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作者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本論文集，涉及星學、醫學、翻譯、文學等。

序

“序”放在書的最前麵，卻通常是最後纔動筆寫的。這個序也不例外。

這本集子，共收舊文十二篇，有些前後相隔竟有二十年之久。但話題卻始終一貫，就是文化的空間延展與衍變。隋煬帝的《泛龍舟》，後來搖身變成瞭佛麯，齣現在日本室町時代的涅槃會上；或者波斯人的水星神，竟然闖進瞭道教徒的永樂宮，化身為壁畫上的辰星，這樣離奇的情節，當中都有一段麯摺多姿的文化流動史。某些文化因子，隨著移民、商旅、軍團與遊方僧眾等等，翻山越嶺，飄洋過海，來到瞭新天地、新土壤，依樣開花結果，卻又不免“踰淮而枳”，或者說是“歸化”，最終是讓人再也瞧不齣來自己本來是流落他鄉的“客”。

搜集銓次，把十二篇都重頭讀瞭一次。第一個印象是，“全球一體化”這麼一門摩登的東西，說不定在中世紀本來就可以拿來談談的。 這裏談論“星學”的幾篇，展現齣中國唐元之間的星命文化，實際上也流行於整個歐亞大陸。無論是杭州城裏賣杏花的小巷，或者是Abbasid王朝巴格達的市街，或者西班牙Alfonso王的宮苑，隻要你是學“仰觀”的星士，你都不免要談一點“身宮”、“命宮”、“疾厄宮”等等的運命十二宮，留心著福曜木與惡曜土在黃道十二宮上的進齣，由此而為帝皇﹑公侯﹑詩人﹑妓女等等眾生，推算齣本來是無常的禍福。打開幾本中世紀的星占書，從太平洋的此岸到大西洋的彼岸， “浮海八萬裏”，大傢都有著大同小異的星神信仰，試看︰

1. (十世紀)《秤星靈颱秘要經》︰

禳火

使赤油麻七粒、赤稻五粒、赤小豆三粒、赤驢尾七莖，赤鋼屑少許，以緋袋子盛，緋綫子係在臂上，大吉。

禳土法

取黑油麻七粒、黑豆七粒，以皂綾袋子盛之，用皂索子係在臂上，能除一切鬼魅邪魔。…宜以犁具鏵鐵鑄作一土星真形。…亦得以隨年果子供養，黑色者大妙。

禳木法

取白豬毛七莖以白袋盛，係在臂上，…又以白銀一兩鑄作真形供養。

2. (十一世紀)Al-Biruni, The Book of Instruction in the Elements of the Art of Astrology:

Saturn … Jet-black

Jupiter … White mixed with yellow and brown, shining, glittering

Mars … Dark red

Saturn … Litharge, iron

Jupiter … Tin, white lead

Mars … Iron and copper

[意譯︰ 土星 … 漆黑色

木星 … 白色，滲混瞭黃褐色，色彩亮澤

火星 … 暗紅色

土星 … 鉛，鐵

木星 … 锡，白鉛

火星 … 鐵，銅]

3. (十三世紀)Picatrix:

Saturn en effet, parmi les métaux, possède le fer …; parmi les pierres … qui est noir et brillant.

Jupiter, parmi les métaux, possède le plomb; parmi les pierres précieuses, les blanches et les jaunes.

Parmi les métaux, Mars possède le bronze rouge, … parmi les pierres, … toutes les pierres rouge et mouchetées.

[意譯︰金屬之中，與土星配應的是鐵，…；寶石之中，與土星配應的是…黑亮的。

金屬之中，與木星配應的是鉛，…；寶石之中，與木星配應的是白色和紫色。

金屬之中，與火星配應的是紅銅，…，寶石之中，與火星配應的是紅色和花斑的。]

這樣三條簡單的資料，就已經展示齣來，從中國一直到西班牙Alfonso的王廷，單是看星神配屬什麼顔色與金屬，就幾乎是東西方完全一緻瞭。這部集子裏談星學的幾篇，還舉齣其他中外之“同”。我們要是由此而談一下中世紀的“全球一體化”，似乎也不算是“滿紙荒唐言”的。文化交流，靠著遠航的巨帆，或著伶俜的駱駝商隊，似乎是有過深遠的影響。

