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在直奉軍閥大戰中，馮在南方國民黨和蘇俄暗中支持下，突然發動北京政變,掌握瞭政局,但由於自己力薄勢單，請瞭段祺瑞來臨時執政。不過馮還是堅持促成瞭孫中山北上。當時，蘇俄對中國建立紅色政權抱有很大期望，並在軍事援助上大量投入。
蘇俄最早授勛的五個元帥,兩個相繼被派往中國,一個是布留赫爾,即著名的加倫將軍,後來北伐戰爭基本由此人指揮，另一個是葉戈羅夫,以元帥軍銜任駐華武官,負責中國北方軍事。從1924年起,蘇俄軍事援助就不斷支持馮玉祥,派去軍事顧問團，當時鄧小平就是以鄧希賢的名字被直接從蘇聯派到馮的部隊。而李大釗則是馮和蘇俄的最重要的聯係人。馮的赤化傾嚮,引起瞭北方軍閥的一緻反對。1926年初,張作霖的奉係和吳佩孚的直係聯閤起來，驅逐瞭馮的軍隊,雙方進行大戰,而同時國民黨也開始北伐，全國進入全麵混戰。
1926年4月，張的奉係部隊控製北京,成立安國政府,作為與馮玉祥部隊和南方國民黨政府的重要聯係人,以及中國共産黨的北方負責人、蘇俄共産國際的代理人，李大釗當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對象。李大釗帶領全傢立刻躲到瞭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內原俄國兵營院內。
根據《辛醜條約》，使館區中國軍警不準入內，享有治外法權。以前，康有為、梁啓超和後來搞復闢的張勛等,都到那裏避過難，從沒發生過問題。而這次，李大釗實際是把國民黨和共産黨在北京的機關一起搬到瞭蘇聯使館,這在國際法上不很占理。
這種現象首先引起其他國傢駐華使館的不滿和懷疑，日本使館和法國使館人員相繼發現蘇俄使館軍營中國人來往頻繁,夜間也經常大聲爭論，舉行會議。他們秘密報告瞭張作霖的安國政府,很快京師警察廳就派來密探,裝作三輪車夫等監視偵查，並跟蹤相關人員，不久逮捕瞭重要嫌疑人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釗在北大的學生,1923年入黨，任過中共北京市委的宣傳部長等職務,李大釗躲進蘇聯使館後,他直接負責李大釗和外麵的交通聯係工作。
李渤海在被捕後非常閤作，將蘇俄軍營內部情況全部招供，換來秘密釋放。
(1900-1961) 黎天纔原名李渤海。山東省蓬萊縣人。1919年在山東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夏入北京大學讀書。1923年由何孟雄、高君宇介紹加入中國共産黨。1924年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直晉區執行委員會委員，團北京地委委員，並參加全國鐵路總工會工作。後調山東工作。1925年調迴北京仍參加鐵路總工會工作，編輯《工人周刊》、《鐵路年鑒》。同年鞦，調至中共北方區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曾任國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宣傳部長。1927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9月，市委改組，任委員兼秘書處負責人。10月，被捕投奉。1927年夏鞦以後，“左”的組織方針和工作方式給中共北方黨組織造成新的損失，黎天纔也於是年鞦被大元帥張作霖逮捕。剛入獄黎便遭受雙重意外：外麵的其他中**員不肯搭救他，鬍鄂公與楊度等還棄他南下；裏麵同案的新任市委書記王某很快齣賣瞭他。加之當局動用酷刑，黎天纔招認瞭。因黎天纔曾寫過一篇關於北京市國民運動的報告，1。2萬餘字，為李大釗賞識，此報告後被北京當局編入李大釗案的“蘇聯陰謀文證”中，所以張作霖和楊宇霆識黎為人纔，留在北平公安局政訓部任秘書兼宣傳科長，從此他投嚮奉係，替東北軍效力。張學良繼任後黎天纔逐漸被重用，直到成為張倚重的心腹謀士。此後，長期在國民黨政府和軍隊中任職，做過“有益於人民的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1961年8月在獄中病故。1981年7月16日，上海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對此案復審，“鑒於黎天纔在解放前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撤銷原判決，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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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4月初，“京師警察廳”司法科長瀋維翰親自齣馬，連續審訊瞭3個晝夜，終於發現有一個叫李渤海的嫌犯是真正的共産黨員，而且就在李大釗身邊工作。
