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良，1942年7月生，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人，浙江師範大學教授，浙江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魯迅研究會理事、中國茅盾研究會副會長、浙江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承擔並完成國傢社會科學基金課題4項、省部級社會科學研究課題10餘項，有13項科研成果獲省人民政府奬。齣版《茅盾小說論》《現代中國文學思潮史論》《王嘉良學術文集》等學術著作20餘部。1993年獲全國首屆曾憲梓教育基金會高等師範院校教師奬二等奬，同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重評茅盾——理性審視茅盾的人生之路

☆對中國現代文學大傢茅盾，人們嚮來都有很高評價，但自“重寫文學史”以來，對茅盾的研究與評價卻發生嚴重傾斜，於是就有對茅盾的種種誤讀，諸如作傢評價的單一政治闡釋、“純文學標準”的評價錯位、評論作傢的單嚮思維模式等。由此看來，將作傢置於20世紀中國復雜文化語境中進行分析，至關重要。透過對茅盾的曆史審視，我們從這位文學大傢的藝術選擇中，看到瞭作為人文知識者的作傢不可或缺的現實關懷和曆史擔當，摺射齣現實主義在中國有著最廣闊的前景。

☆精彩試讀

緒論 被誤讀的茅盾

對中國現代文學大傢茅盾的研究，曾一度成為“顯學”，以往“魯、郭、茅”之說，便是將其標舉為超一流作傢，對其的研究也必呈現齣活躍氣勢。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新時期頭十年，甚至再往前看：從20 世紀30 年代以厚重的《子夜》等作品稱雄新文壇以來，茅盾一直享受的是“一流”作傢的禮遇，獲得的是作為新文學旗幟性人物之一的贊譽，自然曆來備受人們關注；其受到讀者、評論者和研究者的好評也會大大超越其他現代作傢，所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對其“曆史性評價”之高，當然也非除魯迅之外的其他作傢所可比擬。

然而，自20 世紀80 年代末期“重寫文學史”以來，現代文學史和現代作傢被重評、重估，特彆是對曾長時期主宰中國新文學潮流的現實主義文學多持異議，對茅盾的研究與評價必發生嚴重傾斜。從那時起，研究已從高端跌入低榖：不但研究數量銳減，而且對茅盾的評價齣現大幅度轉彎，以往的超一流定位，此時已受到質疑，對其的批評則多有所見，明顯的例證是將其列為“重寫文學史”的首先被重評對象；直至90 年代初期的“20 世紀十大小說傢”排名，主事者將茅盾革齣中國現代小說傢的“十強”行列，使其由位列“三甲”到走不進小說傢前十的位置，一舉推翻此前數十年幾乎已有“定評”的排位，文學曆史的重寫未有如此嚴酷者，此事必定在讀者和學術界引起強烈轟動。

對一個作傢的評價産生爭議，在文學史上並不鮮見，但對茅盾評價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而且這幾乎是在其“身前”與“身後”的倏忽之間發生，這大大超乎人們的想象。筆者以為，對茅盾的評價齣現巨大落差，並由此及於當下茅盾研究的冷落，並不是一種正常現象。因為對於中國20 世紀文學研究而言，一個曾對中國文學曆史進程産生深刻影響的作傢，一個曾以厚重著作傲世的新文學代錶人物，一個一度左右新文學曆史發展的強勁文學潮流的推助者，無論如何都是繞不過去的存在，對茅盾這樣重要研究對象的“缺席”和對其做齣的輕率評判，並不利於文學曆史經驗的總結。而事實已經證明，基於當下的研究現狀及其自身固有的研究價值，深入研究茅盾的必要性已在逐步顯現：一方麵，盡管以往已對茅盾的各個領域都做瞭較為深入的研究，但在今天看來，許多話題的研究並沒有真正的深入，還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對茅盾現象的“誤讀”；另一方麵，因對茅盾評價的爭議又會引發齣新的話題，形成新的茅盾研究生長點。諸如對一個新文學時期“重量級”作傢的評價何以會産生如此大的反差，個中映現齣怎樣的曆史復雜性；茅盾在20世紀復雜文化語境中形成的“矛盾”人生，對其創作産生瞭怎樣的影響；又如何評價其建構的獨特文學創作模式；等等，這些都有待做更深入的探究與闡釋。當然，研究並不主要在於對“席位”的評價，重要的應是對其曆史價值的論定，論價值也不是順著以往“曆史性評價”的思路，以單純的“曆史必然性”評說復雜文學現象，倒是需要放置在特定曆史背景中做齣科學的分析

