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本论文集，涉及星学、医学、翻译、文学等。

序

“序”放在书的最前面，却通常是最后才动笔写的。这个序也不例外。

这本集子，共收旧文十二篇，有些前后相隔竟有二十年之久。但话题却始终一贯，就是文化的空间延展与衍变。隋炀帝的《泛龙舟》，后来摇身变成了佛曲，出现在日本室町时代的涅槃会上；或者波斯人的水星神，竟然闯进了道教徒的永乐宫，化身为壁画上的辰星，这样离奇的情节，当中都有一段曲折多姿的文化流动史。某些文化因子，随着移民、商旅、军团与游方僧众等等，翻山越岭，飘洋过海，来到了新天地、新土壤，依样开花结果，却又不免“踰淮而枳”，或者说是“归化”，最终是让人再也瞧不出来自己本来是流落他乡的“客”。

搜集铨次，把十二篇都重头读了一次。第一个印象是，“全球一体化”这么一门摩登的东西，说不定在中世纪本来就可以拿来谈谈的。 这里谈论“星学”的几篇，展现出中国唐元之间的星命文化，实际上也流行于整个欧亚大陆。无论是杭州城里卖杏花的小巷，或者是Abbasid王朝巴格达的市街，或者西班牙Alfonso王的宫苑，只要你是学“仰观”的星士，你都不免要谈一点“身宫”、“命宫”、“疾厄宫”等等的运命十二宫，留心着福曜木与恶曜土在黄道十二宫上的进出，由此而为帝皇﹑公侯﹑诗人﹑妓女等等众生，推算出本来是无常的祸福。打开几本中世纪的星占书，从太平洋的此岸到大西洋的彼岸， “浮海八万里”，大家都有着大同小异的星神信仰，试看︰

1. (十世纪)《秤星灵台秘要经》︰

禳火

使赤油麻七粒、赤稻五粒、赤小豆三粒、赤驴尾七茎，赤钢屑少许，以绯袋子盛，绯线子系在臂上，大吉。

禳土法

取黑油麻七粒、黑豆七粒，以皂绫袋子盛之，用皂索子系在臂上，能除一切鬼魅邪魔。…宜以犁具铧铁铸作一土星真形。…亦得以随年果子供养，黑色者大妙。

禳木法

取白猪毛七茎以白袋盛，系在臂上，…又以白银一两铸作真形供养。

2. (十一世纪)Al-Biruni, The Book of Instruction in the Elements of the Art of Astrology:

Saturn … Jet-black

Jupiter … White mixed with yellow and brown, shining, glittering

Mars … Dark red

Saturn … Litharge, iron

Jupiter … Tin, white lead

Mars … Iron and copper

[意译︰ 土星 … 漆黑色

木星 … 白色，渗混了黄褐色，色彩亮泽

火星 … 暗红色

土星 … 铅，铁

木星 … 锡，白铅

火星 … 铁，铜]

3. (十三世纪)Picatrix:

Saturn en effet, parmi les métaux, possède le fer …; parmi les pierres … qui est noir et brillant.

Jupiter, parmi les métaux, possède le plomb; parmi les pierres précieuses, les blanches et les jaunes.

Parmi les métaux, Mars possède le bronze rouge, … parmi les pierres, … toutes les pierres rouge et mouchetées.

[意译︰金属之中，与土星配应的是铁，…；宝石之中，与土星配应的是…黑亮的。

金属之中，与木星配应的是铅，…；宝石之中，与木星配应的是白色和紫色。

金属之中，与火星配应的是红铜，…，宝石之中，与火星配应的是红色和花斑的。]

这样三条简单的资料，就已经展示出来，从中国一直到西班牙Alfonso的王廷，单是看星神配属什么颜色与金属，就几乎是东西方完全一致了。这部集子里谈星学的几篇，还举出其他中外之“同”。我们要是由此而谈一下中世纪的“全球一体化”，似乎也不算是“满纸荒唐言”的。文化交流，靠着远航的巨帆，或着伶俜的骆驼商队，似乎是有过深远的影响。

重读这十二篇，我的第二个印象却是要把第一个印象稍为修正一下。文化交流并不因为有了地域交通的条件就必然成功。中古时期开始，文化尽管能在地域上广泛地游动延伸，但不一定就能在异地得到新族群的认受与吸纳。这部集子有几篇谈到医术传播的，反映出来的事实，似乎都是文化传播的滞碍，以致最终失败。西医学东传，应该是很早就发生的事情。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一册，就引述过一个应当发生在唐代的故事，涉及有名的伊斯兰医家al-Razi(卒于公元925 年)︰

拉兹(al-Razi)谈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中国人来拜访我，他留在城里(可能是巴格达)一年，五个月内就学会了讲写阿拉伯语，还说得很流利，写得挺漂亮。后来他要回国，回去前的一个月左右，到来跟我说︰‘我回去之前，倒是想有人把盖伦(Galen)的十六册医书都给我念出来，让我默写带回去。’ 我告诉他，仅余才一个月，连抄写它小部分的时间也不够呢。他就说︰‘我央求你，就把你每天的时间都用来念给我听。我默写的速度，是要比你念出来还要快。’ 于是我就连同一个学生，轮流用最快的速度把盖伦的书朗读出来，而他的确写得比我们还要快。我们当初是不敢相信他能默写得一字不误的，但后来核对一下，他竟然写得原原本本，毫无错漏呢。”

