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共18册 盒装)》内容简介:书名:《社会学》《社会学》以我国高等院校社会学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为主要分析材料,较为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高校社会学近30年来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发展经验。同时全书力图以现代化过程、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变迁、市场化过程,以及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涌现为线索,根据中国社会学面临这些重大现实变革而产生的重要学术议题,有时间顺序地叙说本学科的学术发展历程,以展现社会学研究与重大社会变迁之间所具有的本质性关联特征。
全书写作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安排进行。第一章“总论”不仅简略地回顾了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曲折历程,同时更主要地以“恢复重建”以来的高校社会学发展历史为重点,围绕学科体系的确立和发展,就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科知识体系、学术建设以及重要的学术研究成就做了较为概括性的讨论。
分述部分是全书的主体。本部分突出以“问题”为中心,以学术发展为主线,按学科框架,以及重要学术议题 分专题回顾30年来的学术发展,内容包括学科框架内的重要二级学科的发展;重大学术问题、重要的学术争论、重大事件、标志性成果及理论创新等。该部分划分为基础性分支学科和专题性应用研究两个相对独立的方面。基础性分支学科的学科和学术发展回顾包括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方法、人口学、社会工作、社会心理学、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等八章内容。这些社会学分支学科既具有相对广泛的基础性意义,同时也有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专题性应用研究则集中就近30年来社会学对转型中涌现的重要社会现实问题研究,进行特定的总结和分析。这些专题回顾主要包括贫困问题、社会分层问题、农民工问题、劳动力市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社区研究、家庭社会学、户籍制度、社会政策和健康问题等十章内容。
最后一章“社会学发展之经验、问题和未来展望”则以分述内容为基础概括性地表达了高校社会学近30年发展的基本经验和主要问题、困境,并就未来高校社会学领域可能取得的几个突破性发展做了一定的预测。
《社会学》的附录部分主要收集了两方面的信息。附录一是全国高校名录,它汇集了全国高等学校中的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系、所、院名录和地址信息;附录二是大事记,辑录了自1979~2007年间大陆地区高等院校中的主要事件。
书名:《历史学》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个阶段是1949—1965年,这是历史学研究的曲折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学者们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自觉运用马列主义与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围绕着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的形成问题等课题,学术界展开了长期的讨论,取得了不少成绩,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研究领域较为单一;受“左”倾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化、公式化;以论带史的现象普遍;有时甚至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
第二个阶段是1966—1976年,这一阶段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除了二十四史点校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等个别项目因受中央领导的支持得以继续进行外,大陆学者正常的历史研究工作几乎全部中断;影射史学泛滥成灾;许多学者在政治运动中受尽折磨,学术尊严遭受严重践踏;更为严重的是学术人才的培养工作完全中断,造成了学界难以弥补的学术断层现象。
第三个阶段是1977年特别是1978年以后,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历史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研究队伍的壮大。老一辈学者在重新投入研究工作,发表大量高质量论著的同时,还积极进行人才的培养,一大批博士、硕士加入到了研究队伍中,这些“文革”结束后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学者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第二是研究期刊和研究团体的纷纷涌现,为学者们发表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第三是研究方法的提高。学者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研究时,不再简单化、公式化地照搬照抄革命导师的经典论述,而是运用唯物史观辩证地进行学术研究;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努力借鉴海外的各种学术流派,如年鉴学派、计量史学、现代化史学等的研究方法,将之运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第四是研究视野的拓宽。学者们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及中外关系等各个领域;开始研究社会和经济生活、物质文明、文化及思想史、心态史、城市史等领域。第五是研究水平的迅速提高。随着观念的转变和视野的开阔,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都有显著的提高。第六是对外学术交流的频繁。中外学者之间进行了及时而频繁的沟通,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对于双方研究的进步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在这三十年中,许多重要的研究项目得以完成,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国历史大辞典》、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夏商周断代工程”等,学术研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特别是对于历史理论和方法的探讨,考古发现和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多学科结合的研究趋势等,将为历史学今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书名:《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透彻鲜明的笔调,论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在思想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研究的发展过程、历史特点、主要论题、主要经验和发展趋势,凸显了其重大成就和繁荣景象。本卷的论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两个层面展开。