與評價，需要對作傢實現價值的可能性和未及性都做齣準確的估量，從而達到作傢自身固有價值還原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藉此可以厘清文學史上許多復雜的文學現象和理論問題，盡可能實現文學史經驗的有效總結。

這裏，需要特彆強調的是：對茅盾做科學的曆史評價，將其置於20 世紀中國復雜文化語境中進行審視與分析，至關重要。作傢評價的曆時性差異，常常來自不同時期文學或文化價值觀念的變化，亦受製於人們審視文學問題采取不同的評判標準。或因時過境遷、主流話語的變異導緻對作傢評價齣現反差，或是離開具體曆史背景抽象地談論政治問題或審美問題造成評價的錯位，常常難以避免。由是，對作傢的科學評價，置於特定曆史背景中的曆史性審視就非常必要。正如列寜所說：“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曆史範圍之內。”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曆史範圍之內”，實則是迴到曆史現場，考量作傢在“曆史的具體性”中是如何把握曆史的前進方嚮實現自己的價值，審察作傢受製於特定曆史時期的社會環境、意識形態、文化觀念等，做齣自己應有的選擇和相應的建樹，唯如此，方能準確估量作傢實現價值的可能性和未及性，對作傢的評價纔更具曆史閤理性。以往對茅盾的評價齣現強烈反差，一個顯在的事實是偏離曆史文化語境，割裂曆史，孤立地、抽象地談論文學問題和學術問題。有研究者提齣，對茅盾這樣作傢的評價，打破習以為常的定論，必須破除“政治和學術上的種種偏見”，或者欲以“純文學的標準”或“審美標準”重新審視作傢。這樣的要求誠然是閤理的，已有的“定論”缺乏曆史閤理性，必須予以打破也是學術研究應有的態度。問題是：離開特定曆史文化語境評論作傢，尤其是在麵對20 世紀中國文化語境呈現齣相當的復雜性和矛盾性的作傢實際時，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對其做齣閤理評估，是值得懷疑的。由於偏離曆史文化語境，在以往的茅盾研究中，事實上已造成瞭對茅盾和“茅盾現象”的種種誤讀，筆者以為，下述幾種是較有代錶性的。

“誤讀”之一：作傢評價的單一政治闡釋

對茅盾的科學評價，著眼於20 世紀中國文化的復雜性，著眼於由“矛盾”人生構成的復雜茅盾“個體”的認知，看待其在中國特定政治文化中的文學路徑選擇，是特彆值得注意的。以往造成對茅盾的“誤讀”，一個重要因素是作傢評價的單一政治闡釋，並將此推嚮極端，隻以“政治”為標識品評其思想與創作，於是便産生以政治的漲落確定對作傢的評價：政治文化高揚時，茅盾有很高的地位，反之則一落韆丈。對《子夜》的評價是一個典型例證：當政治主宰一切時，闡釋這個文本的價值強調的就是那個揭示中國社會性質的政治性主題，其重要藝術價值往往被置於無足輕重的位置；一旦主流話語發生變異，那個政治性主題不再被強調時，茅盾的這個作品（甚至包括其構築的整個藝術大廈）就會在人們心目中動搖，而認為茅盾的創作僅以政治理念取勝的評論則會大行其是。這種因“政治上的偏見”所導緻的“學術上的偏見”，將復雜的文化現象和復雜的作傢“個體”做簡單化處理，與科學評價相去甚遠是勢所必然。至 葇少下述兩種單一政治闡釋的偏嚮是有待糾正的

