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翔华，《文献》杂志前主编，三国学会理事，著名版本学家。

《日本藏夏振宇刊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原名《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文前有嘉靖壬子年修髯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和弘治甲寅年庸愚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附有“三国志传宗寮姓氏总目”。此书或略称“夏振宇刊本”，在《三国志演义》的版本系统中，属于“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系列。国内无存，仅藏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本次出版，将之作为《三国志演义古版汇集》的第三种，先期推出。

日本藏夏振宇刊本三國志傳通俗演義紀略

陳翔華

《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十二卷二百四十段，明書林夏振宇刊本。僅見藏於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此書是一部可以考見某些新舊本文字，而具有重要研究價值的較早版本。

首卷端題“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傳通俗演義”；次行至第四行分别署：“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貫中編輯”（其他各卷“編輯”俱作“編次”）、“書林夏振宇繡梓”。按陳壽曾官平陽侯相，此本及諸明本所署俱誤落一“相”字。又，此本卷三首行書題“校正古本”空缺“正”、“古”二字，第三行“羅貫中”挖改增作“羅本貫中”四字，第四行“夏振宇繡梓”挖改作“前溪堂綉梓”。尾題“三國志傳”（見卷一、卷三、卷六、卷八），或“三國志傳通俗演義”（見卷二）。板心題“官板三國傳”。

卷前原缺封面，存明嘉靖間修髯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引》（《引》末署“嘉靖壬子孟夏吉望關中修髯子書於居易草亭”。按“嘉靖壬子”乃“嘉靖壬午”之誤，參見拙作《三國志演義古版匯集序》），明弘治間庸愚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序》（《序》末署“弘治甲寅仲春幾望庸愚子拜書”），《三國志傳宗寮姓氏總目》。

正文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五字。文上有框，框內有提示下文內容要點的六言題句。如第一卷前四葉的題句，分别爲：“青蛇墜于殿中”（1/1a）、“四方災異屡見”（1/1b）、“楊賜蔡邕上疏”（1/2a）、“蔡邕直言被罪”（1/2b）、“張角左道惑民”（1/3a）、“張角黃巾賊起”（1/3b）、“敘劉玄德出身”（1/4a）、“玄德遇張翼德”（1/4b）。

鈐有“蓬左文庫”等藏書印。

一

夏振宇刊本的刊刻年代，由於今藏本缺木記，又沒有其他的明確標識，只得從書內探尋消息，以求接近於事實的時域。《三國志演義》寫曹操施計驅使袁術與劉備相併時，夏振宇刊本卷二《呂布月下奪徐州》在劉、袁兩軍並起“會於盱眙”之下，加有一條地名的雙行小字夾註，其中説：

按《一統志》云：盱眙，秦之縣名，漢屬臨淮郡，今屬鳳陽府。

此小字註所引據《一統志》的編印年代，對於夏振宇刊本成書時域的確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按元明清三代各有名稱“一統志”之書。《大清一統志》是清乾隆年間奉敕修撰的，當然被排除在其所引據之外。考此註所稱“鳳陽府”地名，至明初始有。《明史》地理志一載，“鳳陽府：元濠州，屬安豐路”。入明，升濠州為臨濠府，太祖於此建中都，營造宮殿，曾詔改之曰“中立府”。明陳建（一四九七至一五六七）《皇明資治通紀》卷三記：洪武七年（一三七四）四月，“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府為鳳陽府，徒府治於新城。賜名鳳陽者，以在鳳凰山之陽也”。又查盱眙縣元明兩代俱屬泗州，而泗州元代屬淮安路（明淮安府），入明則划屬臨濠府（即後改稱之中立府，再名曰鳳陽府）。從這裏可以看到，夏振宇刊本此註所記之盱眙縣“今屬鳳陽府”云云，乃為明代建置。毋庸置疑，其所引據的《一統志》并非《大元一統志》，而是《大明一統志》。

《大明一統志》是明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賢等奉敕編修的，雖在英宗天順五年（一四六一）四月成書，但是後來又陸續增補而反復大量印行之。清乾隆間《四庫全書提要》指出：“此本內多及嘉靖、隆慶時所建置，蓋後人已有續入，亦不盡出天順之舊”（見文溯閣本卷三九史部地理類一）。在小字註中大量引據《一統志》以“考證”今地名的夏振宇刊本《三國志傳通俗演義》是一部民間刻本，其編印者難能隨便翻檢到朝廷頒佈為數不多的早期本子，而只會從唾手可得的嘉靖、隆慶或稍後時間的印行本中獲取資料。因此，夏振宇刊本很可能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

