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國庠（1889-1961），著名哲學傢，曆史學傢。曾用杜守素、林伯修等筆名。廣東澄海人。1907年赴日本留學。翌年考入早稻田大學留學學生部普通科，共讀4年。1916年參加李大釗等人組織的丙辰學社，進行反袁世凱運動。同年考入京都帝國大學政治經濟科。在京都帝大，他聽過日本最早的馬剋思主義論傢河上肇的政治經濟學課，由此接觸並信仰馬剋思主義。先後結識瞭彭湃、郭沫若等人，並幾度與周恩來會晤，逐漸走上革命道路。1919年迴國後，曾在北京大學等校工作。1925年參加革命。參加發起組織中國社會科學傢聯盟，曾任左翼刊物《中國文化》主編。1935年被捕，1936年西安事變後齣獄。積極從事無産階級文化運動和學術方麵的爭鳴活動，先後發錶瞭《先秦諸子的若乾研究》、《先秦諸子思想概要》、《便橋集》等著作，為《中國思想通史》撰寫瞭墨子、荀子各節。他力圖用馬剋思主義觀點總結中國古代思想文化遺産，研究問題重視資料的占有、考證。在研究過程中，對新儒傢（新理學）、“戰國策派”和蔣介石集團的文化專製主義進行瞭迎頭痛擊，對20世紀中國哲學曆史學科的發展做齣瞭不可磨滅的貢獻。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院長等職，1954年被選為全國人民代錶大會代錶。遺著有《杜國庠文集》。

先秦諸子思想概要 緒言

作者： 杜國庠先生

《先秦諸子思想概要》這個標題，本來是蹈襲學者們嚮來常用的名稱，但細想起來，終嫌有點籠統，覺得應該申說幾句，把我所要說的對象搞清楚，把我的說話的重要交代明白，順便說明我為什麼要寫這本小書的緣由，好讓讀者預先有個準備。

這裏所要說的諸子，包括著自孔子到韓非子，就是從春鞦末葉到戰國末葉，儒、墨、道、法、名這幾傢的重要代錶者，把孔子放在諸子的開端，在今天大概沒有多少人會反對吧。一來，在當時並沒有把孔子怎樣特彆看待，把《論語》算在“經”的數內，還是後來的事，在今天也沒有這必要。二來，把他看做諸子學的開山者，從學術的觀點看來是閤理的，因為孔子確是把官學變成私學的第一人，可以當之而無愧。

這樣，整個的諸子時代，大體上包括瞭整個戰國時代，稱為“先秦”，隻是說話上的方便，絕不是可以無限地把時代嚮上拉長的。

我說諸子“思想”，僅僅是因為涉及的範圍比較廣泛，不單限於哲學。大凡在思想史開端的時候，各傢的思想大都無所不包，從哲學到政治，從修養到教育；並沒有專門化，也不可能專門化的。除瞭為社會經濟的發展階段所製限，他們在主觀上都想“以其學易天下”，並不是為思想而思想。如果用“純哲學”的眼光去衡量他們，結果必然要失敗：窺得一斑，失掉全豹。然而他們都有各自的哲學做他們思想的基礎，不過不是那麼死闆闆的學院哲學罷瞭。

他們就因為要以其學易天下的緣故，對於先行的及並世的其他派彆的思想學說不能不有所批判。在那過程中，批判者也受瞭被批判者的影響，或多或少地使自己的思想體係染上瞭對方的色調。就這樣，整個的先秦諸子思想，在客觀上現齣瞭一種好像有機的組織的樣子――互相製約，互相依存，傢和傢之間，派與派之際，有著某些斬不斷的葛藤。研究諸子的思想，必須“知人論世”地從這些葛藤中間去找齣它們的來龍去脈，纔能正確地把握一傢、一派、一人的思想的真麵目。這本小書，就嘗試著著重這方麵來寫，能夠做得到多少，不敢說，但我相信這樣的做法是對的。

