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良，1942年7月生，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承担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4项、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课题10余项，有13项科研成果获省人民政府奖。出版《茅盾小说论》《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论》《王嘉良学术文集》等学术著作20余部。1993年获全国首届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二等奖，同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重评茅盾——理性审视茅盾的人生之路

☆对中国现代文学大家茅盾，人们向来都有很高评价，但自“重写文学史”以来，对茅盾的研究与评价却发生严重倾斜，于是就有对茅盾的种种误读，诸如作家评价的单一政治阐释、“纯文学标准”的评价错位、评论作家的单向思维模式等。由此看来，将作家置于20世纪中国复杂文化语境中进行分析，至关重要。透过对茅盾的历史审视，我们从这位文学大家的艺术选择中，看到了作为人文知识者的作家不可或缺的现实关怀和历史担当，折射出现实主义在中国有着最广阔的前景。

☆精彩试读

绪论 被误读的茅盾

对中国现代文学大家茅盾的研究，曾一度成为“显学”，以往“鲁、郭、茅”之说，便是将其标举为超一流作家，对其的研究也必呈现出活跃气势。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新时期头十年，甚至再往前看：从20 世纪30 年代以厚重的《子夜》等作品称雄新文坛以来，茅盾一直享受的是“一流”作家的礼遇，获得的是作为新文学旗帜性人物之一的赞誉，自然历来备受人们关注；其受到读者、评论者和研究者的好评也会大大超越其他现代作家，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其“历史性评价”之高，当然也非除鲁迅之外的其他作家所可比拟。

然而，自20 世纪80 年代末期“重写文学史”以来，现代文学史和现代作家被重评、重估，特别是对曾长时期主宰中国新文学潮流的现实主义文学多持异议，对茅盾的研究与评价必发生严重倾斜。从那时起，研究已从高端跌入低谷：不但研究数量锐减，而且对茅盾的评价出现大幅度转弯，以往的超一流定位，此时已受到质疑，对其的批评则多有所见，明显的例证是将其列为“重写文学史”的首先被重评对象；直至90 年代初期的“20 世纪十大小说家”排名，主事者将茅盾革出中国现代小说家的“十强”行列，使其由位列“三甲”到走不进小说家前十的位置，一举推翻此前数十年几乎已有“定评”的排位，文学历史的重写未有如此严酷者，此事必定在读者和学术界引起强烈轰动。

对一个作家的评价产生争议，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但对茅盾评价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而且这几乎是在其“身前”与“身后”的倏忽之间发生，这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笔者以为，对茅盾的评价出现巨大落差，并由此及于当下茅盾研究的冷落，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对于中国20 世纪文学研究而言，一个曾对中国文学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家，一个曾以厚重著作傲世的新文学代表人物，一个一度左右新文学历史发展的强劲文学潮流的推助者，无论如何都是绕不过去的存在，对茅盾这样重要研究对象的“缺席”和对其做出的轻率评判，并不利于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事实已经证明，基于当下的研究现状及其自身固有的研究价值，深入研究茅盾的必要性已在逐步显现：一方面，尽管以往已对茅盾的各个领域都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在今天看来，许多话题的研究并没有真正的深入，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对茅盾现象的“误读”；另一方面，因对茅盾评价的争议又会引发出新的话题，形成新的茅盾研究生长点。诸如对一个新文学时期“重量级”作家的评价何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差，个中映现出怎样的历史复杂性；茅盾在20世纪复杂文化语境中形成的“矛盾”人生，对其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如何评价其建构的独特文学创作模式；等等，这些都有待做更深入的探究与阐释。当然，研究并不主要在于对“席位”的评价，重要的应是对其历史价值的论定，论价值也不是顺着以往“历史性评价”的思路，以单纯的“历史必然性”评说复杂文学现象，倒是需要放置在特定历史背景中做出科学的分析