再説夏振宇刊本的板心所題“官板三國傳”，表明夏振宇書坊乃依據官刻板本而加工整理出來的。據記載可考悉，明刊《三國志演義》的非坊刻本多在嘉靖間（或至隆慶）出現。如有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進士晁瑮《寶文堂書目》著録的武定侯郭勛府刊刻的“武定板”（當刻於嘉靖十年後數年間），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進士周弘祖《古今書刻》著録的都察院刊本，以及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所記內府經廠庫藏的司禮監刊板等。而坊刻本，除葉逢春刊本外，其後乃至隆慶、萬曆間越來越多。明代著名通俗小說及雜著編纂家、建陽書坊主余象斗在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曾指出：“《三國》一書，坊間刊刻較多”，又說“坊間所梓《三國》，何止數十家矣”（《批評三國志傳》）。今見夏振宇刊本標榜其版本源自“官板”，以之招徠購求的讀者，則可知當時的官刻本已成為不易得的稀罕之物，而坊刻本正充塞於市。由此可不難推度，夏振宇書坊的刊刻時域疑當在隆慶或萬曆初年，而最早或只會及至於嘉靖末年。

今藏本為後印本（個別書葉有板裂縫紋）。

二

在夏振宇刊本中，既使用了後人改動過的文字，又保存原撰的某些文字。從小字夾註來看，夏振宇刊本對其母本或祖本還未見到作很大、很輕率的變更。

先看夏振宇刊本對某些以前修改過的非“舊本”文字的使用。如卷六《張永年反難楊修》寫劉璋使者張松在許都詐稱《孟德新書》為戰國時無名氏撰作，楊修辯之說：“丞相秘藏之書，雖以成帙，未傳於世，汝言蜀中小兒暗誦如流，何相欺乎！”當楊修轉報時，曹操誤以“莫非古人與吾暗合否？”“遂令扯碎其書燒之”。其下有題為“考證”(加墨圍)的雙行小字註：

［考證］《孟德新書》不可考。今《孫子兵法》有魏武帝註，疑即此書。至柴世宗時方 有刊板。舊本《三國志》。

此則註解文字的意思未盡顯明，若能結合考察其他明刊本便得釋然：（一）夏振宇刊本此註所說“舊本《三國志》”，乃指《三國志演義》（或簡稱《三國志》）存在着“舊本”，與後來修改過的非“舊本”（即新本）有文字上的差別。 （二）“舊本”與新本的區別，這裏在於《孟德新書》的是否“刊板”問題。據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所謂嘉靖元年序刊本（下稱“人文影本”，或姑且謂其祖本“嘉元序刊本”）小字註云：“舊本‘書’作‘板’，差矣”（卷十二）。今見葉逢春刊本《三國志史傳》、余象斗刊本《批評三國志傳》等相應的正文都寫楊修對張松說：“丞相秘藏之書，雖已刊板……”；又都寫曹操聽楊修禀報後，“遂命破板燒之”。這裏的“刊板”、“破板”，俱正是“舊本”文字。而“人文影本”、夏振宇刊本等都改作“成帙”、“扯碎其書”，理由是漢末三國之際未曾出現“刊板”技術，要“至柴世宗時方有刊板”。顯然，夏振宇刊本這裏的正文同“人文影本”一樣，都使用了改過的新本文字。（三）夏振宇刊本的“考證”還說：“今《孫子兵法》有魏武帝註，疑即此書（即指《孟德新書》）”，這也是針對舊本註而發的。在葉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等較多保存舊本文字的版刻中，其正文“破板燒之”下都有“至今此書不傳於世”的小字夾註。可見夏振宇刊本等此處文字及其註，俱非舊本面目。（按疑其母本“官板”已加改動。）

在夏振宇刊本中，又保存有“古本”（即舊本）文字。如《三國志演義》明刊本寫劉備訪孔明在臥龍岡聽到黃承彥口誦《梁父吟》一詩，其中第十句就有“古本”與非古本的區別。查人文影本此詩第九、十句：“白髮銀絲翁，豈懼皇天漏”。周曰校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及其朝鮮翻刻本與之基本相同（按僅見北平舊藏周曰校刊本“漏”字作“祐”），但其下又都加小字夾註指出：“［考證］古本（第十句）作‘盛感皇天佑’”。可見這些刊本此句俱非“古本”文字。而葉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等此處則作“白髮老衰翁，盛感皇天祐”，正是“古本”文字。再考夏振宇刊本所寫《梁父吟》此處“白髮老衰翁，盡感皇天佑”中的第十句，也仍屬於“古本”文字。（按首字“盡”與“盛”或乃刊誤，但其意思基本上還是相通的）。

