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班维尔及其犯罪小说

一

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1945年12月8日出生于爱尔兰共和国威克斯福德郡，曾担任《爱尔兰时报》文学编辑，是一位敏锐的评论家，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多次获得文学大奖。他的小说用词丰富，语言优美，富有诗意。自1970年发表《朗·兰金》以来，他先后发表了《哥白尼博士》、《开普勒》和《牛顿书信》以及“框架三部曲”等。他的“框架三部曲”《证词》、《幽灵》和《雅典娜》堪与贝克特的《马洛伊》、《马洛伊之死》、《无名的人》媲美。2005年，班维尔的第十四部小说《海》获得英国“布克奖”。布克奖评委会将他誉为“文字大师”、“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小说文体家之一”，认为小说《海》采用了漂亮的散文手法，“足以代表班维尔写作的高峰”，并称这种风格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写作风格之一”。这是自1993年罗蒂·道尔以《帕蒂·克拉克，哈哈哈》“夺冠”的十二年后，爱尔兰人再度获得此项大奖。

二

2008年，班维尔以本杰明·布莱克为笔名发表了第一部犯罪小说《堕落的信徒》，随后又以这个笔名发表了《银色的天鹅》、《狐猴》和《阿普里尔的挽歌》。除《狐猴》之外，其他三部小说均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爱尔兰为背景。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爱尔兰被天主教严格控制着。整个社会乃至每个人的行为均以宗教为准则。在《堕落的信徒》中，主人公奎克是位验尸官，他性情孤僻、行事低调、思想悲观。让他感到陌生的似乎不是死亡，而是生存。一天晚上，办公室的聚会结束后，他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他的工作场所——太平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的连襟马拉奇也在那儿，正在修改一份文件。第二天早上，奎克发现他的连襟，这位久负盛名的医生把死者的死亡真相掩盖起来了。死者名叫克丽斯汀·佛斯，死于难产，在教会眼中，她是一个堕落的女人。难道克丽斯汀的死跟马拉奇父子有关？他感到很为难，因为马拉奇的父亲也是他的养父。经过调查，他发现这一切的背后都有教会的影子。《堕落的信徒》是一部经典的悬疑小说，班维尔以布莱克的身份初次登场就向世人证明，他不仅是爱尔兰一流的文学家，还是一位创作犯罪小说的大师。

《堕落的信徒》热销两年后，主人公奎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银色的天鹅》中，他真正的爱人，他亡妻的姐姐——莎拉也去世了；养父加伦特法官得了中风，住进了一家女修道院医院；自己长期没有相认的女儿菲比性格越来越内向、孤独。小说开头，大学期间的一个朋友比利·汉特找到他，请他不要解剖他溺水而亡的妻子迪德丽的尸体。这当然是个有点儿奇怪的请求。为了避免在妻子的安葬问题上和天主教发生冲突，比利·汉特希望她是意外溺水而亡。因为好奇，奎克偷偷对她进行了解剖，同时教堂也按天主教仪式为她举行了葬礼。但当奎克在检查尸体时，有迹象表明迪德丽是被人谋杀的。他禁不住对她的死因展开了调查。

布莱克熟练地将奎克的调查和细述迪德丽生前往事的章节——从嫁给比利·汉特到与英国人莱斯利·怀特合开美容院——交织在一起。随着调查的深入，奎克发现了一个充满谎言和敲诈的圈套，与他日益疏远的女儿菲比也成了这网中之物。

在《阿普里尔的挽歌》中，好奇心极强的奎克下决心要找到女儿菲比最好的朋友、跟他关系也很好的年轻医生阿普里尔·雷帝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保守、等级森严的都柏林，阿普里尔是个非常不光彩的人物。虽然她来自这座城市里最受尊敬的家庭之一，可她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对男人的看法也不同于一般人。阿普里尔消失后，菲比·格里芬怀疑她发生了不测。狂乱之中，她找到奎克，请求他的帮助。奎克在他的老搭档哈克特探长的支持下，踏上了寻找失踪年轻医生的旅程。两个人兵分两路，沿着阿普里尔的踪迹，在这座城市隐秘的小路上搜寻，终于得到了关于她下落的一些至关重要的信息。随着他对阿普里尔阴暗经历了解的增多，他终于看清了家庭野蛮行径、天主教的残酷和种族仇恨中那些复杂和丑陋的真相。

