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敦樂

廣東汕頭澄海人，1925年生，大學時便參與上海南方影業公司，1948年上海美專畢業後即來港擔任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宣傳部主任，1965年出任南方影業公司總經理直到八十年代中，1986年退休後仍擔任南方影業有限公司名譽董事長至今。

許敦樂是香港愛國電影文化事業的開拓者之一，除畢生從事中國電影海外發行工作之外，並於1956年參與創建清水灣電影製片廠；1962 ~ 1972年間籌建高陞、銀都、珠江、南華、新光戲院，為建立愛國電影院線付出巨大心血。並歷任香港豐年娛樂有限公司常務董事、快樂戲院常務董事、南華娛樂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長城、鳳凰、新聯三公司副董事長以及創辦了僑發置業有限公司。他還製作了紀錄片《今古奇觀》一、二集，以及參與投資製作《零的突破》、《大陸窺祕》、《無情的情人》、《八旗子弟》等十多部影片。

除了畢生從事電影工作之外，在業餘時間還鑽研書法藝術，自得其樂。

南方墾光拓影半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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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俊峰

時值中國電影百年華誕，香港南方影業公司成立55周年。南方影業曾是發行蘇聯電影和國產電影來港的獨家代理公司。今天的中國和中國電影已和南方影業公司成立時不一樣，滄海桑田，本報據此訪問了南方影業的元老許敦樂。

許敦樂接觸蘇聯電影，是從接觸他中學時代的老師楊少任開始的。那時他在上海美專唸書，楊從重慶來，當時已經是南方影業公司的創辦人，這家公司在中國「開創了蘇聯電影的發行、宣傳新陣地」。

這一年是1947年，許敦樂經楊少任介紹，看了第一部蘇聯影片《青年之光》，他還記得那是彩色的，因為當時大多數影片都是黑白片，所以感覺很新鮮。在此之前，許敦樂看的都是荷里活和上海的一些國語片。後來，楊少任很熱情地邀請他到公司。「說明推介蘇聯電影的意義和發展前途、美術和電影的關係等等。在他的感召下，無條件地兼任蘇聯電影上映的宣傳及美術設計。」從此以後，許敦樂就一直和南方影業聯繫在一起。

50多年後的今天，南方影業在香港已有55年歷史，而許敦樂也已年過八十。他還回憶起當年的瑣碎的點滴：「蘇聯電影進入中國是50年代，不是派代理公司或發行商來，而是電影代表。派到北京、上海和廣州，往往就是一個人，最多兩公婆。」直到現在，他反覆說的一句話，還是「楊少任能看到這獨門生意，他很有經濟眼光」。

只要放映就是勝利

在香港發行蘇聯影片似乎難以想像。「你們想像不到那種困境。48年那會兒，共產主義被蒙上政治色彩。蘇聯片在香港很難上映，只有在一些小戲院缺片時，就插播進去。」許敦樂說，他們接到的指示是，影片只要放映就是勝利。那時戲院的黃金時段是2:30，7:30和9:30。他們發行的影片，只能在這些片段中間放映。

如果以為許敦樂他們只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就錯了。他說：「當然還是想賺錢的。其實條件比較好，因為除了宣傳開支，收入50%上繳，50%自己分，而且是獨家代理。」那麼誰來埋單？許敦樂笑著眨眨眼：「由老闆想辦法。」

雖然有「老闆」想辦法，但貧困還是貧困，外面教師的薪水有兩百來塊錢，他們只有一百多。所以大多數都是「光棍」。許敦樂說他們都是以事業為第一，而且在70年代以前，還沒有甚麼兼職的概念，所以都是做全職。他們要做片頭，設計插畫，搞宣傳，甚至在放映時還要自己打幻燈。也沒想要錢。