夏振宇刊本出自“官板”，而“官板”在發刻前已經許多加工修飾。夏振宇書坊儘管又會有所修改，但主要是增加註釋文字，而從這些小字註釋來看，其對母本正文的處理則少見隨心所欲地改易。今舉數端事例說明之。

其一，小說原本敘述有所缺漏，而夏振宇刊本雖有載籍可依，但仍不補。如其卷十一《姜維洮西敗魏兵》正文寫魏、蜀兩軍對陣，魏雍州刺史王經回顧諸將說：“姜維驍勇，汝四將可戰之”，隨即“四將左右而出，來戰姜維”。此魏“四將”何人？各本都未交待。夏振宇刊本雖已考出，但只在小字註中說：“［考證］傳內四將，新舊本皆不載姓名。及考三國志史傳，乃有姜維在洮水殺了魏將張明、花永、劉達、朱芳等一十餘人。蓋即四人也。”（按周曰校刊本亦有此註。）乃見其並不以“三國志史傳”可依而輕易增改正文。

其二，原本文字“編差”，而夏振宇刊本也未據載籍改訂。如卷一《董卓議立陳留王》正文寫董卓統兵來北邙，厲聲而迎天子，“帝戰慄不能言，群臣罔知所措”時，陳留王斥責之，“卓大驚，慌忙下馬，拜於道左。陳留王以言撫慰董卓，自初至終，並無遺失。卓暗奇之。”據此，是說董卓之“暗奇”陳留王處，乃指其“撫慰”之善言，“自初至終，並無遺失”。但是，夏振宇刊本不予認同，而加小字註云：“［考正］董卓起至此三句，必原本編差，文理未明。今按《綱目》，是日董卓迎見帝於北邙山下。帝見卓兵驟至，甚是驚恐。群臣謂卓曰：‘有詔不許兵入。’卓曰：‘公衆人為國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使天子播遷，何以令兵莫入。’卓下馬，與帝共語。語不得了。乃又與陳留王語。卓問朝廷禍亂之由，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為賢”（按周曰校刊本亦有此註）。依《綱目》所敘，董卓稱奇陳留王，是在於他把“朝廷禍亂之由”說得清清楚楚，而不是他善“撫慰”之言。儘管如此，夏振宇刊本仍然因襲母本而不加改易。

其三，對於某些傳聞故事，夏振宇刊本正文亦未以採錄。如其卷二《曹孟德許田射鹿》寫曹操滅呂布後，“將呂布妻小並貂蟬載回許都”，下有小字註云：“［補遺］後操以貂蟬賜關羽。未久，關羽惡蟬言詞反覆，激怒斬之”（周曰校刊本也存此註）。按關羽斬貂蟬故事流傳遠久而廣泛。至元明間，已有無名氏雜劇《關大王月下斬貂蟬》。明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重刊本《風月錦囊》所錄雜劇《三國志大全》，其中也有關羽斬貂蟬故事。明內府存此雜劇，錢謙益手稿《重編義勇武安王集》卷七《正俗考》云：“今內府《斬貂蟬》雜劇謂(呂)布死後，貂蟬歸於侯（關羽），巧言呰布，侯怒而殺之”。又有明傳奇《桃園記》，見《群英類選》卷十二輯其《關斬貂蟬》齣。（後來此故事繼續流傳。所見清乾隆間抄本《三國志玉璽傳》彈詞卷六演唱曹操取下邳，關、張搜呂布宅，“雲長見了如花女”，“料他必是貂蟬女，便把囚車押起身。將他送入軍營內，夜坐燈前喚美人”。關羽因為貂蟬“不記丈夫［呂布］當世傑，又來奉承吾三人［劉、關、張］。留之我入迷魂陣，日後終須遺臭名”，於是斬殺之。）對於如此盛傳的斬貂蟬故事，夏振宇刊本只用小字註“補遺”的方式加以交待，而並沒有在正文中擅自增挿任何內容。

除了不少刊誤外，應該說夏振宇刊本是盡量留存母本面目的，甚至還可以說其母本的某些舛互也被沿襲下來了。

三

今見人文影本的底本（通常所謂“嘉元序刊本”），儘管未必即為明嘉靖元年的原刻初印本，但畢竟是一個重要的早期刊本。夏振宇刊本與之相比照，頗有些共同處。

夏振宇刊本的敘述和文字描寫，有很多是與人文影本底本相同或相近的，甚至某些訛誤也為兩本所共存。例如夏振宇刊本所寫的曹操建安十九年（二一四）腰斬“諫議郎趙儼”之事。其卷七《曹操杖殺伏皇后》敘曹操一次入宮，“作威而出”，接着

