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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阮忠

出品人:

页数:329

译者:

出版时间:2008.10

价格:39.00元

装帧:简精

isbn号码:9787562237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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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研究&文艺理论
• 工具书
• 中国古典文学
• 汉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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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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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艺术论 卷一：序赋之始，雅颂之余 夫赋者，盖诗之流变，辞之祖宗。汉之世，而始蔚为大观，此非偶然也。观夫《诗经》之三百篇，风、雅、颂三体，皆蕴含叙事、抒情、讽喻之妙。风者，民俗之声，情之所寄；雅者，朝廷之乐，事之所陈；颂者，宗庙之祭，德之所彰。其辞也，或质朴直白，或委婉含蓄，或雄浑壮丽，皆得情性之真，感人之深。 汉兴，承秦之余绪，国家统一，疆域辽阔，物阜民丰，文教日盛。士大夫阶层崛起，其才情之士，亦多耽于文学，以文载道，以辞抒怀。而此时，乐府诗之兴，亦为赋之孕育提供了沃土。乐府者，采自民间，亦有文人创作，其叙事之详，描绘之细，铺陈之巧，已然显露出赋之雏形。 然则，赋之真正勃兴，乃是汉代文人追求一种更宏大、更精丽、更具形式感的艺术表达。他们渴望在字里行间，展现出盛世的繁华，歌颂帝王的功业，描绘山川的壮美，抒发个人的抱负。这种渴望，促使他们对传统的诗歌形式进行拓展与创新。 最早的赋，如宋玉的《九辩》、《招魂》，已显露出与《诗经》不同的特征。其辞藻之华丽，想象之奇诡，结构之繁复，已非纯粹的抒情或叙事所能概括。宋玉之赋，更侧重于铺陈描摹，以瑰丽之辞，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意境，表达出幽深忧愁的情感。这便是赋之为“铺陈其事，而描绘其物，使人兴感”之初阶。 西汉时期，赋的创作渐趋成熟。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二赋，可谓汉赋之里程碑。相如之赋，气势恢宏，文采斐然。其叙事，详尽入微，描绘山川草木、禽兽鱼虫，无不毕肖；其铺陈，层层递进，气象万千；其辞藻，华美雄丽，极尽铺陈之能事。他通过对帝王狩猎、园林享乐的细致描摹，既展现了汉朝国力的强盛，亦隐约透露出对奢靡生活的批判。相如之赋，确立了汉赋叙事性、铺陈性、描绘性的基本特征，其“辞必己出，如锥入囊”的刻意雕琢，亦为后世赋家树立了典范。 纵观此时，赋的创作，尚有“赋之言，虽可事，而不能常也”之说。盖因赋体尚在发展之中，其形式与内容，皆有待进一步的完善。然则，赋之萌芽，已然孕育，其艺术之光，亦已初露。 卷二：辞赋争辉，铺陈之美 东汉时期，赋的创作进入一个更为辉煌的时期。文人辈出，各展才华，赋的体裁与风格亦日益多样化。此时的赋，更注重形式上的铺陈与结构的严谨，对辞藻的运用亦更为精炼。 在铺陈方面，汉赋发展出了“铺陈叙事”与“铺陈描绘”两种主要手法。铺陈叙事，即详细地叙述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使读者对事件的全过程了然于胸。如班固之《两都赋》，对长安、洛阳两京的城市建设、宫殿庙宇、街市繁荣、风俗人情，无不细致描摹，可谓一部描绘汉代都城风貌的百科全书。这种铺陈，既有宏观的视野，亦有微观的细节，使读者如同亲身经历一般。 铺陈描绘，则是对事物进行细致入微的描绘，通过感官的刺激，唤起读者的联想与感受。无论是山川的壮丽，还是宫阙的巍峨，抑或是珍禽异兽、奇花异草，汉赋都力求用最华美的辞藻，最生动的笔触，将其呈现在读者面前。如张衡之《二京赋》，对宫殿之宏伟、御苑之辽阔、宴乐之盛大，描绘得淋漓尽致，令人目眩神迷。这种描绘，不仅仅是简单的堆砌辞藻，更是一种艺术的提炼与升华，使描绘对象焕发出独特的生命力。 在结构上，汉赋亦渐趋成熟。通常以“序”或“引”开篇，点明主题；主体部分则层层铺陈，或叙事，或描绘，或议论；结尾则常常有“赋曰”或“言曰”，进行总结或抒情。这种结构，使得赋在内容的广度与深度的同时，亦保持了形式上的完整性与艺术上的美感。 同时，汉赋在辞藻运用上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汉代文人，喜用典故，引经据典，使得赋的文辞更加厚重与典雅。同时，他们亦善于运用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增强赋的形象性与感染力。如“金声玉振”、“珠圆玉润”等词语，便是此时赋作中常见的华美表达。 然而，汉赋的铺陈之美，亦伴随着一定的弊端。过于追求辞藻的华丽与结构的繁复，有时会导致内容上的空洞，辞不达意。正如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汉赋铺张扬厉，多雕琢之功，少真情之语。”此言不虚。过度的铺陈，容易流于形式主义，失去作品应有的生命力。 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汉赋铺陈之美的艺术价值。正是这种铺陈，使得汉赋能够宏大地展现出汉代的社会风貌、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辉煌与荣光，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文人心中的憧憬与追求。 卷三：赋体演变，风骨之辩 汉赋，并非一成不变，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亦经历着内涵与形式的演变。汉末至魏晋，赋的创作，开始呈现出新的趋势。 一方面，以曹操、曹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在继承汉赋铺陈之风的同时，更加注重作品的慷慨悲凉与真挚情感。