在一级学科层面上,论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的一般性理论问题。在二级学科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评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概貌,着重论述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关于是坚持还是根本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关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规律的讨论、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讨论、关于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讨论、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的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问题的讨论、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认识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研究方法论问题的讨论等等重大问题,从理论内容、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术研究的一些有规律性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论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领域在研究对象、历史分期、通史、分期史和专门史、经典作家思想史、经典著作文本以及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上半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等方面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研究显示出成长性、历史性、实践性、整体性等特点。从理论与实践、继承性与创新性、连续性与阶段性、整体与部分、前进性与曲折性等方面的统一中去阐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要经验。预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今后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概貌、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等等问题,凸显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成果之间的一脉相承与与时俱进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展开研究。第一阶段主要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代表人物思想的性质问题展开争论。对体现这一阶段研究范式和水平的重要著作作了评述。第二阶段的研究具有五个特点: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题研究;开展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追踪研究,把研究的领域从哲学扩展到西方以外的国家;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别史研究;立足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研究和吸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际化。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比较系统地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基本历程及其分期,科学化、学科化、体系化、精细化的递替推进所构成的学术发展的基本线路图。与这一研究历程相应,呈现出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学术版图的基本特征。本编还从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历史发展研究、比较研究、学科建设研究等不同角度,比较充分地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具体状貌,并简单勾画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书名:《经济学》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理论经济学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无论从经济学研究人员的数量还是其所发表的经济学论著数量及影响力来看,高校的经济学工作者都无疑是这种繁荣局面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实践提出的很多疑难问题显然无法从现成的理论著作中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也无法利用现有的理论分析框架清晰地从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开放道路与发展模式中概括提炼出一般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无论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还是实现理论创新,都首先必须直面中国的现实。《经济学》以高校经济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为主要考察对象,从我国体制模式及改革道路的选择、所有制及国有企业的改革、市场体系的完善、宏观调控模式的转换、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财税与金融体制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开放、对外开放模式与路径的选择等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的分析人手,揭示我国高校经济学工作者直面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经济研究提出的巨大挑战,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在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科学地回答新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为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书名:《交叉学科》
在现代学科的整合历程中,交叉学科异军突起,尤为引人注目。科学发展越来越依赖多种学科的综合、渗透和交叉;交叉学科研究成为当今科学发展的显著特征。交叉学科研究有利于学术思想的交融,有利于综合性地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交叉学科研究是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学科数量成千上万,学科交叉浩繁广阔,如何探索学科交叉的整体发展动向,把握交叉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充分发挥学科交叉在创新中的作用,是当前国际哲学、科技、教育、管理各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交叉”则是大科学时代科学发展的主要表征。