諫議郎趙儼見曹操出，乃入奏帝曰：“近聞魏公欲自立為王，不久必篡王［主］也。”帝與伏后大哭。早有人報知曹操。操大怒，使武士直入禁宮，擒出趙儼，腰斬於市。

此腰斬“諫議郎趙儼”事，亦見於人文影本底本卷十四。而葉逢春刊本卷六、余象斗刊本卷十一、湯賓尹校本《三國志傳》卷十一、熊清波刊本《三國志全傳》卷十一、熊佛貴刊本《三國志史傳》卷十一、劉龍田刊本《三國志傳》卷十一、朱鼎臣輯本《三國志史傳》卷十一、黃正甫刊本《三國志傳》卷十一等都寫此事，但被曹操腰斬者乃是“議郎趙參”，并非“諫議郎趙儼”。按陳壽《三國志》記載，趙儼字伯然，建安二年投曹操，曾任朗陵長、司空主簿、太守等，建安二十四年（二一九）以議郎參曹仁軍事助守樊城拒關羽，入魏歷官至司空，正始六年（二四五）卒，謚穆侯。據此，趙儼非為建安十九年被曹操腰斬，可見夏振宇刊本、人文影本底本俱誤。

另外，兩本還存在其他一些共同訛誤。以下再就人物與地名方面的問題，開列其中葉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等不訛而兩本同誤數例（只註夏振宇刊本出處），以略見之。

其一，敵對雙方的兩員將領而被混誤作一人的問題。夏振宇刊本敘孫策平江東，“時有嚴白虎自稱東吳德王，遣周泰守烏城”；隨後，孫策部將太史慈“急攻打烏城”射死之（卷二《孫策大戰嚴白虎》）。人文影本底本皆同。考此事在漢獻帝興平元年（一九四）。按這裏“周泰”其人與“烏城”其地，俱誤。查周泰一直是孫氏兄弟的將領，沒有守過“烏城”，卒於吳王孫權所稱年號的黃武間（二二二至二二八）。在夏振宇刊本中，所寫的“周泰”為嚴白虎遣守“烏城”之前不久，孫策既已“令弟孫權與周泰守宣城”，此間作為守宣城的孫氏之將周泰絕不會忽而被嚴白虎遣守“烏城”；在太史慈攻“烏城”射殺後，宣城山賊竊發，周泰卻又忽而為救孫權“身被十二鎗”，由華陀醫治平復之（出處同前）。由所寫可見，在夏振宇刊本與人文影本底本兩本中，卒於興平元年（一九四）的守“烏城”“周泰”與卒於黃武間（二二二至二二八）的宣城守將周泰必非一人。再看葉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等敘述：嚴白虎“遣鄒太守烏程”，其後“太史慈攻打烏程，先登［城］，射死鄒太守”。由此可證夏振宇刊本等所寫守“烏城”的“周泰”倶實為鄒太其人，（查裴松之《三國志註》卷四十六引《吳錄》曰：“時有烏程鄒他”。“鄒他”，即葉逢春刊本等之“鄒太”也。）而且地名“烏城”亦倶為烏程（今浙江湖州）之誤。

其二，一地而誤具二名的問題。夏振宇刊本敘建安五年（二〇〇）關羽過五關時，殺洛陽太守，護二嫂車仗“連夜投沂水關來”；守將欲加謀害，乃引之“同上馬，過了沂水關，到鎮國寺前下馬”，其後關羽斬將而前往滎陽（卷三《關雲長五關斬將》）。但到建安二十四年（二一九）關羽敗死後的游魂到玉泉山，夏振宇刊本又說玉泉山僧“元是汜水關鎮國［寺］長老”，還寫山僧對遊魂稱：“昔日汜水關前鎮國寺中，曾與君侯相會”（卷八《玉泉山關公顯聖》）。人文影本底本也都如此。這就是說，兩本所敘關羽死後提及的汜水關，而在以前過關斬將時則被寫作了“沂水關”。關名雖異，但實為一處，其地在洛陽與滎陽之間。按此關隘因傍水設防而得名。查《水經注疏》卷五河水，汜水在洛陽以東，又東為滎陽。復查《明史》地理志三，河南布政司治在開封府，府領鄭州，州西為滎陽縣，又西為汜水縣；河南府治所在洛陽，“東距布政司三百八十里”。出洛陽，經汜水，到滎陽，三地都在今河南省。但是沂水縣，元代屬益都路，明代屬青州府，乃為今山東省地，并非當時由洛陽往滎陽必經之途中。再看余象斗刊本寫關羽離開洛陽，“連夜投汜水關來”，守將同其“過汜水關到鎮國寺前下馬”。除所見葉逢春刊本缺此卷外，諸如熊清波刊本、熊佛貴刊本、劉龍田刊本、朱鼎臣輯本、黃正甫刊本等此處都作“汜水關”而不作“沂水關”。（按葉逢春刊本等後來交待玉泉山僧的經歷，也都有“元是汜水關鎮國［寺］長老”諸語。）由上可見，關羽建安五年所過的此處重要關隘並非另有別名，夏振宇刊本、人文影本底本所寫的“沂水關”其實乃為“汜水關”之誤。