“建安风骨”，便是对此时文学风格的概括。他们的赋，虽然依旧保留着铺陈的痕迹，但更加侧重于抒发对人生短暂、世事无常的感慨，以及对国家动荡、民生疾苦的忧思。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凉景象，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曹植的《洛神赋》，虽以描写洛水女神为题，但其辞藻华美中，亦饱含着诗人对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失落。建安赋，将汉赋的铺陈技艺，与一种更深沉、更具批判性的思想结合起来，使得赋在艺术感染力之外，更增添了思想的深度。 另一方面，魏晋时期的文人，对辞藻的雕琢与形式的追求，亦达到了新的高峰。如左思的《三都赋》，以其宏大的规模、严谨的结构、精美的辞藻，与班固之《两都赋》争辉，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左思之赋，对长安、洛阳、成都三都的描写，可谓穷尽人力。其铺陈之详，描绘之细，使得后人对这三都的想象，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此赋。此种铺陈，已然成为一种极致的艺术追求。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赋的铺张扬厉之风，也逐渐引发了一些批评。一些评论家认为，过度的铺陈，使得赋的艺术生命力衰退，甚至沦为炫技的工具。傅玄在《赋要》中指出：“赋之说，虽可事，而不能常也。古人诗文，皆有褒贬，有褒贬，则有情，有情则可久。今赋，多铺陈，少褒贬，但取其文，不取其意，是则不能常也。” 这句话点出了赋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如何在形式的极致追求中，保持内容的真挚与思想的深度。 赋体的演变，也体现在其对题材的选择上。除了传统的歌颂帝王、描绘都城之外，一些文人开始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如咏物、写景、抒情等。这为赋的艺术表现力，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在“风骨”之辩中，我们看到，汉赋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在形式与内容的平衡中寻求突破。它既要展现出盛世的辉煌，亦要表达出时代的心声。这种辩证的发展，使得赋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能够不断地焕发新的生命力。 卷四：赋之传承，韵味永存 汉赋，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体，其影响深远，历久弥新。虽然其鼎盛时期在汉代，但其艺术基因，却深深地融入了后世的文学创作之中。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但赋的创作，并未因此而衰落。初唐的“四杰”，如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其赋作，在继承汉赋铺陈之长的同时，亦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他们的赋，气势磅礴，辞藻华美，既有盛唐的自信与豪迈，亦不乏对现实的关照。 到了盛唐，诗歌占据了主导地位，赋的创作相对减少，但并不意味着其艺术价值的消亡。在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等人，在古文运动中，也创作了一些赋。他们力图摆脱骈文的束缚，追求散文的自然流畅，但其赋作，依旧保留了铺陈叙事的特点，并在思想内涵上有所突破。 宋代，词成为主流，但赋的创作，并未因此而中断。宋代的一些文人，如欧阳修、苏轼等人，也创作了一些赋。他们的赋，在继承汉赋铺陈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理趣与哲思的表达。苏轼的《赤壁赋》前后两篇，便是其中的典范。他以景写情，以情带理，将议论与抒情巧妙地结合，展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哲学智慧。 明清时期，赋的创作，虽然不如前代兴盛，但依旧有所发展。一些文人，如归有光、袁枚等，也创作了一些具有个人风格的赋。他们或以咏物抒怀，或以记事抒情，在继承传统赋体特点的同时，亦融入了自己的时代感悟。 汉赋的艺术遗产，不仅仅体现在其文体的传承上，更体现在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上。汉赋的铺陈手法，对后世的散文、小说、戏剧等文体，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宏大的叙事结构，精美的描绘技巧，深刻的思想内涵，至今仍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启示。 汉赋的韵味，在于其对现实世界的精妙描绘，在于其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捕捉，更在于其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独特贡献。它以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了一个辉煌的时代，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温汉赋，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其字里行间的华美与壮丽，更能从中体味到那个时代的智慧与情感。汉赋艺术，如同陈年的美酒，越品越有味，越品越醇厚，其韵味，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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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体验上，这本书的流畅度和思想的递进性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它不像有些学术专著那样，充斥着晦涩难懂的术语和循环论证的结构，让人读起来如履薄冰。