如果按时间顺序的话，《狐猴》是布莱克的第三部犯罪小说，继《堕落的信徒》和《银色的天鹅》之后；但小说中的主人公及故事情节与其它三部小说没有任何关联。在《狐猴》中，主人公不再是病理学家奎克，故事背景也不再是战后破败不堪的都柏林；其主人公约翰·格拉斯曾经是一位知名的新闻记者，前妻死后娶了一位非常富有的女人，整天在光彩诱人的曼哈顿虚度光阴。他岳父、独断专行的穆赫兰道先生让其撰写自己的传记。格拉斯雇了一个调查员去调查这位老人的过去。就在这位调查员似乎发现了老人的一些不光彩的过去而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格拉斯时，就神秘地死了；死法跟多年前穆赫兰道先生的一个同事一模一样：贝雷塔的子弹打穿了他的眼睛。

三

约翰·班维尔的犯罪小说也许没有用一些让人瞠目结舌、错综复杂的情节来折服读者，而是让其预先知道的结果充满强烈的意义，使其释放出相应的强烈情感。

班维尔曾经表示，他在着手创作犯罪小说时，就决定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都柏林作为小说的背景。那遍地的污秽，沉沉的雾气和煤烟，那薄雾缭绕的早晨，被雨水冲刷过的黎明或黄昏，运河两岸可爱的银灰色傍晚和隆起的大理石桥，一切见不得人的勾当，一切隐秘的罪恶，一切绝望的人和事，一切的罪行等等，他都认为是自己犯罪小说的理想背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爱尔兰还处于传统的禁锢之中。当时欧洲的反宗教改革运动早已结束，而在爱尔兰，最后一次改革却还没有开始。国家在钢铁般顽固的意识形态——爱尔兰天主教是罗马天主教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支配下，对人民实行绝对的统治。所有的抗议都是徒劳的，所有不同政见的人士都会受到惩罚。不识时务者和罪犯一样，会遭到流放。思想自由的作家要么被迫流落国外，要么保持沉默。桀骜不驯的男孩子会锁进“工艺劳作学校”，未婚先孕的女孩子会送到修女办的洗衣店干活——实际上是做苦工。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强行抱走，丢进国内或者国外的孤儿院。

因为存在着一个特权阶级，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样很好。那些中产阶级、政客、医生、律师、工业巨子，只要他们谨慎从事，恪守公共道德，生活是很自由的。对于其他人来说，生活状况就非常糟糕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左翼政客们有句著名的论断——“爱尔兰人有了电视之后才有性生活。”爱尔兰的第一家电视台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办的。大家在嘲笑这句话的同时，心里都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据班维尔回忆，在他小时候，每周日的英国报纸上会有很多空白的方框，那些方框里原本是宣传避孕品的广告，因为爱尔兰海关会没收登有这类广告的报纸，英国报社就把这些广告撤下来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爱尔兰，谋杀事件倒是很少。发生过的一起谋杀案，让整个国家震惊了好几个月：一个来自印度的医学专业的学生致使一个爱尔兰女孩怀孕，之后将其掐死；然后将其分尸，把碎尸一块一块地放进他打工的餐馆地下室里的炉子里烧掉。在班维尔的出生地威克斯福德郡也发生过一起凶杀案。位于哈佩斯巷的一家糖果店店主被一个突然闯进来的人棒击致死，尽管大家都知道是谁干的，可凶手一直没有受到惩罚。人们对这样的过激行为感到非常震惊。

对童年的班维尔来说，五十年代的都柏林仿佛是氤氲密布的天空中一道遥远、明亮的光。他出生于一个海港小镇，这个小镇位于当时非常知名的“阳光明媚的东南部”。这个词常常在当地人中引起欢乐的联想，大概现在还是这样。在他长大成人的那些岁月里，人们的生活比较有节制，生活也较为平静，至少表面看上去是这样。人们的生活节奏很慢，不乐意接受变化，这种生活有时候让人感到舒适，但更多的时候是无聊。

班维尔有一个姑妈，住在都柏林的高山街，现在的政府大楼上去一点点即是。她在一幢乔治王时代的房子里有套很大但漏雨的公寓。在十八世纪，这里是都柏林最为繁华的地方之一，而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个地方已变得相当破败。现在这里是律师办公室，从外面看上去跟五十年前一样破败。五十年前，当班维尔从姑妈那儿继承这套公寓时觉得自己成了一个世界公民。他写《堕落的信徒》时把这套公寓“给”了笔下的主人公奎克。奎克的那种生活正是他想拥有的：穿着考究、思想独立；女人似乎对奎克无法抗拒；奎克所遇上的麻烦事都让班维尔着迷，即便他的痛苦都让班维尔羡慕。在都柏林，奎克适得其所，游刃有余。

班维尔曾说：“童年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你之所以成为你，在那时已初现端倪。当时我们对前方一无所知，很迷惘，但我们都需要给自己造出一个生活的模子，于是我们吸收了自己在幼年时的经历，然后便展开对生活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犯罪小说以这个时代为背景就很好理解了。

译者

2010年5月3日于深圳

Achieves a great deal in a short time . . . It's an edgy read, worthy of Don DeLil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