其三，地名誤作人名的問題。夏振宇刊本敘曹操遷都於許，重新安排職官，任命了三處重要地方長官：“程昱為東平相，范成、董昭為洛陽令，滿寵為許都令”（卷二《呂布月夜奪徐州》）。人文影本底本與之相同。據兩本所寫，“范成”是人名，與董昭同時並任洛陽令。按洛陽雖為舊都，但畢竟只是一縣之地。《後漢書》郡國志一載，河南尹領有雒陽縣。又同書百官志五：當時“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註引《漢官》曰：“雒陽令秩千石”。洛陽雖是大縣，亦只置令一人，不過級別高(秩千石)，但不聞二人同時並任長官。今見葉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等，寫曹操任命：“程昱為東平相屯兵范城，董昭為洛陽令，滿寵為許令”。這裏的“范城”是地名，為東平國相程昱的駐守處。按此事出陳壽《三國志•程昱傳》：曹操征徐州，其所牧諸郡縣反，賴程昱等保全鄄城、范、東阿三城，“太祖(曹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所以，當曹操初從兗州入許執掌中央政權時，小說《三國志演義》還寫他令程昱“屯兵范城”以留守這處戰略後方的河濟要地。可見，夏振宇刊本等將“范城”地名誤作了“范成”人名。

夏振宇刊本在一些文字描寫上，還存在諸如此類的問題。這些說明其母本或祖本，與人文影本底本的母本有着相當接近的關係，疑同出於某一傳抄本。

四

但是，夏振宇刊本在情節或細節的敘述上，又與人文影本底本有許多不同。今就人文影本底本所缺略而夏振宇刊本具備的故事情節，擇要而簡言之。

第一，孫策取會稽的故事。兩本相比照：(一)在文字描寫上，夏振宇刊本卷二《孫策大戰嚴白虎》自“(王)朗與白虎同陳兵於山陰之野，兩岸對圍，孫策出馬”，至嚴白虎走餘杭、王朗奔海隅，“孫策復回，大軍乘勢取了城池，安定其人民”止，正文共七百一十四字(不計註文，下同)。而人文影本則只作“朗與白虎同陳兵於山陰之地，孫策、周瑜各引兵迎之，程普、黃盖各出奇兵應之，大破白虎於山陰，朗走海隅，白虎走餘杭”，全文總計四十七字。(二)在故事內容上，夏振宇刊本完整地描寫了會稽戰役全過程的三個階段，即“山陰之野”的初戰階段，先是孫策與王朗對話，太史慈出戰王朗及其將周昕，黃盖又與周昕交鋒，周瑜、程普再從敵陣後方殺出，迫使王朗等退入城中；圍城階段，王朗聽嚴白虎的長守之計，孫策屢攻不能下；計取城池階段，孫策用叔父孫靜計撤圍往取王朗屯糧處查瀆，又伏擊出城的敵軍，刺死周昕，敗走嚴白虎，使王朗也不敢回城，遂乘勢取了會稽。而人文影本等不寫此役的具體經過，只使用空洞、抽象的“引兵迎之”、“出奇兵應之”語言。(三)在出場人物上，夏振宇刊本寫有孫策、太史慈、黃盖、周瑜、程普、孫靜六人以及會稽太守王朗、嚴白虎、王朗“驍將”周昕三人，共九人；而人文影本提及的人物只六人，缺落太史慈、孫靜和周昕三人。由以上的比照可以看出，人文影本底本乃大幅度節略之。

第二，劉備阻攔劉表出兵援救袁譚的故事。在曹軍征袁譚而直抵平原時，夏振宇刊本卷四《曹操引兵取壺關》還寫有“譚聞操自統軍來，遣人求救於劉表。表請玄德商議”起，至“譚得表書，看之，知表無發兵意”止，正文共二百六十五字。其中主要寫劉備勸劉表“只宜養兵自守，彼雖求援，切莫妄動”，又說“可作書與兄弟(袁譚、袁尚)二人，以和解為名，緩緩絕之”。於是，劉表“然其言”。結果，袁氏兄弟勢力先後被消滅。而這個有損於劉備“仁義”之形象的故事情節，在人文影本底本等中不見片言隻語。