相反，作者的笔触是带着温度和探索精神的，仿佛一位经验丰富的导游，循循善诱地带领读者走入汉赋那层层叠叠的艺术迷宫。尤其喜欢其中关于“韵律感”的分析部分，作者从音韵学和文学接受心理学的角度切入，详细阐述了汉赋如何通过其特有的句式结构和用典习惯，在诵读中制造出一种近乎于“仪式感”的听觉体验。我尝试着大声朗读了几个被作者重点分析过的段落，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扑面而来，真切体会到了古人为何会对这种文体如此推崇备至。这本书不仅仅是在“解释”汉赋，更是在“重现”汉赋的生命力，让千年之前的文字重新获得了鲜活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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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价值，我认为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超越性的比较视野上。作者并未将汉赋孤立地置于文学史的长河中进行考察，而是巧妙地引入了魏晋风骨、唐代近体诗的审美转向作为参照系，这种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分析，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对汉赋独特性的认知。比如，他将汉赋的铺陈夸饰与后世的“含蓄蕴藉”进行对位，指出前者是对外在世界秩序的赞颂与确认，而后者则更倾向于个体精神的内省与自洽。这种对比并非简单的优劣评判，而是深刻揭示了不同时代精神面貌在文体选择上的必然性。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汉代气度”这一模糊概念的具象化解读，他通过对赋中常见的地理描绘、神话想象以及道德说教元素的细致梳理，成功地勾勒出一种自信、开阔而又略带张扬的时代精神底色。读完之后，我对理解汉代社会文化结构都有了更深一层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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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学术严谨性，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每一个论点背后似乎都站着成百上千的汗牛充栋的文本支撑。但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作者在处理那些复杂难解的典故和生僻字词时所展现出的耐心和清晰度。他没有为了炫耀学识而堆砌生僻注解，而是将释义融入到对整个文学语境的阐释之中，做到了“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对于非专业的文学爱好者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福音。比如，书中对赋中大量引入的“物产名录”的结构功能分析，作者解释得极为透彻，让人明白这些看似繁琐的堆砌，实则是服务于“极言其丰”这一核心主题的艺术手段，而非简单的炫技。这种将学术深度与普及易读性完美融合的能力，是很多专业著作所欠缺的，读起来一点也不觉枯燥或有距离感，完全是一次知识与审美的双重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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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什么地方可以进一步探讨，我个人认为，作者在探讨汉赋如何影响后世笔记小说和唐传奇的叙事模式时，还可以再多加笔墨。虽然书中也提到了这种影响的存在，但似乎更多地集中于辞藻和体裁的直接承袭，而对于更深层次的叙事节奏和人物塑造逻辑上的影响，略显意犹未尽。例如，汉赋中那种对场景环境的极致渲染，是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世志怪小说中对异境的描摹？这种追溯文学谱系的尝试，对于理解中国叙事传统的连续性至关重要。总体而言，这部作品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它不仅是对汉赋这一文体的权威性梳理，更是一部关于中国古典审美精神如何形成与流变的重要参考书，值得所有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兴趣的读者反复品读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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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汉赋艺术论》的装帧设计真是让人眼前一亮，那种沉稳的墨绿色配上烫金的书名，透着一股子古典的韵味，让人爱不释手。刚翻开的时候，我对它其实并没有抱太大期望，毕竟市面上探讨古代文学的书籍浩如烟海，真正能给人带来全新视角的凤毛麟角。然而，作者在开篇提出的关于汉赋“气势”与“辞藻”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注意力。他没有落入传统评论中将辞藻堆砌视为腐朽的窠臼，而是深入挖掘了汉大赋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其铺陈扬厉的风格如何成为权力表达和文化自信的一种载体。特别是对司马相如《子虚赋》中空间构建手法的剖析，简直像是给心灵进行了一次高强度的视觉重塑，那种由文字构筑出的宏大叙事场域，至今想来仍觉震撼。更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在行文中引用的例证丰富而精准，不拘泥于常见的几篇名作，而是广涉一些相对冷门却极具研究价值的篇章，使得整部论著的学术厚度得以显著提升，绝非泛泛而谈的入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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