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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号码:978780116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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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通史：思想篇》 内容提要： 《中华文明通史：思想篇》是一部宏大叙事下对中华文明数千年精神脉络进行深度梳理与系统阐释的学术巨著。本书并非简单的时间线梳理，而是聚焦于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形成、演变、冲突与融合的核心思想体系。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追溯先秦诸子百家的源头活水，下卷则深入探讨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儒、释、道三教如何交互渗透，最终构建起中古乃至近世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格局，并简要触及近现代思想转型的先声。 第一部分：思想的肇始与多元争鸣（先秦至秦汉之际） 本书开篇溯源至上古的宗教信仰与原始伦理观念，探究“天命”与“祖先崇拜”在早期社会结构中的基础作用。重点在于对春秋战国时期“轴心时代”的深入剖析。 1.1 诸子百家的精神图谱： 儒家思想的形成与早期建构： 详细考辨孔子“仁”与“礼”的辩证统一，探究其对社会秩序与个人修养的规范作用。对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的差异性进行细致的哲学辨析，揭示其背后对人性本质的不同认知，以及对后世政治伦理的影响。 道家思想的超验转向： 阐述老子“道”的本体论意义，解析“无为”思想在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中的独特地位。深入比较庄子对个体精神自由的极致追求，及其与儒家入世精神的张力与互补。 法家与名家的实践理性： 剖析韩非子如何将法、术、势进行系统整合，探讨法家思想在秦帝国统一中的实践价值与局限性。对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等名家逻辑思辨，进行跨学科的梳理，展现先秦思想的丰富性与思辨深度。 墨家与农家的介入： 考察墨家“兼爱”、“非攻”的社会理想，分析其组织形态与军事思想。同时，阐述农家对农业社会生产规律的朴素认知及其对生态观念的潜在影响。 1.2 秦汉的整合与定型： 本书详细论述了秦朝的“燔书坑儒”对思想多元性的短期压制，以及汉代董仲舒如何通过“天人感应”理论，成功地将儒家学说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促成儒学官方化、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进程。对汉代经学研究的兴盛及其对后世学术风气的奠基作用进行了细致描述。 第二部分：精神的融合与升华（魏晋至隋唐） 这一部分集中讨论外来思想的强势介入，以及本土思想如何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 2.1 魏晋玄学的兴起与形而上学的探索： 探讨在王朝更迭、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士大夫阶层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重点分析“竹林七贤”的思想倾向，以及何晏、王弼等人对《老子》和《周易》的诠释，如何将道家哲学推向了玄远思辨的顶峰，关注其对个体人格塑造的影响。 2.2 佛教的中国化历程： 本书用相当篇幅论述佛教自东汉传入后，如何逐步适应中国社会结构。详细梳理了从早期格义佛教到天台宗、华严宗的建立，再到禅宗的勃兴。特别强调了禅宗六祖慧能对中国士人精神的巨大冲击，以及其如何将“顿悟”思想融入中国传统哲学语境，构建起一套高度本土化的佛教心性论。 2.3 儒学的新发展： 在佛教和玄学冲击下，儒学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经历的自我革新，为宋明理学的出现做了铺垫。探讨了唐代韩愈、李翱等人复古运动的局限性与历史意义。 第三部分：理性的回归与心性的重塑（宋元至明清早期） 本部分是全书的重点之一，集中探讨宋明理学如何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转型”。 3.1 宋代理学的构建： 系统阐述程颢、程颐对“天理”的论述，及其如何将宇宙本体论与伦理道德规范相结合。重点解析朱熹将“存天理，灭人欲”作为其学说的核心，以及他对“格物穷理”的实践路径界定。同时，对邵雍的象数之学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等不同进路进行了比较分析。 3.2 陆王心学的异军突起： 细致描绘了陆九渊“心即理”的直接性主张，并深入探讨王阳明如何发展出“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学说。分析心学如何将道德实践的重心从外在事物转向内在主体，对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3.3 元代：异族统治下的学术流变： 考察元代对宋代理学的继承与偏向，并关注遗民学者在动荡中对国故和历史责任的思考。 3.4 明代的思想张力： 探讨李贽“童心说”对正统理学僵化的挑战，分析其对个性解放的早期呼唤，及其在社会中的传播与受到的压制。 第四部分：旧秩序的松动与新思潮的萌芽（明末清初至清代中期） 本部分关注在新的政治环境和与西方接触的初期，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反思与转向。 4.1 批判理学与经世致用： 分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末清初三大儒”如何从对天理的抽象探讨转向对社会现实的关怀。重点阐述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对实学、民生和政治制度改革的呼吁，标志着中国传统思想中实用理性的一次强劲回归。 4.2 考据学的兴盛与学术转向： 探讨清代乾嘉学派的学术特征，分析其对汉学、小学研究的精细化，以及这种方法论的胜利对当时思想活力的影响。本书认为，考据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宋明心学空泛化的反动，但同时也带来了学术研究上的保守倾向。 4.3 西学东渐的初期影响（简述）： 简要提及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与哲学观念，特别是其对中国天文学、数学乃至早期宇宙观的冲击，为后世思想变革埋下了伏笔。 本书特色与价值： 《中华文明通史：思想篇》的价值在于其超越了单纯的哲学史叙事，而是将思想的演变置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进行考察。它力求揭示不同思想流派之间如何相互借鉴、相互批判，共同塑造了中国人观察世界和安顿自我的精神底色。