第三，魏主拒退東吳兵馬的故事。在孫權應諸葛亮之請興兵三路北征時，魏主曹叡令西綫主帥司馬懿深溝高壘、堅守不出，而夏振宇刊本卷十一《孔明火燒木柵寨》又寫他親赴東綫拒敵。其自“是時魏主叡聽知孫權動兵，御駕親征，乃會集百官(周曰校刊本短缺此五字)，與眾人商議進取之計”起，至吳軍退而“因勅諸將各守險要，自以大軍屯合淝，以伺其變”止，正文共計一千零九十九字。故事內容包括魏主決定分兵三路出拒，自率大軍救合淝，令滿寵等夜襲湖口，大敗吳將諸葛瑾。陸遜的夾攻計，也因軍情被獲而不能實行，最後孫權只得全綫退歸江東。這個表現魏主軍事才能的故事，全然不見人文影本底本的描寫。

第四，孫皓拒諫以及吳、晉邊將通問的故事。夏振宇刊本卷十二《羊祜病中薦杜預》所敘故事自“(吳丞相)陸凱上疏諫曰：‘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痛之……’”起，至大將陸抗諫勿窮兵黷武，“吳主覽疏大怒，……遂遣使罷其(抗)兵權，降為司馬，卻令左將軍孫冀(按北平舊藏周曰校刊本孫冀作孫異)代領其軍，群臣皆不敢諫”止，共計一千五百零八字。這些不見於人文影本底本的文字，內容包括吳主孫皓不納丞相陸凱、中書丞華覈的諫言，命鎮東將軍陸抗以圖襄陽。晉主司馬炎聞報，乃詔荊州都督羊祜率兵拒之。但是，雙方主將各保疆界，不相犯境，並且互贈佳釀與醫藥，通問而不猜疑。吳主催促進兵，陸抗卻上疏諫阻，吳主怒而另委主將代之。此故事中的出場人物尚廣(吳術士)與陳元(羊祜部將)等，亦不見人文影本底本。

第五，杜預上表伐吳而得張華之助的故事。夏振宇刊本卷十二《羊祜病中薦杜預》所寫的又有一則不見人文影本底本的故事。其敘自“(晉帝降詔，分道伐吳)此時吳王皓每宴群臣，皆令沉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為糾彈官，遇宴罷之後，各奏過失。有犯者或剝其面，或鑿其眼，由是國人大懼（按周曰校本大懼作大崩”起，至“晉主曰：‘卿等之言，洞見利害，孤復何慮焉。’即出升殿，命(鎮南大將軍杜預為大都督……)”止，共計五百五十三字。內容包括益州刺史王濬上宜速征吳疏，但晉主聽王渾奏而遲疑。杜預先後兩次上表爭之，秘書丞張華又力諫，晉主遂下定伐吳的決心。

此外，夏振宇刊本還描寫了劉備到劉郎浦默思在吳繁華之事(卷六《諸葛亮二氣周瑜》)、曹文叔妻拒改節(卷十一《司馬懿父子秉政》)、霍戈不肯速降(卷十二《司馬氏復奪受禪臺》)、羊祜嘆不允其伐吳之請(卷十二《羊祜病中薦杜預》)、晉臣爭辯大軍應否深入吳境(卷十二《王濬計取石頭城》)、孫秀退朝哭吳亡(卷十二《王濬計取石頭城》)等諸故事。這些也都不見於人文影本的底本。

五

至於人物方面，人文影本底本不載而夏振宇刊本所寫者，還有周昕(會稽太守王朗部將)、張球(魏將)、尚廣(東吳術士)、陳元(晉羊祜部將)、夏侯氏(曹文叔妻)等。其中關索其人，尤應值得注意。

