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浩 本名樊和平。男，1959年生，博士，江苏省泰兴市人。东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人文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双聘研究员。第八、九、十届江苏省政协委员。

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80多篇，出版个人独立专著9部，作为第一带头人合著3部。代表作为“中国伦理精神三部曲”（《中国伦理的精神》、《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道德形而上学的精神哲学基础》。

获国家、教育部、江苏省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三项，二等奖四项，三等奖三项。主持完成国家、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十多项；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国家“985”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东南大学项目总召集人。

 内容简介

文化的真谛——人化；

文化的两大永恒课题——“人应当如何生活？”“我们如何在一起？”

文化如何用生用世——透过“意义世界”的建构，为人的“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以超越“生存困境”；

中国人和中华民族跨越时代的文化基因——血缘、情理、入世三大文化胎记；

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的基地——儒、道、佛三位一体的自给自足的文化精神形态，建构和造就了中华民族进退互补、刚柔相济的极富弹性的意义世界和心灵构造，使中国人尤其中国知识分子在任何境遇下都不致丧失安身立命的精神基地；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前途和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通过文化对话实现“人化”的“理一分殊”，透过人文素质生态的建构实现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

 简要目录

文化之“用生”与“用世”

文化与人的“生命过程”

中西方文化的精神要素与中西方人的文化基因

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特殊文化难题

儒家人伦原理与中国文化的“入世”取向

道家的人生智慧与中国文化的避世结构

佛家人生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出世元素

儒、道、佛三位一体与中国人的文化精神结构

全球化与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文化归宿

 编辑推荐

“人应当如何生活”，在一个生活节奏日益加速，各种压力扑面而来的时代，在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的时候，在人人考虑如何过冬的时候，就是一个我们如何处理我们内心的焦灼、忧虑、恐慌的时候，就是一个心灵亟需安顿的时候？那么，《文化与安身立命》给我们上了精彩的一课，无论是文化如何“用生”“用世”，以及引导/教导我们如何安身、立命。

——本书编辑

节选1|“人”的困惑与寻觅

文化问题，在前几年非常“热”，但是在今天这样早已“热”过的时候， 我为什么还要来谈文化问题?理由很简单，文化问题实在是一个常谈常新的 永恒的课题。文化问题，是我们现代人，特别是我们在座的每位所困惑和没有解决的问题。

致力探索、思考文化问题，是中国文明一以贯之的传统。中国文明的先 师孔夫子，一开始就论人。中国文化初年最伟大的发现就是，“人也者，仁 也”。什么是人?一个有仁义道德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人，“仁”是人的条 件。但是西方就不一样了。西方人对于人的觉悟，比中国人大概要晚四百年左右。古希腊哲学、古希腊文化最早的一个最伟大的发现，是由一个叫泰勒 斯的哲学家、科学家做出的。这个发现今天说给大家听，诸位可能觉得非常可笑。他面向大海进行哲学运思，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万物是由水构成 的”。这是西方人的第一个哲学问题，也是西方人做出的第一个最伟大的发现。可是，“万物是由水构成的”，让初涉哲学和文化的人听起来着实有点垂头丧气，“这还是什么哲学?”是的，它跟中国的哲学不一样，这就是最典型的古希腊哲学。泰勒斯在那个时代、那个文明背景下，他思考的问题是: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个别的，都是具体的，都是有形的，这个有形的、不断变化的世界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他发现有形的东西肯定是由无形的东西构成的，不变的东西肯定是由某个可变的东西构成的。于是他找到了这样一种东西，找到了什么?他找到了水。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是无定形，第二个是流动性。水是没有形状的，把它放到茶杯里，这个茶杯是圆的，它就是圆的，这个茶杯是方的，它就是方的。所以，有形的东西可以由水这个无 形的东西构成。第二个，水是流动的，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不断流动，是水的属性。

哲学史、文化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生命发展史和婴儿智力发展史，这五个“史”是一致的。人类生命刚刚诞生的时候，是没有抽象思维的能力的。什么叫作抽象?就是把那个“象”给抽掉，把现出的象给抽掉，留下一个本质性的东西。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普遍。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具体的东西，却看不到任何抽象或被抽去了“象”的东西。这是一个茶杯，这是我的 茶杯，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现象”性的存在，但是我看不到“茶杯”，我看到的只是“这一个”茶杯。一开始小孩没有概念抽象的能力，你告诉他 这是“圆”的，他不能理解和掌握，你只能告诉他“这是一块烧饼”。烧饼是什么?烧饼是圆的。所以在他看来，圆就是烧饼，烧饼就是圆。他只知道烧饼这个具体的存在，而没有“圆”的概念。泰勒斯就处在这样一个水平上。他对特殊性、个别性、普遍性还不能区分，他只知道用一个具体的东西，来表达一种普遍性，这个具体的东西就是水。可见，当他宣布“万物是由水构成的”时，实际指谓的并不是水，而是水背后的那个流动性、无定形，即 水背后的那些抽象规定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万物是由水构成的”，这是一种哲学，是一个哲学命题，是西方哲学史、文化史、文明史上第一个 最伟大的发现。