与评价，需要对作家实现价值的可能性和未及性都做出准确的估量，从而达到作家自身固有价值还原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借此可以厘清文学史上许多复杂的文学现象和理论问题，尽可能实现文学史经验的有效总结。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茅盾做科学的历史评价，将其置于20 世纪中国复杂文化语境中进行审视与分析，至关重要。作家评价的历时性差异，常常来自不同时期文学或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亦受制于人们审视文学问题采取不同的评判标准。或因时过境迁、主流话语的变异导致对作家评价出现反差，或是离开具体历史背景抽象地谈论政治问题或审美问题造成评价的错位，常常难以避免。由是，对作家的科学评价，置于特定历史背景中的历史性审视就非常必要。正如列宁所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实则是回到历史现场，考量作家在“历史的具体性”中是如何把握历史的前进方向实现自己的价值，审察作家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做出自己应有的选择和相应的建树，唯如此，方能准确估量作家实现价值的可能性和未及性，对作家的评价才更具历史合理性。以往对茅盾的评价出现强烈反差，一个显在的事实是偏离历史文化语境，割裂历史，孤立地、抽象地谈论文学问题和学术问题。有研究者提出，对茅盾这样作家的评价，打破习以为常的定论，必须破除“政治和学术上的种种偏见”，或者欲以“纯文学的标准”或“审美标准”重新审视作家。这样的要求诚然是合理的，已有的“定论”缺乏历史合理性，必须予以打破也是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问题是：离开特定历史文化语境评论作家，尤其是在面对20 世纪中国文化语境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作家实际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其做出合理评估，是值得怀疑的。由于偏离历史文化语境，在以往的茅盾研究中，事实上已造成了对茅盾和“茅盾现象”的种种误读，笔者以为，下述几种是较有代表性的。

“误读”之一：作家评价的单一政治阐释

对茅盾的科学评价，着眼于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复杂性，着眼于由“矛盾”人生构成的复杂茅盾“个体”的认知，看待其在中国特定政治文化中的文学路径选择，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以往造成对茅盾的“误读”，一个重要因素是作家评价的单一政治阐释，并将此推向极端，只以“政治”为标识品评其思想与创作，于是便产生以政治的涨落确定对作家的评价：政治文化高扬时，茅盾有很高的地位，反之则一落千丈。对《子夜》的评价是一个典型例证：当政治主宰一切时，阐释这个文本的价值强调的就是那个揭示中国社会性质的政治性主题，其重要艺术价值往往被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一旦主流话语发生变异，那个政治性主题不再被强调时，茅盾的这个作品（甚至包括其构筑的整个艺术大厦）就会在人们心目中动摇，而认为茅盾的创作仅以政治理念取胜的评论则会大行其是。这种因“政治上的偏见”所导致的“学术上的偏见”，将复杂的文化现象和复杂的作家“个体”做简单化处理，与科学评价相去甚远是势所必然。至 葇少下述两种单一政治阐释的偏向是有待纠正的