重讀這十二篇，我的第二個印象卻是要把第一個印象稍為修正一下。文化交流並不因為有瞭地域交通的條件就必然成功。中古時期開始，文化盡管能在地域上廣泛地遊動延伸，但不一定就能在異地得到新族群的認受與吸納。這部集子有幾篇談到醫術傳播的，反映齣來的事實，似乎都是文化傳播的滯礙，以緻最終失敗。西醫學東傳，應該是很早就發生的事情。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第一冊，就引述過一個應當發生在唐代的故事，涉及有名的伊斯蘭醫傢al-Razi(卒於公元925 年)︰

拉茲(al-Razi)談過這樣的一件事情︰“有一個中國人來拜訪我，他留在城裏(可能是巴格達)一年，五個月內就學會瞭講寫阿拉伯語，還說得很流利，寫得挺漂亮。後來他要迴國，迴去前的一個月左右，到來跟我說︰‘我迴去之前，倒是想有人把蓋倫(Galen)的十六冊醫書都給我念齣來，讓我默寫帶迴去。’ 我告訴他，僅餘纔一個月，連抄寫它小部分的時間也不夠呢。他就說︰‘我央求你，就把你每天的時間都用來念給我聽。我默寫的速度，是要比你念齣來還要快。’ 於是我就連同一個學生，輪流用最快的速度把蓋倫的書朗讀齣來，而他的確寫得比我們還要快。我們當初是不敢相信他能默寫得一字不誤的，但後來核對一下，他竟然寫得原原本本，毫無錯漏呢。”

Al-Razi這個故事，本來是記載於al-Nadim(卒於公元995年)的《學術指南》(Fihrist al-‘ulum)(成書於公元988年)，就算它隻是傳聞，但唐代的中國人，通過與阿拉伯人的接觸而認識到希臘Galen的醫學，應該是極可能的事情。由唐代以至晚明，西醫學數度東傳，這部集子的其中三篇，就是談及一些東傳的細節。但西醫對於中國本身極其強固的醫藥文化，似乎是沒有影響，與西來的星命文化相比，星命之學竟然能落地生根，其成功絕非西醫學之比。我們不禁要問︰同樣是死生禍福攸關的事情，何厚此而薄彼？<湯若望與《主製群徵》的翻譯>一篇，是想從翻譯的角度查考一下。道理是很顯淺的，翻譯做不好，文化傳播就不容易成功。但似乎這隻是問題的片麵。中醫文化的獨特性也可能有點關係。談“腦筋”和”胰腺”的兩篇，當初的設想就是要探討一下中醫學的強固性格。試想，陰陽五行思想本來在傳統文化中是無所不在的，到瞭二十世紀，卻已經從各個學術領域中隱退下來。就隻有在中醫學，始終捍守著一個強固的壁壘。中醫學作為一種文化徵象，它的獨特性與強韌性，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我的第三個印象，是關於“文化定位”的問題。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兩個文化之間怎麼樣定位，孰高孰下，孰主孰從，對於文化交流的流嚮，當然是有所影響。中國一嚮自視為“天朝大國”，外國人進入瞭我們國境，就叫做“觀光上國”，上下大小的分彆很清楚。文化流嚮主要是由上嚮下，由大至小，所以“漢化”這個詞，基本上是能錶示齣中國與日本、朝鮮、越南，以至西北的高昌、西夏諸國的文化交流勢態。但“定位”除瞭“高下”，還有“距離”這樣一個維度。“距離”是比喻性的說法。對方的文化和自己的很相似，我們就說雙方很接近，反之(不相似)就說差距很遠。究竟“他者”是咫尺之近，還是韆萬裏之遙，這往往是一個國族處於某個曆史環境的心理勢態問題。明末的天主教士如利瑪竇等，基本上是強調天儒閤一，於是天主教與儒教就變得既相似又相近，能一拍即閤。但到瞭十九世紀，新教徒卻是頗為一緻地認為孔教有彆於基督教，這個“有彆”，當然就是“差得遠”、“及不上”。十七世紀的方濟各會士利安當(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 1602–1669 )，他寫過《天儒印》一書，談到孔子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按語雲︰“吾主聖訓曾有是語，此即愛人如己之大旨也。” 所謂“吾主聖訓”，就是瑪竇福音裏的“金律”(The Golden Rule)︰“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that they should do unto you.”(你想彆人怎麼樣待你，你就怎麼樣待人。)利安當的按語，等於說孔子的話就是耶穌的話，天儒同理，再用他的徒弟尚佑卿的話說，就是“大主(按︰ 即天主)其授印者乎，宣聖其承印者乎！” 但到瞭十九世紀，以翻譯儒傢經典而馳名中外的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卻說︰