在大科学背景下,交叉学科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科交叉不仅限于两门学科之间的整合,还呈现为以多学科为背景的交叉学科群的整体涌现。这种趋势深刻影响着科技、教育、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进步和发展。
只有跨出学科的边界,才能实现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跨学科不仅是一个理论概念,它首先也是一种实践活动。跨学科是交叉学科的缘起,交叉学科则更强调跨学科实践的学科性,是一系列具有跨学科特点的学科总称。丰富的交叉学科的实践背景,造就了交叉学科的多元形相。有作为交叉研究的交叉学科,即对那些处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一种研究,或学科际研究;也有作为单一学科的交叉学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部交叉学科不仅在数量上高达2580余门,而且跨度越来越大;还有作为学科群的交叉学科,包括管理科学、环境科学、信息科学等在内的为数众多的交叉性学科。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组织编写。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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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价值,对我这个侧重于经济史的读者而言,更多地体现在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内部视角”来观察学术生态的变迁。它不是一本纯粹的理论教科书,而是一份对知识生产过程的纪实。我尤其感兴趣的是,在政府的宏观指导下,不同领域的经济学研究是如何被组织和资助的。例如,在特定时期的五年规划前后,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报告,其论证逻辑和数据来源的侧重点,都展现了官方话语与纯粹学术探索之间的微妙互动。我试图从中提取出那些被边缘化或未能进入主流视野的“异见”或“补充性”的理论尝试,因为这些往往是未来理论突破的潜在种子。书中的某些篇章,像是学术会议的会议纪要摘录,虽然略显零散,但正是这种碎片化的信息,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充满张力的学术景观,而不是一个被梳理得过于平滑的官方历史版本。它让我明白了,今天的许多“常识性”的经济学结论,背后是无数次的争论、妥协和研究范式的筛选才得以确立的。
评分这份报告集册对于理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经济学学科的“身份认同”危机是极具洞察力的。它并非一部标准的学术综述,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发展里程碑”。我尤其留意了那些跨学科研究的萌芽阶段,比如经济学与社会学、管理学交叉地带的探索。在那个年代,许多新兴的议题,如劳动力流动、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配置等,都需要跨越传统的学科壁垒才能进行有效研究。书中收录的文献体现了一种迫切希望将研究工具与中国现实紧密结合的愿望,即所谓的“本土化”努力。然而,这种努力在资源有限和评价体系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常常表现为对热门理论的快速跟进和理论框架的简单嫁接。阅读这些早期的尝试,能清晰地感受到研究者在追求学术规范性和解决现实紧迫性之间的拉锯战。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给出了最终答案,而在于它完整地呈现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学界在追求成为“世界一流”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每一步彷徨、每一次奋进和每一个重要的学术转向。
评分作为一名长期在海外学习经济学的学者,我购买此书的主要目的是想弥补自身对本土学术源流理解上的断层。阅读起来,最让我感到亲切又陌生的,是对“制度”这一核心概念在不同时间段内的界定差异。早期的讨论显然更侧重于对既有体制的修补和渐进式改革的论证,用语含蓄而审慎;而进入新世纪后,对制度变迁的分析开始大量引入博弈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工具,语言也变得更加大胆和锐利。我特别关注了对“激励相容性”的本土化理解,这在西方文献中是一个相对纯粹的数学概念,但在中国的语境下,它被赋予了太多社会、政治和历史的包袱。书中那些对具体政策工具的深入剖析,比如价格改革或者金融市场化早期的实践性讨论,为理解这些理论在真实世界中如何被“驯化”或“扭曲”提供了宝贵的案例。这本书提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编年史,让我得以跳出海外教材的既有框架,重新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经济学基础是如何在中国这片特殊的土壤上生根发芽的。
评分这部厚重的文献汇编,对于任何一位试图厘清近三十年中国经济学发展脉络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份不可或缺的案头参考。我当初购入此书,是带着一种对“宏大叙事”的期待,想看看在改革开放的巨大历史背景下,中国学界是如何构建和解构自身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初翻之下,那些密集的年份标注和专业术语便扑面而来,我立刻意识到,这不是一本可以轻松消遣的读物,它要求的是一种近乎考古般的细致和耐心。我尤其关注19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的几次重大理论争论,比如关于市场化路径的选择,以及“双轨制”的理论基础。书中收录的那些来自不同学派、不同机构的观点碰撞,仿佛将我带回了那个充满活力又略显迷茫的学术现场。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不同时期研究者在面对外部经济冲击(如亚洲金融危机)时,其理论工具箱的迅速迭代与调整,这展现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实践性和生命力,它不是在象牙塔内空转,而是紧密地服务于国家宏观决策的需要。尽管有些早期文本的措辞略显陈旧,但其思想的深度和对基本问题的穷究,至今仍有极强的启发性,读起来像是在听一场跨越三十年的学术圆桌会议。
评分拿到这本“报告”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其装帧和排版带着一种特定年代的严谨感,但内容本身带来的冲击力是超越形式的。我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微观经济学基础在高校教育和研究中的渗透过程。坦率地说,在那个阶段,西方主流经济学模型的引入并非一帆风顺,书中清晰地记录了关于“中国特色”的讨论是如何在“效率”与“公平”的天平两端摇摆的。我特意去对比了不同高校的院系介绍和核心课程设置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最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继承性处理,到后来完全转向现代数理模型的驱动,这种转变背后的学术权力转移和资源倾斜是值得深入剖析的。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地在文本中寻找那些被学术共同体反复强调、最终成为主流叙事的关键节点,比如对产权理论的讨论,或者对要素禀赋结构演变的分析。它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经济学从“解释中国问题”到“运用国际语言”的艰辛转型期,这种转型既是学术自觉,也带着外界环境的推力,读来令人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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