一种偏向是作家身份的单一政治认同。毋庸讳言，基于茅盾独特的文化接受和人生道路选择，他的确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政治色彩浓厚、政治身份鲜明的作家。通常对茅盾形象的描述，是集革命家、政治家与文学家于一体，这是大致不错的，但对许多中国现代作家也可做出这样的描述（如鲁迅、郭沫若等），非独以茅盾为然，这说明：文学与政治结缘，作家显出不同程度的政治化倾向，甚至承担多种社会角色，恰恰是独特中国文化语境中形成的一种作家角色的突出表征。20 世纪中国文化呈现出这样一种动态结构：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转型，在中西文化的激烈冲撞中变革，在空前的社会大变动中转化。在这错杂的情势面前，一切文化人都需要经受检验而决定其弃取，其人生道路的择定也无不受制于此。于是作家与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产生内在的关联，几乎是无可避免的。这是我们考量现代作家与政治结缘的前提。然而，20 世纪的中国文化人，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他们都有着各自的文化接受和积淀，有着他们对现实政治的独特参与方式，其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审视，以及长期知识积累所形成的一整套观念系统，总是显出独立判断和不随流俗的一面；而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动态结构又使他们的观念处于非恒定状态中，常常因现实情势的转换而有所转换，于是就有所谓的历史复杂性和“文化人”自身的复杂性。许多现代作家的“三位一体”形象，都有着各自的呈现方式，这是我们考察作家与政治发生关系的一个重要视点。看待茅盾亦然，注意到其与中国政治文化无须回避的关联性，又审察其在独特文化语境中“个体”的独特呈现方式，方能获得对其在复杂文化语境中真实面目的确切认知。尤其是后者，当我们全面审视茅盾的人生历程和文学活动时，不难发现其充满“矛盾”的人生及文化思想、文学选择。在中国20世纪变幻莫测的思想文化背景上，茅盾的文化思想、文学选择并不单一，而是经历了曲折起伏，显出丰富的内涵与斑斓的色彩。诚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茅盾其人及其构筑的文本世界，“并不像有人说的是简而明的理性图式，它的整体艺术风貌是特异与复杂的。各种矛盾冲突错综地交织在一起，不同的情绪和心态交混在一起，人生的复杂和人心的深度交融在一起”。如此复杂样态，岂是一个“政治化”的茅盾所能涵括的？茅盾研究中作家身份的单一政治认同，似乎是讳言政治的，不能容忍作家与政治发生关联，或是离开作家“个体”的独异性评述其政治身份和政治色彩，不去考量其以独特参与方式把握政治的特色和可能取得的成就，其实恰恰是一种“政治和学术上的偏见”。

另一种偏向，是多重文化思想的单一政治观照。科学评价现代作家的文化或文学思想及其文学创作的政治文化内涵，努力避免对20 世纪中国文化复杂政治内涵的单一性理解，也很有必要。政治文化的复杂性在于：由于其交织着历史、现实、社会、民族、阶级、阶层、政治、经济等诸种复杂因素，便会呈现出人们对其复杂状况认知的差异和不同“政治态度”，因而，对作家政治文化观念的科学描述与评价，就必须将其置于特定文化语境中，看取其用独有的政治文化视角阐释政治的态度与方式，从而对其文学思想、文学创作的政治文化蕴含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估。这里，重要的是避免以单一的意识形态评说政治文化。以往的茅盾研究，以流行的意识形态观念品评其创作的社会政治蕴含，就会导致对问题的狭隘理解。例如对《子夜》政治性主题的强调，就是用“制度”“道路”之类带有非常强烈意识形态性的政治文化观念进行阐释，势必限制人们对这个作品深层价值意义的发掘。如果换一种评论视角，对政治文化内涵有更拓展的认识，即按照“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观点，去阐释茅盾创作的政治文化蕴含，不难理解政治文化实有丰富的内涵，对茅盾作品的解读也应有更拓展的认识。作为政治意识较为强烈的作家，茅盾堪称是典型的“特定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的文学表达者。其创作表达的政治文化意义，便是有效运用了他在长期社会实践和知识积累中形成的对历史和现实政治的独特理解，不但有“阶级政治”的阐释，更大量的是“民族政治”阐释，以表现本民族的社会历史进程和一个特定时期的民族政治内涵，从而显出创作蕴含了多重政治文化意义。《子夜》是个范例，尽管小说叙事也关乎主义、道路之类的政治性命题，但细察作品的深层内核，探讨的其实是国家、民族命题，即透过对民族资本家艰难命运的描写，联系着他一以贯之的关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宏大主题的思索。对此，笔者曾有专文论述a ，此处不赘。这里只想指出的是，倘若能按并不单一的政治文化观念去理解，就不会做出茅盾的政治叙事过于偏狭的评判，也不至于产生更多的误读、误评。现在看来，纠正对茅盾创作评论的政治偏见，调整政治阐释视角，实在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