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思·V.托马斯（1933— ）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曾任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圣体学院院长，1988年因在历史研究领域的贡献而被授予爵位。他的写作广泛涉猎现代初期的社会与知识史，第一部著作《　宗教与巫术的衰落》（1972）荣获沃夫森历史学图书奖。

简介：

本书梳理了现代初期的三百年间人对自然界的情感、态度与认识上的变化。在理性与科技的启蒙中，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象征词汇被逐渐清除，自然与人类之间历史悠久的感应观念随之断裂。随着城市的发展与工业化的深入，一种非功利地对待自然的新态度、新感觉逐渐发展起来，人类热爱自然的审美情感和道德诉求与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在冲突中演进。

本书努力再现往昔的观念世界，引证史料丰富具体，涉及许多科学家、文学家和其他人物，并大量引用诗歌和文学资料，为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文明的轨迹打开了一扇窗。

导读：

它不仅会吸引社会史学者，而且会吸引任何关心……“我们的文化遗产”者。

——约翰·凯尼恩，《观察家报》

内容丰富翔实……穿过最迷人的曲折小径回到我们环境观念的基点。

——罗纳德·布莱思，《卫报》

托马斯先生具有精当运用引文的天赋，在他的书中可以听到一千多种声音。

——《纽约时报书评》

序　言

与专注于案牍的多数历史学家不同，G. M. 特里维廉钟情于室外与乡村。在他晚年，有传闻说，午餐后，他带着毫无防备的客人们去散步，结果一走就走了三十英里；他年轻时就特别喜好运动，活力四射。“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在大切维厄特山的山顶，追踪狐狸的脚步跑在苔藓覆盖的沼地间，两个王国尽收眼底，”他写道，“这样开始新的一年真不赖。”1 沃林顿位于诺森伯兰郡，是特里维廉家园，现在是国民信托的财产。在那儿，他家从前的用人还记得他，因为他每年都回来打猎。

二十世纪初期，追求乡村消闲是特里维廉所属的英国上层社会典型的生活方式。那位法罗顿的格雷勋爵（Grey of Fallondon，英国外交官）就是如此，挚爱钓鱼、观鸟。特里维廉为他书写传记。英国中部产业家斯坦利·鲍尔温（Stanley Baldwin，曾任英国首相）也以此为乐，他任命特里维廉为剑桥的钦定讲座教授。几个世纪以来，英国贵族的根基在乡村，因为严重资本化的农业是他们财富的基础。经营农场与房地产是这个阶层的主要兴趣。他们热衷于乡村体育运动；对狗和马宠爱有加，往往有非常渊博的博物学知识；他们自觉地设计了乡村景观，既可供娱乐也可以带来利益。沃林顿本来依靠布莱克茨（Blacketts）家族煤矿的财富建起来，但是它反映了主人热爱大自然的情致。这里有一个上等的图书馆和两张桌子，特里维廉的叔祖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雷（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就在这里书写了《英国历史》。他的父亲乔治·奥托·特里维廉（George Otto Trevelyan）创作了历史著作《美国革命》。除了图书馆，它还有按照查尔斯·布里奇曼（Charles Bridgeman）风格设计的空地，凯珀比利悌·布朗（Capibility Brown）设计的湖，一个争奇斗艳的花园；另有鸟的标本、博物学书籍、以及有关花卉的油画。

对于乡村的情感，无论现实的还是想象的，不仅仅局限于上层社会的人群。在第一个工业国家里，许许多多的人身上都有这种情愫。早在十八世纪后期，旅居国外的英国游子们就开始表达他们特有的思乡之情，以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英国作家）为例，1787年，他躺在葡萄牙的旅馆里，“对英国乡村的思念彻夜萦绕于怀”。2 随着工厂大量增加，城市居民的思乡之情被投射在了小小花园、宠物、苏格兰和湖区的度假中，反映在对野花的兴趣，对鸟的关注，对乡下周末小屋的梦想之中。今天，那些饱含自觉意识的“田园”作家深受欢迎，经久不衰，就是很好的证明。从十七世纪的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到二十世纪的詹姆士·赫里奥特（James Herriot），这些作家长久保存了乡村淳朴的神话。无论对自然与乡村的神往是否果真为英国特有，英国城里人长久以来无疑是喜欢这么怀想的；这个国家相当一部分文学与文化生活都表现了深刻的反城市倾向。3