本书注重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性，并辅以大量的经典文本解读，旨在为当代读者提供一个清晰、深刻且富有层次感的中华精神史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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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初看之下，内容之“满”几乎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它不像现在流行的通俗读物那样有轻松的叙事节奏，而是更像一份严谨的、面向内部的总结报告。我尤其关注了其中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和弘扬方面的内容，那部分记载得尤为细致。当时对于传统文化的“活化”与“现代化阐释”的讨论非常热烈，年鉴中收录了大量关于博物馆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进度的报告。我记得有一篇小小的报道，描述了某个西部省份如何利用当地的民俗活动来推动新农村的精神风貌建设，那种朴素的热情和务实的做法，与官方文件中的宏大叙事形成了有趣的张力。这让我思考，在自上而下的推动力之下，地方性的、带有强烈地域色彩的文化实践是如何被捕捉、记录并纳入国家叙事框架的。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不加修饰地呈现了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交织的状态，使得我们能更立体地理解那个时代文化工作者的复杂处境与努力方向。它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记录一个庞大体系的运作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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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和排版，透露出一种典型的那个年代的官方出版物的特征——厚重、规整，但色彩运用较为保守。然而，正是这种朴实的“外壳”，包裹了异常丰富和极度细碎的内容。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关于媒体管理和舆论引导的章节。它没有直接给出批判性的分析，而是通过列举年度内被表彰的优秀新闻作品、重点报道选题的指导方针以及对网络信息传播初步监管尝试的记录，间接地勾勒出了一个时代的信息生态图景。比如，当时对“七不准”等行业规范的强调，以及对“主旋律”作品的定义和推广方式，都清晰地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在面对新兴媒体技术时的适应与调整。对于我这种关注信息控制和文化政策演变的人来说，这种“言之不尽，意在言外”的记录方式，比任何直接的评论都来得更有价值。它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解读能力，去透过这些官方的陈述，还原出当时社会思想的真实流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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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厚重的年鉴，当我初次翻开它时，扑面而来的便是一种时代的气息，仿佛能触摸到二十年前那片土地上人们的精神脉络。我是在研究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变迁时，经人推荐才留意到这本书的。坦白说，我并非专业的年鉴读者，更多是抱着一种对过往进行考古发掘的心态来对待它的。首先吸引我的是它那近乎百科全书式的详尽与严谨。那些关于思想道德建设的方方面面，从理论研讨会的记录到基层社区的文明创建成果，都以一种近乎表格化的、数据驱动的方式呈现出来。阅读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国家层面对“精神文明”这一宏大命题是如何进行系统性、精细化管理的。它不只是口号的堆砌，而是有着清晰的路径图和大量的实践案例支撑。比如，对“三讲教育”后续影响的追踪记载，以及当时主流价值观如何在文艺创作领域进行引导和渗透，都有着大量一手资料的引用和详尽的统计分析。这种详尽，对于希望深入了解特定年份国家意识形态运作机制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座金矿。它提供了一种俯视的视角，让我得以观察到宏观政策是如何一步步分解、落地，最终影响到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和价值取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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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2004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是一部需要耐心和特定目的才能真正读进去的工具书。它不是用来消遣的，而是用来深入探究特定历史断层的结构性证据。我用它来做交叉验证，将其中记载的某些文化事件与同时期的经济数据或政治文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对应关系。例如，某项旨在提升市民素养的活动，其推广力度似乎与该城市当年招商引资的力度有着微妙的同步性。这种对社会各个层面进行统一规划和同步推进的模式，是这部年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之一。它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自上而下的视角，去审视一个社会在特定一年内，是如何致力于塑造其“集体灵魂”的。它不是一本轻松阅读的书，但对于任何想要对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取向和治理模式进行严肃研究的人来说，它都是一份不可或缺的、极其详尽的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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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长期关注社会变迁的观察者，我发现这部年鉴的叙述风格，相比于后来的官方出版物，多了一种鲜明的“冲刺感”。2004年，正值“十五”计划的关键收官之年，各项建设任务都带有强烈的紧迫性。这种紧迫感，也渗透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指标中。例如，在扫盲工作和普及基础教育成果的篇章里，数据的增长速度和对欠发达地区的倾斜力度，都显示出一种“不达标不罢休”的干劲。我特别留意了关于志愿服务运动兴起的部分，那时的志愿者活动还处于萌芽和规范化的初期阶段，很多操作模式都在摸索中。年鉴详细记录了首次全国性的志愿者骨干培训会议的议程和达成的共识，这对于研究中国现代公民社会力量的初始构建过程极具参考价值。它像是一个时间胶囊，封存了特定历史节点下，社会动员的初级形态和组织者的集体心态。阅读时，我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想要迅速提升国民素质、缩小地区差异的强烈意愿，那种面向未来的、略带理想主义的激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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