紧接着在西方哲学史、文化史上，发现了什么?米利都学派发现世界是由气构成的，世界是由无定形构成的，德谟克利特发现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数学的鼻祖毕达哥拉斯发现，“世界是由数构成的”，他的护身符就是一个正三角形，这个正三角形是由十个数构成的，从上到下四行中分别有1、2、3、4个不同的点，它们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第一个点是一，第二行是 两个点，第三行排了三个点，第四行排了四个点……这样加起来正好最后是一个十。所以他崇拜正三角形。

也许，正是在发源上的这种不同旨趣，导致了日后中西方文化的深刻殊异。

1. 苏格拉底:“人在哪里?”

我们不是讲哲学，所以先不谈这么复杂的问题，我们先谈一个人，这个人叫苏格拉底。在苏格拉底之前，西方人研究的哲学、文化的方法和内容， 就是刚才讲的那些东西，他们讨论的是关于世界的始基即世界是由什么构成 的，如世界是“由水构成的”还是“由火构成的”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哲 学本体论，又是哲学的人生论，它们关于世界的根本观念和关于人生的根本 信念同一不分，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由火构成的，所以当他生病的时候，就不去治病———世界不是由火构成的吗，万物不是生于火又复归于火吗，于是他用火来烤，最后把自己给烤死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他们其实 首先是或至少同时是科学家。在这个时代，人和世界万物是不分的，人没有从这个世界当中分离出来。所以说，那个时代的古希腊文化还没有提出 “人”这个问题。

苏格拉底是雅典人。古希腊有两个最重要的城邦，一个是雅典，一个是斯巴达。雅典、斯巴达城邦时期，相当于中国的“三代”———夏、商、周时期。那个时候，是蒙昧社会的末期，文明社会的早期。在那个时候，人们只知道有城邦、有社会、有实体，但没有个体，或者说，个体还没有完全从实 体中分离出来。苏格拉底何许人也?德尔斐神庙的神谕告诉全雅典的人，说“雅典谁最聪明?苏格拉底最聪明”。苏格拉底不相信，他街上问每一个人:“谁最聪明?”他们都说:“苏格拉底你最聪明。”问到最后，苏格拉底明白了，我确实最聪明。为什么呢?因为我还知道自己不聪明，知道自己“不知道”，而其他人都以为自己知道，所以说我比他们聪明，我是雅典最聪明的人。有一幅画，画的就是这个雅典绝顶聪明的智者在雅典街上找“人”。在 雅典这样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芸芸众生、万千气象，可他却觉得没有人，他目中无人、心中无人。在他看来，这些都不是“人”，他们都只是作为实体的一个个“现象”性的存在者。人在哪里?于是，苏格拉底要找“人”，他发现雅典无“人”!这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又非常深刻的哲学故事和哲学问题。于是，他在雅典就和年轻人讨论，什么是人?怎么才能成为一个人?……它们被概括为一个著名而永恒的“苏格拉底问题”:“人，应当如何生活?”

不幸的是，雅典这样一个民主制度的城邦，到最后判了苏格拉底死刑，罪名是引诱年轻人犯罪。古希腊文明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个体消融于实体之中。像斯巴达———雅典可能跟斯巴达在表现形态上有所不同，但斯巴达更能说明问题，我想以此说明古希腊城邦那样的一种文明状况。斯巴达城邦的小孩生下来之后，就被强行抱走，把他放到荒郊野外，几天之后，如果这个小孩不死的话，就说明他的体格是足够强壮的，于是再抱回来，由城邦抚育，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种优选了。这样一来，小孩绝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他只知城邦不知父母。在这样的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完全属于城邦实体，没有个体自我的意思。而苏格拉底做的核心工作，一是把人从万物当中分离出来，再把个别的人、把自我从城邦实体当中分离出来。于是，雅典法庭就判苏格拉底对神不敬和引诱青年的罪，因为，他们本来没有个体自我意识，现在他们受苏格拉底的启发，产生了个体自我意识了，很容易出现个体与城邦的分享甚至背离。所以，雅典法庭要判苏格拉底死刑，在他七十多岁的时候，饮毒酒而死。大家在研读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时候，会发现对苏格拉底的描述:他生得很丑，但是死得很美。这个画面（注:指油画“苏格拉底之死”）比较恭维他，把他画得还比较美。其实，苏格拉底矮个头，粗额头，短鼻梁，史书上是这么描写的。他是一个极其智慧的人，却又是一个很丑的人，但是他死得很美。他死的时候，本来是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机会逃的出去的，他的学生们为他安排了一切，要把他放走，但他坚决不走，他坚持要慷慨赴死，理由是“遵守城邦的法律”。

