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庠（1889-1961），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曾用杜守素、林伯修等笔名。广东澄海人。1907年赴日本留学。翌年考入早稻田大学留学学生部普通科，共读4年。1916年参加李大钊等人组织的丙辰学社，进行反袁世凯运动。同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在京都帝大，他听过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论家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课，由此接触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先后结识了彭湃、郭沫若等人，并几度与周恩来会晤，逐渐走上革命道路。1919年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等校工作。1925年参加革命。参加发起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曾任左翼刊物《中国文化》主编。1935年被捕，1936年西安事变后出狱。积极从事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和学术方面的争鸣活动，先后发表了《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便桥集》等著作，为《中国思想通史》撰写了墨子、荀子各节。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研究问题重视资料的占有、考证。在研究过程中，对新儒家（新理学）、“战国策派”和蒋介石集团的文化专制主义进行了迎头痛击，对20世纪中国哲学历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等职，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遗著有《杜国庠文集》。

先秦诸子思想概要 绪言

作者： 杜国庠先生

《先秦诸子思想概要》这个标题，本来是蹈袭学者们向来常用的名称，但细想起来，终嫌有点笼统，觉得应该申说几句，把我所要说的对象搞清楚，把我的说话的重要交代明白，顺便说明我为什么要写这本小书的缘由，好让读者预先有个准备。

这里所要说的诸子，包括着自孔子到韩非子，就是从春秋末叶到战国末叶，儒、墨、道、法、名这几家的重要代表者，把孔子放在诸子的开端，在今天大概没有多少人会反对吧。一来，在当时并没有把孔子怎样特别看待，把《论语》算在“经”的数内，还是后来的事，在今天也没有这必要。二来，把他看做诸子学的开山者，从学术的观点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孔子确是把官学变成私学的第一人，可以当之而无愧。

这样，整个的诸子时代，大体上包括了整个战国时代，称为“先秦”，只是说话上的方便，绝不是可以无限地把时代向上拉长的。

我说诸子“思想”，仅仅是因为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不单限于哲学。大凡在思想史开端的时候，各家的思想大都无所不包，从哲学到政治，从修养到教育；并没有专门化，也不可能专门化的。除了为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所制限，他们在主观上都想“以其学易天下”，并不是为思想而思想。如果用“纯哲学”的眼光去衡量他们，结果必然要失败：窥得一斑，失掉全豹。然而他们都有各自的哲学做他们思想的基础，不过不是那么死板板的学院哲学罢了。

他们就因为要以其学易天下的缘故，对于先行的及并世的其他派别的思想学说不能不有所批判。在那过程中，批判者也受了被批判者的影响，或多或少地使自己的思想体系染上了对方的色调。就这样，整个的先秦诸子思想，在客观上现出了一种好像有机的组织的样子――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家和家之间，派与派之际，有着某些斩不断的葛藤。研究诸子的思想，必须“知人论世”地从这些葛藤中间去找出它们的来龙去脉，才能正确地把握一家、一派、一人的思想的真面目。这本小书，就尝试着着重这方面来写，能够做得到多少，不敢说，但我相信这样的做法是对的。

让我来举几个例子吧。儒、墨是先秦早期两家相反的显学。而墨学的创始者墨子却是“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篇)的。可是“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韩非子》《显学》篇)，遂至分道扬镳，各自成家。稷下黄老学派宋？、尹文兴起于儒、墨之后，而他们的思想中留下不少调和儒、墨两派的痕迹。而他们的天道观又给儒家孟、荀二子以极深的影响。孟子以之养其“浩然之气”，走向神秘的唯心主义去；荀子以之建立“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形成先秦最富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哲学。韩非师事荀卿，而终集法家的大成。但细按荀子之书，显然可以发见由“礼”到“法”的过渡形态。韩非的思想，不单是把老师的学说发展，而且经过了一番批判。荀子的法术思想，不仅仅是当时新兴社会现实的反映，而且也是他的自然天道观的一种必然的表现。名家者流，实际也不是专家。先秦诸子大都关心于名辩，擅长于论辩的。而被视为有名的辩者：惠施有道家的倾向；公孙龙的所谓“指”，不能说和惠施的“小一”没有渊源；荀子正名，站在儒家的立场；《墨经》作者，则继承墨家传统，虽对于墨子学说有所修正或发展，但依然属于墨家的体系。然而诸子“相訾”“相应”的结果，好像后浪推着前浪，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股发展的名辩思潮。这些，都是研究诸子思想的人应该十分致意的。

在中国学术的园地里，先秦诸子的思想，无疑的是第一批开出来的鲜艳美丽的花朵。这自然有着它的社会根源。因为那个时代，正是中国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变革时代。虽然这个变革开始于春秋中叶而完成于汉代，不过，它的重要阶段确在战国时代进行了的。学术史上的“百家争鸣”，正好反映着社会史上的氏族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等到了西汉时候，社会变革完成，思想界也就发生了“尊崇儒术，罢黜百家”的事件，要是把它简单地看做董仲舒个人所策动，汉武帝一时的高兴，那就错了，正如不能把诸子的思想，看做出自某些思想家的聪明一样。

社会不会停顿的，思想也就不可能停顿，一切“异端”思想遇到环境对它不利的时候，它就会披着“正教”的外衣而出现，或者暂时进入伏流的状态，等待着可以让它奔腾澎湃的时机的到来。近五六十年来墨学研究的勃兴，就是一个好例子。但是时代的落伍者，也惯会向古老的思想武库中，找着他们所喜爱的长满了锈的武器，拿来镀点金，贴上“新”的商标，到处叫卖。因此，读者如果不愿上当，就必须有点思想发展史的常识，首先弄清楚先秦诸子的思想，尤其是它们中间的关系，才不至为那些漂亮的商标所贻误。有兴趣研究思想史的人，也必须养成这种辨析思想葛藤的习惯，才能透视包裹在“正教”外衣里面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的真面目。在儒家经典支配了近二千年的中国，这种思想发掘的工作，实在需要人们多多努力去做的。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诸子思想对于后来的思想，影响特别大。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或多或少地染上了他们中间的某些色彩。甚至以“冲决网罗”自命的谭嗣同，还替自己的哲学安上“仁学”的名称。同是这个从人从二的仁字，有孔子“仁者爱人”的仁，有程明道“浑然与物同体”的仁，真是“见仁见智”，一样商标，各种货色，稍不注意，真会叫你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满脑子牢记着哲学名词，不但一点没有用处，倒把思想弄糊涂了(发展的例子如王船山的“道器论”、戴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思想比《易传》、《孟子》进步，但还用着它们的术语)。很希望我们的学术界，编写一部好的哲学辞典，详详细细地对于每一个术语，按着年代把各种意思一一还给原来使用它的主人，自可澄清思想界的混乱；但在没有这样一部辞典之前，就得靠读者自己按着需要自己动手去做，我想先把源头搞清楚，总是一种较简便的方法。那么，先秦诸子思想的认识，就不仅对于思想史的研究者有必要的了。

这就是我想写这本小书而且这样地写的缘由。学力所限，时间和篇幅所限，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与否，自己不敢断定，但总算尽了“抛砖引玉”的微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