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生物卷》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国中小学课程从清朝末年至今,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过程。回顾我国课程发展的这段历史,探讨其发展规律,对研究中小学课程改革是十分重要的。中小学课程的核心是课程目标、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和要求。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课程目标、课程设置、内容和要求主要反映在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里,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将百年来反映我国课程发展的主要资料汇集在一起,为广大课程研究人员以及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研究我国中小学课程改革提供一些帮助。
我国近百年来中小学课程的管理均采取中央集权制,中小学的课程目标、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和教学要求等都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的,以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名义颁布,作为全国中小学教育教学的依据。清朝末年,政府先后颁布了两个“学堂章程”,其中对中小学的学制、教学时间、各年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都作出了规定。民国初年,中央政府是通过“中小学校令”及其相关的教则或施行规则来统一学校课程。1922年以后直至1949年以前,关于中小学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教学要求等都体现在中央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课程标准”中。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是以教育部或国家教委的名义颁发中小学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为使这套资料完整准确地反映我国中小学课程发展的全貌,我们将课程(教学)计划卷列为首卷,各学科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分编成14卷,共15卷。1949年以前革命根据地的资料暂缺。台湾、香港、澳门的资料暂缺。
为了使选编的资料客观地反映我国中小学课程发展的历史,我们力求保持资料的原貌,书中所选的资料基本上是政府正式发布的文件。由于技术等原因,原件中存在一些字词、标点等方面的错漏,编者除对个别影响阅读理解的地方作了必要的注释和改动外,全部按原文选录,其中,1922年以前的资料主要选自舒新城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其余资料全部为教育部或国家教委的文件。为了简便,关于选文的出处,各卷不再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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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一个文化人类学研究者的视角来审视这套汇编,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时间褶皱”的绝佳视角。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本身就是一种仪式化的文本,它们规定了什么是“被认可的知识”,什么又是“被遗忘或禁止的知识”。翻阅这些不同年份的版本,如同穿越时空隧道,每跨越十年,就能听到时代风潮对教室内部的巨大冲击声。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在某些年份的教学大纲中,对于历史和文学的选择具有极强的排他性,许多经典的、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品被悄无声息地剔除,取而代之的是单一叙事。这种“知识的截肢”行为,对个体心智的塑造具有深远的影响,它塑造了一种特定世代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理解模型。这套汇编并非简单的文件集合,它是一部关于“集体记忆构建与清除”的编年史,它用一种极其冷静和官方的口吻,记录了国家机器如何系统性地介入到个体的认知结构中,其力度和精确性,远比直接的政治宣传文本更具隐蔽性和持久的效力。
评分这套汇编简直是教育史研究者的宝藏啊!光是翻阅目录,就能感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领域那股持续不断的探索和变革的洪流。我特别关注1950年代初期的那批课程设置,它们明显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烙印和对“新中国人民”塑造的迫切愿景。比如,语文教学中对革命诗歌和扫盲读本的侧重程度,与后来的“双基”教学目标有着微妙但关键的差异。更令人玩味的是,不同历史时期对“劳动教育”的定义和在课时分配上的权重变化。在某些激进的年份,几乎所有学科的教学大纲都渗透着政治宣传的痕迹,这种“全面开花”的局面,清晰地勾勒出了国家对教育资源的集中调配能力。对比那些较为宽松的时期,比如“文革”前后的短暂调整,会发现即使在相同的政治框架下,地方教育部门在具体实施细则上依然存在着因地制宜的微调空间。这套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展示了“教什么”,更在于通过这些官方文件的演变,让我们得以窥见不同历史节点下,权力意志如何层层渗透、最终形塑出千千万万中小学生的日常学习图景。每一个大纲的修改,背后都是一次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再定位,这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韧性与变迁,提供了极其坚实的一手材料。
评分说实话,这份资料的学术价值远超其作为普通阅读材料的价值。我主要关注的是其中对“地方性课程”和“民族教育”部分的处理。在大部分中央颁布的大纲中,这种地方差异往往是以“补充材料”或“灵活处理”的面目出现的,但这些汇编收录了一些地方版本的教学计划,哪怕只有零星的片段,也足以让人兴奋。比如,某边疆省份的自然常识课是如何将当地的动植物和地理环境融入到基础科学概念中的,这和内地平原地区的教学内容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揭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在统一的教育标准下,如何平衡国家认同的建构与多元文化的尊重。同时,也观察到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地方性内容的引入似乎受到了更严格的审查和控制,其目的是为了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绝对主导地位。对于研究教育公平和文化适应性的学者而言,这套书提供了极具穿透力的原始数据,让我们能够细致地剖析“一纲多教”现象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
评分这份汇编给我的最大震撼,是关于“义务教育”概念的渐进式确立过程。在早期,特别是在建国初期,教育的首要目标是扫除文盲和培养工农骨干,课程设计是功利且直接的。随着国家经济基础的稍微稳固,我们才能看到对“全面发展”的讨论开始浮现,这体现在理科和文科的比例调整、艺术和体育课程的微小复苏上。然而,这种复苏往往是脆弱的,一旦遇到外部冲击,首先被削减的还是这些“非核心”科目。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小学算术教学大纲”和“中学化学教学大纲”在知识深度和广度上的差异,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对人才选拔标准的变化轨迹。早期的教学更注重对基础技能的反复操练,而到了后期,则开始追求对概念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这映射了社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提升。它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合格公民”的期待究竟是什么,那种从生存导向到发展导向的缓慢爬升过程,被这些冰冷的文档细致地记录了下来。
评分作为一个深耕于课程改革实践多年的教师,我对这套汇编的实用价值给予高度肯定,但同时也有一些使用上的困惑。首先,这些大纲和标准往往是宏观的指导性文件,它们在转化为一线教师的实际教案时,中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损耗”和“解释空间”。例如,某个时期强调“启发式教学”,但并未详细说明如何处理一个容纳了四十多个学生、教学资源极度匮乏的乡村教室的实际情况。因此,单纯拿着这些文件去复盘过去,很容易陷入“理想模型”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张力。我尝试着去寻找一些附带的实施细则或教师手册的残篇,但很遗憾,这些汇编主要聚焦于“标准”本身。其次,这些文件的版本更迭速度极快,尤其在特定年代,一个大纲可能只执行了几个学期就被新的精神取代,这使得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知识体系传承脉络变得异常困难,更像是碎片化的“教育运动史”。它更像是一个严肃的博物馆藏品陈列,而非一本可以随时翻阅、指导我们当下改进教学的工具书,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业背景才能从中提炼出真正有益于现代教学理念吸收的“智慧结晶”。
评分怎么这个学校还在用这么旧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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