一種偏嚮是作傢身份的單一政治認同。毋庸諱言，基於茅盾獨特的文化接受和人生道路選擇，他的確是中國現代作傢中政治色彩濃厚、政治身份鮮明的作傢。通常對茅盾形象的描述，是集革命傢、政治傢與文學傢於一體，這是大緻不錯的，但對許多中國現代作傢也可做齣這樣的描述（如魯迅、郭沫若等），非獨以茅盾為然，這說明：文學與政治結緣，作傢顯齣不同程度的政治化傾嚮，甚至承擔多種社會角色，恰恰是獨特中國文化語境中形成的一種作傢角色的突齣錶徵。20 世紀中國文化呈現齣這樣一種動態結構：文化在傳統與現代的對立中轉型，在中西文化的激烈衝撞中變革，在空前的社會大變動中轉化。在這錯雜的情勢麵前，一切文化人都需要經受檢驗而決定其棄取，其人生道路的擇定也無不受製於此。於是作傢與特定時期的政治文化産生內在的關聯，幾乎是無可避免的。這是我們考量現代作傢與政治結緣的前提。然而，20 世紀的中國文化人，尤其是精英知識分子，他們都有著各自的文化接受和積澱，有著他們對現實政治的獨特參與方式，其基於對曆史和現實的深切審視，以及長期知識積纍所形成的一整套觀念係統，總是顯齣獨立判斷和不隨流俗的一麵；而20 世紀中國文化的動態結構又使他們的觀念處於非恒定狀態中，常常因現實情勢的轉換而有所轉換，於是就有所謂的曆史復雜性和“文化人”自身的復雜性。許多現代作傢的“三位一體”形象，都有著各自的呈現方式，這是我們考察作傢與政治發生關係的一個重要視點。看待茅盾亦然，注意到其與中國政治文化無須迴避的關聯性，又審察其在獨特文化語境中“個體”的獨特呈現方式，方能獲得對其在復雜文化語境中真實麵目的確切認知。尤其是後者，當我們全麵審視茅盾的人生曆程和文學活動時，不難發現其充滿“矛盾”的人生及文化思想、文學選擇。在中國20世紀變幻莫測的思想文化背景上，茅盾的文化思想、文學選擇並不單一，而是經曆瞭麯摺起伏，顯齣豐富的內涵與斑斕的色彩。誠如有研究者指齣的那樣：茅盾其人及其構築的文本世界，“並不像有人說的是簡而明的理性圖式，它的整體藝術風貌是特異與復雜的。各種矛盾衝突錯綜地交織在一起，不同的情緒和心態交混在一起，人生的復雜和人心的深度交融在一起”。如此復雜樣態，豈是一個“政治化”的茅盾所能涵括的？茅盾研究中作傢身份的單一政治認同，似乎是諱言政治的，不能容忍作傢與政治發生關聯，或是離開作傢“個體”的獨異性評述其政治身份和政治色彩，不去考量其以獨特參與方式把握政治的特色和可能取得的成就，其實恰恰是一種“政治和學術上的偏見”。

另一種偏嚮，是多重文化思想的單一政治觀照。科學評價現代作傢的文化或文學思想及其文學創作的政治文化內涵，努力避免對20 世紀中國文化復雜政治內涵的單一性理解，也很有必要。政治文化的復雜性在於：由於其交織著曆史、現實、社會、民族、階級、階層、政治、經濟等諸種復雜因素，便會呈現齣人們對其復雜狀況認知的差異和不同“政治態度”，因而，對作傢政治文化觀念的科學描述與評價，就必須將其置於特定文化語境中，看取其用獨有的政治文化視角闡釋政治的態度與方式，從而對其文學思想、文學創作的政治文化蘊含做齣恰如其分的評估。這裏，重要的是避免以單一的意識形態評說政治文化。以往的茅盾研究，以流行的意識形態觀念品評其創作的社會政治蘊含，就會導緻對問題的狹隘理解。例如對《子夜》政治性主題的強調，就是用“製度”“道路”之類帶有非常強烈意識形態性的政治文化觀念進行闡釋，勢必限製人們對這個作品深層價值意義的發掘。如果換一種評論視角，對政治文化內涵有更拓展的認識，即按照“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曆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進程所形成”的觀點，去闡釋茅盾創作的政治文化蘊含，不難理解政治文化實有豐富的內涵，對茅盾作品的解讀也應有更拓展的認識。作為政治意識較為強烈的作傢，茅盾堪稱是典型的“特定時期”中國政治文化的文學錶達者。其創作錶達的政治文化意義，便是有效運用瞭他在長期社會實踐和知識積纍中形成的對曆史和現實政治的獨特理解，不但有“階級政治”的闡釋，更大量的是“民族政治”闡釋，以錶現本民族的社會曆史進程和一個特定時期的民族政治內涵，從而顯齣創作蘊含瞭多重政治文化意義。《子夜》是個範例，盡管小說敘事也關乎主義、道路之類的政治性命題，但細察作品的深層內核，探討的其實是國傢、民族命題，即透過對民族資本傢艱難命運的描寫，聯係著他一以貫之的關於建構現代民族國傢這一宏大主題的思索。對此，筆者曾有專文論述a ，此處不贅。這裏隻想指齣的是，倘若能按並不單一的政治文化觀念去理解，就不會做齣茅盾的政治敘事過於偏狹的評判，也不至於産生更多的誤讀、誤評。現在看來，糾正對茅盾創作評論的政治偏見，調整政治闡釋視角，實在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