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izabeth Little is a writer and editor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She has worked as a literary agent and as a writer and editor for the travel guide Let's Go: China, and her writing has appear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Biting the Wax Tadpole is her first book.

Brings you the best bizarre quirks of the ways people communicate around the globe. The author wades through innumerable verb tables in various available moods and tenses, untangled up to eighteen cases of noun, and wrestled with various kinds of...

Brings you the best bizarre quirks of the ways people communicate around the globe. The author wades through innumerable verb tables in various available moods and tenses, untangled up to eighteen cases of noun, and wrestled with various kinds of complica

Biting the Wax Tadpole by Elizabeth Little

认真地为孩子读英文床边故事的时候，才惊觉到动物和人一样，在不同的语言里竟有不同的叫声。中文的小狗“汪汪”叫，英文的小狗却说“woof-woof”。“喔喔”叫的鸡，到英文里变得多嘴多舌，拉长脖子滚出长串的“Cluck-a-Doodle-Do”。最不同的是猪叫，中文里像打鼾，到英文里却成为明亮的“oink-oink”。好像只有轻巧的猫叫，有点普世性，中文是“喵”，英文也是“meow”。

其实语言的不同，又岂止是反映在对动物叫声的描绘？生活里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数字、颜色等，在不同的语言里，也都有着不同的显现。比方说，有些语言里根本没有“蓝”或“绿”这样的字词，提到蓝或绿，仅以其他颜色（如灰色）做底，再加上修饰词以表现之。说到数字，因为人手正巧有十只可以数物的手指，所以十进制成为数字系统的大宗，多数语言，都是先有“10”、“20”、“30”等的字词后，再以加法（或减法）有系统地表现出所有数字——比如“21”是“20加1”，“33”是“30加3”；也有些语言用减法表述五以上的数字，如，“46”是“50少去4”。但是十进制却也并不是唯一的数字系统，以其他数量作为归纳单位的方式，仍零星地留在不同的语言里。苏美人（Sumerians）的60进位，仍然统筹着我们计时的方式，法文在数到70之前，与其他主要语言无异，都以10为单位，但从“70”起，却出现分歧，法文里没有“70”这个字，“70”是“60加上10”，而“80”则是“4 个 20”。

现代语言，暗藏着不同文化应对宇宙现象的不同方式，细心的比较与发掘，竟能像考古文物一样，彰显出不同文化的多彩缤纷。

常为《纽约时报》撰稿的作家伊丽莎白·利朵（Elizabeth Little），最近就出了一本以描写不同语言为主题的书，她以活泼机智的语言、生动风趣的插图，记录自己游走众多语言之间的观察与心得，而写成了这本可读性极高，又包含了丰富信息的小书。

此书的怪异书名《啃咬蜡做的蝌蚪》（Biting the Wax Tadpole, Confessions of a Language Fanatic），当然也是来自语言的典故。有趣的是，这个典故竟是与中文有关的。

伊丽莎白·利多自幼就对语言有着极大的兴趣，据她自己描写，学习外国语，像侦探办案，充满了悬疑与刺激。学习语言也是“卧游”列国的最好方式，每学一种新语言，她就假装自己是陌生的旅客，从“异地求生存”的重要词句学起。她从小学四年级学古希腊文之后，就十分有野心地为自己立下紧凑的学习时间表，排列出十五岁、二十岁、二十五岁每一个阶段要学好的外国语言。

中文排到她的大学时期。而她也不只是一个课室里的语言学家，更走访中国，实地使用这个音调永远是项挑战的语言。此书的序言与跋语，都以她的中文经验为主题。序言里，利朵开宗明义地描述学习外国语言的陷阱与危险，比如，中文以音调辨义的特性，永远是英语系者的噩梦。她以自己在南昌的尴尬经验作为示范。