除了經濟上拮据，還有事業上的孤獨。許敦樂回憶說：「五、六十年代，除了和國泰的一些朋友談得來，其他同行都不和我們談的。」

蘇聯片有文藝的雕磨

蘇聯片也並非全是枯燥說教，偶有文藝的雕磨，也能讓年輕人欣賞。許敦樂隨便列舉出他們發行成功的例子：民族歷史的如《西伯利亞史詩》、《靜靜的頓河》；戰爭片如《以心許國》也很賣座，此外還有《列寧在一九一八》、《列寧在十月》。

原本他們是抱著片源打開局面才比較好做的心態，但蘇聯電影最後還是讓他們失望了。「到後來，蘇聯片的編導好像搞不出甚麼新花樣。蘇聯的文藝作品在50年代後期就不知怎麼搞了。長是長，但不動人，觀眾都能睡著。後來60年代的初期的《一個人的遭遇》被文藝界欣賞，但卻又有論爭，有人說主題是和平主義，有人說主題是怕戰爭。弄到後來，他們發來的片子都堆在片庫裡發不出去。60年代就完了，電影合同都不了了之。」

除了蘇聯電影，南方影業也發行過一些東歐或是朝鮮、越南的電影，但更不成功，因為那種生活太陌生，香港觀眾不喜歡。不過一些越南電影中的攝影很出色。

國產片壓倒了蘇聯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國產電影《葡萄成熟的時候》在香港發行。但據香港電影編導施揚平說，這種以工農兵為題材的電影在香港並不好賣。不過，許敦樂說，在南方影業的發行經驗中，內地的文藝片較受歡迎，如根據魯迅小說改編的《祝福》、還有《林家舖子》，知識分子都歡迎，評價不錯。但是香港政府電影審查制度對影片中包含有民族主義或愛國思想的都不能通過，除了抗日戰爭影片。令人意外的是，一些報道內地建設生產，甚至是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紀錄片，反而會有人關注。

許敦樂解釋其中的原因，「這和香港觀眾在內地家人的生活休戚相關。因為關心內地情況的人會同情我們，檢查處就會感受到壓力，在這些方面不會站在對立面。」

不過國產片在香港最成功的發行紀錄，戲曲片還是當之無愧。既是古裝，又是彩色，劇本和演出水準比較高。曾在香港創下票房紀錄的《梁祝》就是一例。許敦樂說，有了國產片的成功，南方影業的經濟慢慢就好轉了。

從十月之爭到兩岸交流

在談話中，這位八旬老人講得最生動的，竟是50年代和台灣同業的鬥爭，那是真正的「鬥爭」！90年代重新規劃前，調景嶺、青山道那一帶，每到「雙十」節，還會升青天白日旗。而「十一」國慶，南方影業要爭取升五星紅旗。於是，十月的這兩天，就是流血的日子。

十一那天，許敦樂他們一早就要做好打架的準備，「因為台灣那邊的人一定會打過來。武器是木棍、磚頭和玻璃樽做的燃燒彈。」他說，那些年在招聘新職員時，都要專挑身體強壯的，打架時用得上。許敦樂又說，曾有一個左派機構的女職員「被台灣那邊的人扒光衣服，然後被五馬分屍。」

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雙方化干戈為玉帛，南方影業發行了《人到中年》、《芙蓉鎮》、《黃土地》、《紅高粱》，台灣那邊則以《窗外》等瓊瑤電影回敬，開始真正的交流。

意外的是，中國改革開放，卻並沒給南方影業帶來應有的利潤。許敦樂甚至用「正好相反」來形容：「我們創作思想沒解放。文革結束後拍了傷痕電影，像《人到中年》、《巴山夜雨》、《黑炮事件》，香港的觀眾吃不消。」當時南方影業也採用了市場手段協助宣傳：「北影拍了《知音》，我們招待演員張瑜、王新剛來港宣傳造勢，看外國片、台灣片、香港片。」為了協助在香港發行國產片，他們確實付出了令人敬佩的努力。

國產片做出華語片概念

南方影業董事總經理劉德生說，從1993年開始，公司就沒有獨家代理了。因為內地各省各廠可以自產自銷。中國現在已有了張藝謀、馮小剛、陳凱歌這些億元票房保證的導演。而且從80年代以來，第四代、第五代導演打入世界，國產電影逐漸從影展市場打到現在的商業市場。他說：「爭取大家一起把國產電影在國外做出好成績，做出『華語電影』的概念。」南方今後的定位，他不願講了。

