發現英譯之錯誤處一定不少，因而難免照譯不誤，以訛傳訛。隨著藏文文書研究的深入，將原文和英譯對照比較，一定會發現不少問題，會有糾錯或批評的文章問世，對此我們錶示歡迎；對中譯文不準確處也歡迎閱者予以指正。考慮到托氏此書在國內所藏寥寥，不易見到，因而將原載於書中正文的藏文拉丁文轉寫集中摘齣編入附錄，以便研究時對照。

托氏此書，英文書名為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在中國，學者們對此書名的譯法頗不一緻，主要是對“Chinese Turkestan”這一命名有所置疑，有的學者將其譯為“中國新疆”，但實際上敦煌又不在新疆，而在甘肅。因此我們藉鑒國內相關論著命名的方法，將此書名譯成《敦煌西域古藏文社會曆史文獻》，如此書名或許能較為準確地反映書中的內容。

另外，書後還附上一文，介紹 F. W. 托馬斯生平和學術貢獻。

劉忠

2001 年 5 月 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