对利多而言，平上去入的四声里，以平声最为艰难，她说自己几乎要刻意尖叫，才能制造出稍微像样的音调。她走进南昌餐馆的那天，又饿又累，只求有食物果腹。当服务员拿上的菜单是她看不懂的中文时，她努力地用自以为最正确的音调对服务人员说：“你们有没有英文的菜单？”说了几次，大家都只频频摇头。绝望到了极点，她最后只能以凄厉的哭声高呼：“菜单！！”顿时，奇迹发生了，餐馆后面跑出了一个中年女人，兴奋地说：“这个大洋妞要菜单。”在又饿又累又焦急的非常状况下，利多终于以高亢的声音正确地发出了“单”字所要求的平声。

作者也以一幅插图，绘制赵元任九十二个字的《施氏食狮史》，以此显示音调语言（tonal language）的神奇，九十二个同音字，完全靠着音调的区分，讲出一个很有情节的故事。对于中文为母语的读者而言，这恐怕也只是老外因为不明就理才会生出的惊叹与敬佩，是有点夸张。老实说，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又有多少人真能流利念诵或听得懂这首诗？不服气的读者可以试试：“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说穿了，这也只是好玩的语言游戏，没有太大的实际用途。就像在中文初步的课程里，学生时时被警告有关“妈妈骂马”变成“马骂妈妈”的危险，但在实际生活中，“妈妈”会“骂马”的几率，其实小之又小，也只是语言老师编出来吓老外的。真的比较可信、也比较危险的，反而是中国不同方言之间因为音调而产生的误会，比如那些我们津津乐道的老广说官话的笑话，那些必须把粤语的九音压缩成平上去入四声的音调挑战，会叫人把一句无辜的“水饺一碗多少钱”，说成“睡觉一晚多少钱”，而这音调错置的对象，又正巧是位年轻漂亮的女侍。

我们也不必太热衷于取笑老外搞不清音调所造成的错误。从元音没有长短之别的中文，转折到以元音长短辨义的英文时，中国人可能闹出的笑话，亦可以筐斗记。最常听到是把“海滩”（beach）讲成“婊子”（bitch），或把蛇（snake）当成点心（snack），其余更不胜枚举。下次，我们自大地要笑老外四声都搞不清楚之前，最好先自我测试能不能把舌头放在适当位置，正确地发出每一个英文元音三到五种不同的长短。

在书的跋语里，利多写到语言翻译的陷阱。她又选择了中文作为例证。一向勤快的利多，在学习阅读中文时，总以蛮力对付，而埋头逐字翻查字典。“克林顿”是令人不解的“克服森林停顿”；而“幸运的米饭” （“吉米·卡特”）又是什么东西？

本书的书名，亦来自翻译笑话集成。据说Coca-Cola在1928年刚进军中国时，曾公开征求中译，最后由学者蒋彝

想出了“可口可乐”这绝佳的译名。但在正式译名尚未产生之前，店家小贩的招牌上出现了五花八门直接音译的名字，“蝌蝌啃蜡”是其一。

我初次在电台听到这段访谈时，对它的真实性大大存疑。店家会选取“蝌”这样一个不平常的字作为音译，本已叫人难以相信（想到“蚵”可能性还大些）。就算真有这样的招牌，以中文为母语的人，立即会了解这种怪异文字组合，必是外国语文的音译，故也绝不会在乎它的意义。只有像利多这些字字查字典的老外，才会企图去解释“蝌蝌啃蜡”的意思，并对其结果大惊小怪。

“蝌蝌啃蜡”的轶闻，使我本能地对这本书中其他好玩的故事与观察，持保留态度。它们可能都是出于牵强附会，或是出自文化视角的偏差。然而，语言比较的乐趣不也正是建立在这幽微的偏差之上？以不同视角描述事物的方式，造就了语言的多样性。中国狗和美国狗当然有着相同的叫声，只是经过人诠释后，才会在不同语言中，有着全然不同的呈现。

这本书不是学术著作，却能提供极大的愉悦，它所叙述的其实是一桩爱情故事——是作者与语言之间的爱情故事。除了愉悦，它亦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份可喜的语言世界观。使我们对制造出如此不同语言的不同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与惺惜。(苏友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