許敦樂簡歷

許敦樂，廣東汕頭澄海人，1925年出生，大學時便參與上海南方影業公司，1948年上海美專畢業後即來港擔任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宣傳部主任，1965年出任南方影業公司總經理直到80年代中，1986年退休後仍擔任南方影業有限公司名譽董事長至今。許敦樂是香港愛國電影文化事業的開拓者之一，除畢生從事中國電影海外發行工作之外，並於1956年參與創建清水灣電影製片廠；1962至1972年間籌建高陞、銀都、珠江、南華、南洋、新光戲院，付出巨大心血。

「左派」影業的珍貴資料

香港資深影評人　石 琪

回顧香港電影業的歷史，在各家各派中不能不提「左派」的影響，很重要，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尤其重要。

現在較年輕的一代，多數不清楚香港影壇曾有「左派」、「右派」之分，甚至不大知道除了粵語片，香港亦曾盛產和發行很多國語片。而在此地當年的國語片市場中，親北京的「左派」與親台灣的「右派」特別壁壘分明，形成激烈的競爭。但兩派同是中國人，在「明爭」中亦有「暗合」，往往是敵亦是友，形成很微妙的關係。並且都對香港製片業、戲院業和電影宣傳發行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這是不可忽略和遺忘的。

左派右派之分，當然涉及政治性。其實香港開埠以來，一直是中外各式政治的「自由市場」，也是「鬥法戰場」。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英國管治的香港就成為親北京與親台灣兩派競爭的中間地帶，亦是國際冷戰的敏感地區之一。由於香港地位特殊，左派右派可以在此地「文鬥」（雖然發生過武鬥暴動，但始終維持法治），這種情況不單大陸和台灣長期不容許，在世界其他地方也難以如此。事實上，冷戰時期全球大概沒有其他地方能像香港那樣，西片、日本片、大陸片、台灣片都有市場，亦曾偶有蘇聯片、東歐片、朝鮮片、北越片公映，並生產左派、右派及無派影片。

這歷史很特殊，很複雜，香港電影業歷史很不簡單，需要好好記錄、整理和研究。許敦樂先生寫出《墾光拓影》，憶述他數十年來在香港南方影業公司的工作經歷，就是與「左派」有關的重要文獻，包括很多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成為十分難得的見證。

細讀此書，我才知道抗戰勝利後不久，左派已在香港發行蘇聯電影，原來此地早就公映過很多蘇聯名片。但港英政府的電檢問題很麻煩，大陸國產片經常被禁，難關重重。許先生他們成功發行內地戲曲片《梁祝》、山歌片《劉三姐》等，創下香港票房紀錄，還打入南洋市場，成為空前奇蹟。最有趣是《梁祝》加印中文字幕，形成華語片的先例；《楊門女將》吸引到台灣客來港看京劇片兼吃大閘蟹；《劉三姐》竟然在新加坡幫助了李光耀擊敗反對黨……可見當時電影的威力很大，影響很微妙。

左派影業在香港曾經鼎盛，然而受內地「文革」波及，簡直自廢武功。許先生寫出他們難苦經營，到七十年代後期還能隨機應變，活用市場技法起死回生，掀起獵奇紀錄片熱潮，可說為大陸初期開放改革作出榜樣。

《墾光拓影》寫出發行、宣傳及經營戲院方面不少內情與變化，有歷史性和趣味性，現在只嫌寫得短，其實越長篇越好。

至於左派影業，八十年代對香港電影「新浪潮」及北上合作拍電影都有重要作用。近十多年內地與香港都變化很大，本港影業再無左右派之分，而大陸市場越來越重要，國語片復興，全港影壇面臨重新適應的難題。

時代不同了，要溫故知新，此書記下的歷史很有意義。（本文輯於許敦樂剛出版的《墾光拓影》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