G. M. 特里维廉对原始自然的感情要比这些对乡村模糊的渴望深刻得多。在他所有的作品中，1931年作的高德利（Rickman Godlee）讲座——题为《自然美的召唤与宣言》，最为酣畅有力。在这部作品中，他哀悼被侵蚀的英国乡村，呼应他最敬重的华兹华斯的声音，宣告人类精神生活离不开自然景观。特里维廉的观点透着深深的悲观态度。他认为，直到十八世纪末，人类的工作仅仅是为自然的美丽添砖加瓦；自此以后，便迅速退化。一般的经济环境已经不能产生美感，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保护没有被破坏的一切。作为国民信托的一位活跃成员与捐助人，他指望这个组织能够保护英国“所有可爱而幽静的土地”。他提出应该保存原有的自然条件。不接触原始自然，英国人的精神就会消亡。4

几百年以前，如果提出阻止而不是激励人类开垦土地的思想，那是难以令人理解的。因为如果不砍伐森林，清出空地；如果不开垦土地，不将荒野景观改造成人类居住地，那么文明如何发展？国王和大地主们可能会将森林和公园保留下来，用作打猎与木材供应地。但是在都铎王朝时代的英国，把未开垦的山丘人工保护起来，就像设立不能猎食野生鸟兽的保护区一样荒诞可笑。人类的工作，用《创世记》的话语（1:28）说，就是“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扫平森林、耕耘土地、赶走猛兽、杀死毒虫、铲除荆棘、排干沼泽。农业之于土地犹如烹饪之于生肉。它把自然转变为文化。土地未被开垦就意味着人还未被开化。当十七世纪英国人移居到麻省时，他们占领印第安人土地的部分理由就是：那些自己没有征服并开垦土地的人们也无权阻止其他人这样做。5*

*同样论点在爱尔兰也有所体现。1610年，John Davies认为，土著爱尔兰人没能够开发利用土地；“因此，让如此肥沃的土地像荒野一样的闲置浪费，既有悖于基督教方针，也不符合良知”；Historical Tracts by Sir John Davies（1786）, 288。如果英国十六世纪与十八世纪后期没有发生深刻的情感转变（本书将对其某些方面进行探究），人们不可能接受特里维廉保护原始景观的热情，也不可能接受他认为未开发的自然具有疗愈功能的信念。人们通常认为关注自然环境，忧虑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是最近才兴起的。例如，阿什比勋爵（Ashby，20世纪英国植物学家）提到，在过去一百年间，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转变，而另一位评论家则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情感革命”。6 如今，人们一打开报纸，就会读到关于杀死灰色海豹、砍伐汉普顿庭院树木或关于挽救濒危野生物种的激情澎湃的辩论。但是，要理解目前这些情感，我们必须回到现代初期。因为正是在1500—1800年间，发生了令人应接不暇的变化，社会各阶层、男男女女以变化了的方式理解周围的自然，并进行分类。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长期固有的关于人在自然中位置的观念被摈弃了。人们对动物、植物与景观产生了新的情感。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被重新界定；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其他物种的权力受到尖锐的挑战。就是在这几个世纪中间，人们对自然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产生了疑虑，而这些被我们以放大的形式继承了下来。

要图解某些发展历程，也许像用辉格党人历史方法来探索国民信托、英国乡村保护委员会、动物解放组织以及地球之友的思想起源。但是本书的目的不仅是解释目前的状况，而更要重建早期精神世界，努力还其本来面目。

本书试图揭示一些（有时并未表达出来的）假设，这,些,,,假设支持了现代初期英国居民对待鸟兽、植物以及自然景观的体悟、理性与情感。当时的居民与特定自然景观生活在一起，其亲密接触的情形我们现在往往很难感受。

遗憾的是，由于这个题目范围之广阔、材料之丰富，没有哪一个作者能够奢望囊括一切，更不用说一本相对单薄的书。本书仅仅努力勾勒出题目中某些比较显而易见的内涵。虽然书中的许多主题与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以及欧洲大陆国家和北美历史情形相似，但是本书仅局限在英格兰。本书还大量使用文学资料，时下在历史学家中间不太流行，但我并不后悔。把想象的文学当作历史资料尽管存在着种种弊端，但是如果我们要深入人类（至少是比较善于表达的那部分人群）的情感与思想之中，文学是最好的向导。因此，本书有意以G. M.特里维廉不断倡导的方式，重新统一文学与历史的研究。

本书也试图提请读者注意，这个主题值得比以往更加严肃地、历史地加以对待。人类优越于动物界、植物界，这毕竟构成了是人类历史的前提条件。人们如何据理解释和质疑那种优越性成为一个大得令人生畏的主题，最近几年已经引起了哲学家、神学家、地理学家与文学批评家的广泛关注。这个主题也能给历史学家们提供许多启示，因为要把过去的人们关于植物与动物的思想与他们关于自己的思想截然分开已经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