關索故事由來遠久，影響十分廣泛。至宋金時期，南北方都已有不少軍將武夫以“關索”為其綽號渾名。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太宗天會三年(一一二五)，金兵下太原，宋“陝西軍帥張關索”等合兵往援(《金史》卷八十《突合速傳》)，不過軍帥“張關索”等卻敗於汾河北被擒(同上書卷一百三十三《耶律余睹傳》)。據載籍所記，南宋高宗建炎三年(一一二九)有“賽關索李寶”(《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紹興六年(一一三六)有“賈關索”(《金陀稡編》卷七)，紹興間知虔州薛弼曾討積年名賊“朱關索”(《浪語集》卷三十三)，南宋初信陽郡吏秦生還射殺“賊副小關索”(《茶香室叢鈔》卷十七引《過庭錄》)。不僅軍將或武裝團夥首領稱“關索”，而且南宋都城杭州瓦舍裏的角觝伎藝人也有稱“賽關索”、“女占賽關索”及“張關索”、“嚴關索”、“小關索”者(《夢粱錄》卷二十、《武林舊事》卷六)。到元代，還已出現地名“關索嶺”。明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發動從元人統治下奪取雲貴地區的戰役中，大將郭英攻克“關索嶺”諸地(《明史》卷一百三十《郭英傳》)。次年(一三八二)雲貴川邊境的烏撒諸蠻復叛，朱元璋對諸將“諭勿與蠻戰於關索嶺上，當分兵掩襲，直搗其巢”(《明史》卷三百十一四川土司一)。《明史》之《吳復傳》、《費聚傳》亦記載此年平叛戰鬥，都提及“關索嶺”。可見其地名必傳承自元代以前，並非後人所擬。按清初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匯編•職方典》安順府永寧州條，記此嶺在州城西三十里，“上有漢關索廟。《舊志》：索，漢壽亭侯子，從武侯南征有功，土人祀之。山半有馬跑井，云索統兵至此，渴甚，馬蹄跑地出泉，故名。”《古今圖書集成》是一部康熙朝欽定的類書，而不同於通常所見的坊刻本。

關索其人其事，進入三國故事的時間也很早。遠在羅貫中以前，今見處在野史評話階段的元英宗至治間(一三二一至一三二三)《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下稱《三國志平話》)卷下，就有提示語說諸葛亮南征中，呂凱出拒，“關索詐敗”以誘敵，於是蜀軍奪得了城池。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第一，關索是一員蜀將；第二，他從諸葛亮南征；第三，他以“詐敗”引敵遠出，便於蜀軍攻占城池。這幾點不見於人文影本的底本，而為後來的夏振宇刊本等所承襲。

在《三國志演義》諸明刊本中，除人文影本底本、葉逢春刊本未寫外，余象斗刊本、湯賓尹校本、鄭少垣刊本、熊飛刊本所寫的關索荆州認父故事這裏姑且勿論，而夏振宇刊本與周曰校刊本、熊清波刊本、熊佛貴刊本、劉龍田刊本、朱鼎臣輯本、李卓吾評本等則都寫關索南征故事。

夏振宇刊本卷九《孔明興兵征孟獲》，寫關索在諸葛亮大軍起發之際出場：

忽有關公第三子關索，入軍來見孔明曰：“自因荆州失陷，逃難在鮑家荘養病，每要赴川見先主報讐，瘡痕未合，不能起行。近日安痊，打探得東吳讐人已雪，逕來西川見帝，恰在途中，遇見征南之兵，特來投見之。”孔明聞之，嗟呀不已。一面遣人申報朝廷，就令關索充為前部先鋒，一同征南。

關索在南征戰爭中的活動，夏振宇刊本寫道：(一)接應友部。在蜀軍破三洞“蠻兵”之役中，“關索以兵接應”而協助友鄰部隊將領張嶷、張翼分別擒獲兩敵帥(《諸葛亮一擒孟獲》)。(二)誘敵以夾擊孟獲。首戰孟獲時，“王平、關索同引一軍”，王平引敵來，“關索戰之”又退以誘敵，然後蜀兵截斷孟獲歸路，“王平、關索復兵殺回，前後夾攻，蠻兵大敗”(見同上)。(三)守寨以待戰機。蜀軍至瀘水而遇酷暑，乃在陰凉之地將息人馬，“王平、張嶷、張翼、關索各守一寨”(《諸葛亮二擒孟獲》)。(四)共擒諸洞酋長。孟獲兄弟詐降，孔明“喚王平、馬忠、關索入”授密計，於是“魏延、馬忠、王平、關索擒諸洞酋長至”(《諸葛亮三擒孟獲》)。(五)為孔明護車。西洱河之役，孔明臨戰“只教關索護車”，以計賺孟獲(《諸葛亮四擒孟獲》)。

敘說關索南征故事的諸明刊本，都寫及他在孔明“六擒”之役中被祝融夫人所俘事。夏振宇刊本寫蜀將張嶷迎戰而中飛刀落馬，“蠻兵一聲喊處，將張嶷、關索執縛去了”。馬忠聽“張嶷等被擒”，急出救時亦被俘。這裏所寫是三人被俘。但是，孔明隨後設計擒住祝融夫人，遣使向孟獲提出“欲送夫人換二將”，於是孟獲“即放出張嶷、馬忠，還了孔明，孔明遂送夫人入洞”。交換回來的只是兩人，關索卻不見下落。今見周曰校刊本及其朝鮮翻刻本、李卓吾評本，也都如此。而查熊清波刊本、熊佛貴刊本、劉龍田刊本與朱鼎臣輯本俱寫包括關索在內的三將被俘(按諸本被俘文字與夏振宇刊本稍異，劉、朱兩本正文欄上還有題句“蠻兵捉關索回寨”)；交換戰俘時，孔明提出“欲送還夫人換三將”，孟獲“即放三將還”。可見熊清波刊本等俱寫關索等三人被俘，三人又同時被放還。再看夏振宇刊本等所寫關索三人被俘乃無可疑惑，但不見他被放還則是缺漏。從數本共同的情況來看，這裏顯然不會是夏振宇刊本刊刻過程中所造成的偶爾失誤，而其實當是沿襲母本之原故。