这是西方文化史上、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觉悟。严格说来，自苏格拉底之后，西方的哲学史、文化史才有了人的概念，才确立了一个最重要的主体，这就是“人”。苏格拉底要发现“人”，他在找人，在建构人。于是，这就成为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文化和后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文化的分水岭。西方的文化起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努力，对整个西方的哲学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尼采:“瞧!这个人”

可是，到了19世纪，这种传统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有一个人站出来了，他叫尼采。他也要找人，要重新发现人。苏格拉底以后西方哲学的重要传统，是发现意识、理性对人、对文化，对文明的意义，而尼采所做的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宣告“上帝死了”，这个世界没有上帝这个终极实体了。西方文化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和理念，就是关于“上帝”这个最后、也是最高的终极性存在的预设。尼采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上帝死了”。由此引出第二个宣告:“一切都被允许。”由于上帝这个最高立法者死了，一切就都被允许了。尼采以前的时代，是上帝的时代，上帝宰制一切，上帝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上帝死了，一切便都被允许。尼采所做的重要努力是什么?就是颠覆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的传统，他所强调的不是意识而是意志，叫“权力意志”，这是我们都已经熟悉的。一切由什么决定?一切都是由意志决定的，最后一切都是由超人决定的。于是，便有了这一个具有特殊风格的命题:“瞧!这个人。”

这本书，《瞧!这个人》，是尼采的自传。这本自传对他一生的思想和努力所做概括，就是“瞧!这个人”。这是受难的基督被绑缚在十字架上讲的那句著名的话语:“瞧!这个人哪。”苏格拉底在雅典找人，而尼采宣告找到了人，要“瞧这个人”。可世人绝不可疏忽的是，《瞧!这个人》这本书是他在过他的四十四岁生日的时候开始写的，然而不幸的是，当这本书写完的时候，尼采就疯了，而且是永远地疯了，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清醒过。这个“人”，他一旦瞧到了，他就疯了。

3.梁漱溟:“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苏格拉底找人，结果被判了死刑;尼采才“瞧”了一下人，他就疯了。“人”到底是什么?人类的文化，人类的文明一直在寻找答案。我们不再谈西方的，我们谈谈中国文化的发现。我们也不谈古代，苏格拉底在古代，尼采在近代，古代、近代都谈过了，我们谈谈中国现代的思想大家对人的思考。中国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学问家、思想家，叫梁漱溟。之所以说他了不起，是因为梁漱溟是现代中国的大儒。他的影响有多深?他是中国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代开山人物，他没有出过国，但他影响达到的程度，却让美国人为他写传记。我手头的这本书《最后的儒家》就是一个美国人叫艾恺（Guy Salvatore Atitto）写的关于他的传记。这本传记在美国发行了很多年之后，梁漱溟自己还不知道。关于他还有一本书，叫《这个世界还会好吗?》，也是这个人写，是艾恺对梁漱溟思想的访谈录。

梁漱溟这个人，用现在世俗化和僵化的标准来衡量，是没有学历的，仅相当于高中毕业。他遇上了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北京大学著名校长，叫蔡元培。蔡元培发现了这个天才，破格把这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梁漱溟请到了北大。不仅仅请到了北大，而且让他做上了教授。于是，梁漱溟就成了支撑北大的几位最著名的教授之一。我们看看他这本书的发问是什么?梁漱溟横眉冷对着这个世界，干瘪的嘴唇冷峻而有力地撇着，向这个世界发出了一声深沉的喝问:“这个世界还会好吗?”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是 Has Man a Future?直译是:“人，还会有未来吗?”或者是:“人，还会有前途吗?”追问的还是一个关于“人”的问题，只是在语气和气质方面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可见，从古代到近代、到现代，在西方，在中国，我们的学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都围绕着一个“人”的问题在展开，都在找“人”。首先找“人”的人（即苏格拉底）被判了死刑，这是人文科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耶稣。宣称发现了“人”的人（即尼采），他要瞧一下这个“人”，可当“这个人”被“瞧”见的时候，他就疯了。而中国的哲学家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却既没有人死，也没有人疯。他（即梁漱溟）以一种冷峻的眼光向这个世界发出了追问，“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我们的课就从这儿讲起，从“人”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