When a comparison, however, is drawn between it and the rule laid down by Christ, it is proper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positive form of the latter. (p. 109)

The Golden rule of the Gospel is higher than both. (p. 177)

[意譯︰拿《論語》的話和基督的訓言相比，我們應該留心，基督的聖訓是正麵的。…它比《論語》和《中庸》 (指《論語》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中庸》“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都高尚得多。]

理雅各的結論是“How far short Confucius came of the standard of Christian benevolence！”(基督仁愛的高度，孔子是遠遠及不上！)(p. 110)

基督新教、舊教，盡管在神學上不盡相同，但談到基督倫理之教，還是很相若的，但明末的天主教士認為能“閤儒”，清末的新教徒就認為是“遠非彼所能及”，當中涉及的應該就是文化定位的心理勢態。理雅各心目中的西方，如日方中，目之所視，無非是日不沒的殖民帝國，它是不輕易在文化上認為晚清中國能與自己等量齊觀的。我們探討明末與清末的中西文化交流與翻譯策略，這種中西文化上的距離感，是不容忽視的。

※ ※ ※

談到“距離感”，使我想起另外一個話題︰亞當的肚臍眼。亞當是否有肚臍眼，這是西洋神學與畫學的大話題。談論瞭數百年，紛紛揚揚，連拿過諾貝爾奬的 Stephen Jay Gould也拿它做文章。 一般人認為亞當既非母胎所齣，理應是沒有肚臍眼的。但君不見，Michaelangelo給西斯汀教堂(Sistine Chapel)繪畫齣舉世聞名的天人圖，亞當不也是有個肚臍眼的麼？我見過的西洋畫，不論是Masacio、Michaelangelo，還是後來的 Rubens、Savery等等，一律都給亞當畫個肚臍眼，要不就拿一塊樹葉遮去肚臍眼的地方。似乎是沒臍眼的原祖父母，大傢都不忍看的。試想，把一對沒臍眼的男女認作自己的老祖，心裏不是會怪怪的嗎？

這就是距離感的問題。“父母”要是有個沒臍眼的軀體，始終是“匪我族類”，自然就說不上是“父母”，心理上的距離，何隻十萬八韆裏？所以畫亞當就不得不讓他長個肚臍眼，或者畫塊樹葉遮去，似有還無，讓這個天造的原人，嚮我們這一眾母生的凡夫俗子“靠攏”、“歸化”，如此這般，他纔堪稱為原祖。

文化交流中的“歸化”現象，大概也有點像亞當的肚臍眼，心理偏嚮壓倒理性認知，不得不把“異文化”改塑成自己所熟知慣見的模型。這並不是理性認知有所不足，就正如大傢都知道亞當理應沒肚臍眼一樣，卻還是給他畫上一個纔心裏舒服。這裏收錄的好幾篇文章，談到Ptolemy星學換瞭頭麵，以乾支的形態齣現於民間習用的通書之內，又或者西洋人發現的Pancreas(胰)，歸化成為中醫五髒的脾，又或者兩個裸男的雙子宮(Gemini)變成瞭我們中國的男女宮，似乎都屬於“亞當的肚臍眼”這一類的文化現象。“他者”嚮“我”這一方歸化投誠，中外皆然，常情矣。

以上拉雜談一點讀後感。是為序。

丁亥年除夕於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