李渤海是李大釗的學生。1923年，他由高君宇等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産黨。李大釗避難後，俄國兵營內的共産黨組織以及李大釗同外界的聯係，多由他承擔。李渤海被捕後叛變的情形，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瀋維翰在接受颱灣媒體采訪迴憶往事時，纔道齣多年鮮為人知的內幕。他說李渤海“經多方勸導，頗能閤作，將李大釗藏匿在東交民巷蘇聯使館之情報及其他共産人員名單供齣”。為避免打草驚蛇，警廳悄悄釋放瞭李渤海。除瞭當事人，此事再無人知曉。
所以，李渤海在李大釗犧牲之後還當過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負責人。1927年10月，他再一次被捕叛變。後來，李渤海改名黎天纔，追隨張學良左右。1955年，身居上海的黎天纔以“叛徒、反革命”罪被捕入獄，判處無期徒刑。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重新審理此案，改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此時，李渤海已死去20年。
當時南北處於戰爭狀態，李大釗的秘密機關從事大量軍事情報工作,並且藏匿瞭一些軍火，而且蘇聯很深地捲入中國內戰，這對北方政權威脅極大。張作霖函商外國領事團，因為蘇俄革命後自行廢除不平等條約,所以領事團認為蘇聯使館不受《辛醜條約》保護，默許張的軍警入內緝捕暴亂人員。
1927年4月6日，京師警察廳派齣三百餘人，突襲瞭蘇俄使館軍營，李大釗等人顯然在沒有預防的情況下遭到逮捕。軍警共獲取七卡車文件檔案，裏麵有大量蘇聯政府和共産國際對中國各派彆的聯係證據和指令。
後張作霖找人翻譯編成《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主要是“軍事秘密之偵探”和“蘇俄在華所用經費”兩項。其中有:照譯1927年1月30日軍事會議案筆錄；照譯1927年1月30日軍事會議案筆錄；照譯蘇俄利用馮玉祥計劃文報告；照譯1927年3月13日軍事會議案筆錄；北京蘇聯大使館會計處緻廣東軍事顧問加倫函……張作霖認為取得瞭殺李大釗的理由:一、在南北戰爭期間,李參與瞭軍事諜報工作；二、李與蘇聯政府勾結參與中國內戰的證據；三、李和馮玉祥國民軍的秘密關係；四、李作為國民黨和共産黨北方領導人進行的顛覆政府活動。李大釗在被捕後,對很多實事也供認不諱,“李大釗供詞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檔案館中。
李大釗被捕後,由於他是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各方都有營救行動,特彆是北洋政府前高級官員,如章士釗、楊度、梁士詒和北大校長等都齣麵說情，張作霖也猶豫不定。他為此給北方軍隊前方的重要將領如張學良、張宗昌、孫傳芳等六位發電徵詢意見，除瞭閻锡山沒有迴復，其餘都主張立即正法。當時報刊也記載前方來電,謂前敵將士因討赤死者不知若乾，今獲其黨首要,不置諸法,何以激勵將士？另有一種說法，南方某重要人物也來電主殺。張作霖綠林齣身,對蘇聯和日本等國本都不買賬，他認為李大釗是“俄奸”,在戰爭狀態，更是唯認武力至尊,對前方將領的意見更為重視,所以很快就下令將李大釗等十九名國民黨和共産黨人員悉數執行死刑。
李大釗被殺後，張作霖曾將部分在蘇聯使館搜查到的文件公開展覽,並請中外人士參觀,但是張作霖的政權很快倒颱,翻譯整理齣版的《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一書，隻印瞭極少冊數，目前已經很難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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