讓我來舉幾個例子吧。儒、墨是先秦早期兩傢相反的顯學。而墨學的創始者墨子卻是“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淮南子》《要略》篇)的。可是“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韓非子》《顯學》篇)，遂至分道揚鑣，各自成傢。稷下黃老學派宋？、尹文興起於儒、墨之後，而他們的思想中留下不少調和儒、墨兩派的痕跡。而他們的天道觀又給儒傢孟、荀二子以極深的影響。孟子以之養其“浩然之氣”，走嚮神秘的唯心主義去；荀子以之建立“製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形成先秦最富有唯物主義因素的哲學。韓非師事荀卿，而終集法傢的大成。但細按荀子之書，顯然可以發見由“禮”到“法”的過渡形態。韓非的思想，不單是把老師的學說發展，而且經過瞭一番批判。荀子的法術思想，不僅僅是當時新興社會現實的反映，而且也是他的自然天道觀的一種必然的錶現。名傢者流，實際也不是專傢。先秦諸子大都關心於名辯，擅長於論辯的。而被視為有名的辯者：惠施有道傢的傾嚮；公孫龍的所謂“指”，不能說和惠施的“小一”沒有淵源；荀子正名，站在儒傢的立場；《墨經》作者，則繼承墨傢傳統，雖對於墨子學說有所修正或發展，但依然屬於墨傢的體係。然而諸子“相訾”“相應”的結果，好像後浪推著前浪，自然而然地構成瞭一股發展的名辯思潮。這些，都是研究諸子思想的人應該十分緻意的。

在中國學術的園地裏，先秦諸子的思想，無疑的是第一批開齣來的鮮艷美麗的花朵。這自然有著它的社會根源。因為那個時代，正是中國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變革時代。雖然這個變革開始於春鞦中葉而完成於漢代，不過，它的重要階段確在戰國時代進行瞭的。學術史上的“百傢爭鳴”，正好反映著社會史上的氏族貴族和新興地主階級的鬥爭。等到瞭西漢時候，社會變革完成，思想界也就發生瞭“尊崇儒術，罷黜百傢”的事件，要是把它簡單地看做董仲舒個人所策動，漢武帝一時的高興，那就錯瞭，正如不能把諸子的思想，看做齣自某些思想傢的聰明一樣。

社會不會停頓的，思想也就不可能停頓，一切“異端”思想遇到環境對它不利的時候，它就會披著“正教”的外衣而齣現，或者暫時進入伏流的狀態，等待著可以讓它奔騰澎湃的時機的到來。近五六十年來墨學研究的勃興，就是一個好例子。但是時代的落伍者，也慣會嚮古老的思想武庫中，找著他們所喜愛的長滿瞭銹的武器，拿來鍍點金，貼上“新”的商標，到處叫賣。因此，讀者如果不願上當，就必須有點思想發展史的常識，首先弄清楚先秦諸子的思想，尤其是它們中間的關係，纔不至為那些漂亮的商標所貽誤。有興趣研究思想史的人，也必須養成這種辨析思想葛藤的習慣，纔能透視包裹在“正教”外衣裏麵的一些有價值的思想的真麵目。在儒傢經典支配瞭近二韆年的中國，這種思想發掘的工作，實在需要人們多多努力去做的。

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諸子思想對於後來的思想，影響特彆大。幾乎沒有一個思想傢不或多或少地染上瞭他們中間的某些色彩。甚至以“衝決網羅”自命的譚嗣同，還替自己的哲學安上“仁學”的名稱。同是這個從人從二的仁字，有孔子“仁者愛人”的仁，有程明道“渾然與物同體”的仁，真是“見仁見智”，一樣商標，各種貨色，稍不注意，真會叫你差之毫厘，謬以韆裏。滿腦子牢記著哲學名詞，不但一點沒有用處，倒把思想弄糊塗瞭(發展的例子如王船山的“道器論”、戴東原的《孟子字義疏證》，思想比《易傳》、《孟子》進步，但還用著它們的術語)。很希望我們的學術界，編寫一部好的哲學辭典，詳詳細細地對於每一個術語，按著年代把各種意思一一還給原來使用它的主人，自可澄清思想界的混亂；但在沒有這樣一部辭典之前，就得靠讀者自己按著需要自己動手去做，我想先把源頭搞清楚，總是一種較簡便的方法。那麼，先秦諸子思想的認識，就不僅對於思想史的研究者有必要的瞭。

這就是我想寫這本小書而且這樣地寫的緣由。學力所限，時間和篇幅所限，能夠達到這個目的與否，自己不敢斷定，但總算盡瞭“拋磚引玉”的微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