Al-Razi这个故事，本来是记载于al-Nadim(卒于公元995年)的《学术指南》(Fihrist al-‘ulum)(成书于公元988年)，就算它只是传闻，但唐代的中国人，通过与阿拉伯人的接触而认识到希腊Galen的医学，应该是极可能的事情。由唐代以至晚明，西医学数度东传，这部集子的其中三篇，就是谈及一些东传的细节。但西医对于中国本身极其强固的医药文化，似乎是没有影响，与西来的星命文化相比，星命之学竟然能落地生根，其成功绝非西医学之比。我们不禁要问︰同样是死生祸福攸关的事情，何厚此而薄彼？<汤若望与《主制群征》的翻译>一篇，是想从翻译的角度查考一下。道理是很显浅的，翻译做不好，文化传播就不容易成功。但似乎这只是问题的片面。中医文化的独特性也可能有点关系。谈“脑筋”和”胰腺”的两篇，当初的设想就是要探讨一下中医学的强固性格。试想，阴阳五行思想本来在传统文化中是无所不在的，到了二十世纪，却已经从各个学术领域中隐退下来。就只有在中医学，始终捍守着一个强固的壁垒。中医学作为一种文化征象，它的独特性与强韧性，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我的第三个印象，是关于“文化定位”的问题。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两个文化之间怎么样定位，孰高孰下，孰主孰从，对于文化交流的流向，当然是有所影响。中国一向自视为“天朝大国”，外国人进入了我们国境，就叫做“观光上国”，上下大小的分别很清楚。文化流向主要是由上向下，由大至小，所以“汉化”这个词，基本上是能表示出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以至西北的高昌、西夏诸国的文化交流势态。但“定位”除了“高下”，还有“距离”这样一个维度。“距离”是比喻性的说法。对方的文化和自己的很相似，我们就说双方很接近，反之(不相似)就说差距很远。究竟“他者”是咫尺之近，还是千万里之遥，这往往是一个国族处于某个历史环境的心理势态问题。明末的天主教士如利玛窦等，基本上是强调天儒合一，于是天主教与儒教就变得既相似又相近，能一拍即合。但到了十九世纪，新教徒却是颇为一致地认为孔教有别于基督教，这个“有别”，当然就是“差得远”、“及不上”。十七世纪的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 1602–1669 )，他写过《天儒印》一书，谈到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语云︰“吾主圣训曾有是语，此即爱人如己之大旨也。” 所谓“吾主圣训”，就是玛窦福音里的“金律”(The Golden Rule)︰“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that they should do unto you.”(你想别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利安当的按语，等于说孔子的话就是耶稣的话，天儒同理，再用他的徒弟尚佑卿的话说，就是“大主(按︰ 即天主)其授印者乎，宣圣其承印者乎！” 但到了十九世纪，以翻译儒家经典而驰名中外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却说︰

When a comparison, however, is drawn between it and the rule laid down by Christ, it is proper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positive form of the latter. (p. 109)

The Golden rule of the Gospel is higher than both. (p. 177)

[意译︰拿《论语》的话和基督的训言相比，我们应该留心，基督的圣训是正面的。…它比《论语》和《中庸》 (指《论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中庸》“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都高尚得多。]

理雅各的结论是“How far short Confucius came of the standard of Christian benevolence！”(基督仁爱的高度，孔子是远远及不上！)(p. 110)

基督新教、旧教，尽管在神学上不尽相同，但谈到基督伦理之教，还是很相若的，但明末的天主教士认为能“合儒”，清末的新教徒就认为是“远非彼所能及”，当中涉及的应该就是文化定位的心理势态。理雅各心目中的西方，如日方中，目之所视，无非是日不没的殖民帝国，它是不轻易在文化上认为晚清中国能与自己等量齐观的。我们探讨明末与清末的中西文化交流与翻译策略，这种中西文化上的距离感，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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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距离感”，使我想起另外一个话题︰亚当的肚脐眼。亚当是否有肚脐眼，这是西洋神学与画学的大话题。谈论了数百年，纷纷扬扬，连拿过诺贝尔奖的 Stephen Jay Gould也拿它做文章。 一般人认为亚当既非母胎所出，理应是没有肚脐眼的。但君不见，Michaelangelo给西斯汀教堂(Sistine Chapel)绘画出举世闻名的天人图，亚当不也是有个肚脐眼的么？我见过的西洋画，不论是Masacio、Michaelangelo，还是后来的 Rubens、Savery等等，一律都给亚当画个肚脐眼，要不就拿一块树叶遮去肚脐眼的地方。似乎是没脐眼的原祖父母，大家都不忍看的。试想，把一对没脐眼的男女认作自己的老祖，心里不是会怪怪的吗？

这就是距离感的问题。“父母”要是有个没脐眼的躯体，始终是“匪我族类”，自然就说不上是“父母”，心理上的距离，何只十万八千里？所以画亚当就不得不让他长个肚脐眼，或者画块树叶遮去，似有还无，让这个天造的原人，向我们这一众母生的凡夫俗子“靠拢”、“归化”，如此这般，他才堪称为原祖。

文化交流中的“归化”现象，大概也有点像亚当的肚脐眼，心理偏向压倒理性认知，不得不把“异文化”改塑成自己所熟知惯见的模型。这并不是理性认知有所不足，就正如大家都知道亚当理应没肚脐眼一样，却还是给他画上一个才心里舒服。这里收录的好几篇文章，谈到Ptolemy星学换了头面，以干支的形态出现于民间习用的通书之内，又或者西洋人发现的Pancreas(胰)，归化成为中医五脏的脾，又或者两个裸男的双子宫(Gemini)变成了我们中国的男女宫，似乎都属于“亚当的肚脐眼”这一类的文化现象。“他者”向“我”这一方归化投诚，中外皆然，常情矣。

以上拉杂谈一点读后感。是为序。

丁亥年除夕于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