在夏振宇刊本中，有一條值得重視的小字註釋。卷十一《諸葛亮六出祁山》註云：

［補註］按《逸史》前載關索隨孔明平定南方，回成都，臥病不起，後遂不入本傳。恐難以取信於人。當時皆指關興是關索，非也。往往傳說雲南、四川等處，皆有關索之廟。細考之，索的是蜀將也。小說中直以為關羽之子，其傳必有所本矣。今略附於此，以俟後之知者。

周曰校刊本及其朝鮮翻刻本，也有此註。今考《新唐書》卷五十九藝文志丙部小說家類，有盧子(盧肇)《逸史》三卷。如果此註所引述的《逸史》乃晚唐大中、咸通間(八四七至八七四)盧肇的撰作，那末關索其人及其南征事則在唐代已見流傳。(又，唐范攄《雲溪友議》卷上《玉泉祠》記：“祠曰‘三郎神’。三郎者，即關三郎也”。北宋張商英《元祐初建關三郎廟記略》謂：“雲長死國事，神憑於楚之玉泉，而其子三郎，以英異著者”。據前引夏振宇刊本正文所說“關公第三子關索”，疑此關雲長之子“三郎”即關索。如是，關索故事唐宋間在荊州地區則已“英異”而神怪化，其與《逸史》所載又稍有異同。)從夏振宇刊本此註來看，撰註者對於“關索隨孔明平定南方”是沒有疑惑的，而儘管並未認可《逸史》所解釋的關索不入史傳的原因。同時，又指出將關興與關索相混的說法，“非也”。

總之，夏振宇刊本等的這條註釋認為：其一，關索確實是蜀將。其二，他參加了諸葛亮的南征戰爭。其三，他是關羽的兒子。註釋者還指出：“小說中直以(關索)為關羽之子，其傳必有所本矣”。意思是說，《三國志演義》小說中的關索故事，“其傳”並非空穴來風而一定有所依據，儘管史籍上缺乏記載。(按元代胡琦曾對關羽世系的記載缺漏，就指出“蜀記容有逸事矣”。見明嘉靖刊本《義勇武安王集》卷二。)既然夏振宇刊本的撰註者已經看到了小說中的關索故事並且斷定“其傳必有所本”，那末關索其人其事必早於此刊本以前久已存在，決非夏振宇刊本、周曰校刊本等自我作古而擅以增入。這應該是毋庸置疑的史實。

這裏還要附帶說及的，是對關羽之死的某些描寫。人文影本底本顯然是經過了刪改的，而夏振宇刊本所保留的文字實在比之要早。

六

由前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看法。

第一，夏振宇刊本是一部母本來自“官板”的坊刻本。刊行的時域疑當在明隆慶或萬曆初年，最早或可上推至嘉靖末年。這也是一部今見較早的明刊本。

第二，夏振宇刊本既使用了後人修改過的某些非“舊本”文字，又保存有原先“古本”(即舊本)的若干描寫。正文承襲母本，而未見率爾增改。

第三，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所謂明嘉靖元年序刊本相比照，兩本有不少文字相同或相近，甚至舛誤亦同彼此；但是又有許多差異，夏振宇刊本在情節及文字上還保留某些重要描寫。這些說明兩本的祖本當共出於某一個傳抄本，後來在各自再傳抄與版刻時多次進行程度不一的或大或小的整飾和修改。於是，在祖本共出的系列中，生成了不同的版本。(按周曰校刊本也應屬於這一系列。)

第四，夏振宇刊本保留了關索隨諸葛亮南征的故事，而這個故事是原先就已存在的。

二○○九年十一月屬稿

二○一○年三月改畢於望京東園

［附記］

此書原藏本缺卷九第三十八葉，卷十第六十二葉，卷十第六十六葉，卷十第八十八葉。又，所缺卷十二末葉，原曾抄李卓吾評本配補。今悉依原樣影印之。

本書曾承日本名古屋市教育委員會頒給博物館特別利用許可書，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