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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知情权的法理研究》内容简介：当今时代，行政知情权日益受到重视。所谓行政知情权就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悉、获取行政信息的权利与自由。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来保障行政知情权，已成为各国通例。
笔者在对相关法律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以及有关国际制度进行比较甄别的基础上，本着顺应时代潮流和立足国情的原则，对我国行政知情权法律制度(尤其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中关于行政知情权的本体论内容展开了深入的分析，阐释了行政知情权的合理性、必要性与价值，分析了如何平衡行政知情权与其他权力与权利的相互关系，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终对我国行政知情权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合理的构想。
《全球化时代下的数字主权与数据治理》 ——深度剖析数据资产的法律界定、跨国流动困境与新型监管框架的构建 第一部分：数字时代的权力重塑与主权边界的消融 本书聚焦于全球化浪潮与信息技术革命对传统国家主权概念带来的根本性冲击。在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的21世纪，数字空间的扩张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模糊着地理疆界和法律管辖权的传统边界。我们不再仅仅面对有形资产的跨境流动，而是处理着海量、无形且高速复制的数字信息流，这使得传统的领土主权理论面临严峻的现实考验。 第一章：主权概念的演进与数字疆域的诞生 本章首先回顾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国家主权理论的经典内涵，着重分析其在信息时代遭遇的内在张力。传统主权强调对领土内人员、资源和行为的排他性管辖权，然而，云服务、跨境数据传输和全球化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部署，使得“境内”与“境外”的界定变得日益模糊。我们探讨了“网络空间主权”这一新兴概念的提出背景、不同国家对此的理解差异（如“控制论”与“开放论”的对立），并引入“数字领土”的概念，试图在理论上描绘一个基于数据基础设施和信息流的虚拟疆域。深入分析了关键基础设施（如海底光缆、卫星通信系统）的控制权如何成为国家间博弈的新焦点，以及网络攻击与信息战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复合型威胁。 第二章：数据资产化的法律困境：所有权、控制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数据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但其法律属性长期悬而未决。本章系统梳理了关于数据法律地位的主要学说：物权说、用益物权说、知识产权说以及“新型客体说”。我们重点剖析了数据“聚合-分析-应用”的全生命周期中，不同主体（数据采集者、处理者、最终使用者）之间权利义务的复杂交织。特别关注了个人生成数据（PGD）的归属问题，探讨了在算法驱动的价值创造过程中，原始数据贡献者如何被剥夺价值、以及如何构建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此外，研究了数据集中度过高导致的“数据垄断”现象，分析了反垄断法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适用困境及其对市场竞争的潜在负面影响。 第二部分：跨国数据流动的法理博弈与国际治理的真空 随着全球供应链的数字化，数据跨境流动成为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的生命线，同时也成为了地缘政治摩擦的焦点。本部分着重探讨了各国在数据主权、安全与自由流动之间寻求平衡的实践困境。 第三章：数据主权与安全关切：不同法域的冲突模型 本章对比分析了主要经济体在数据流动治理上的典型模式。重点剖析了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为代表的“权利保护优先”模式，其核心在于“充分性认定”和限制数据向未提供同等保护的第三国转移的机制。同时，深入研究了美国侧重于国家安全审查（如CFIUS审查机制）和执法机构数据获取权的实践，以及中国建立的“重要数据目录”和“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各国在数据安全审查中对“国家核心利益”界定上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导致了全球数据流动的碎片化和“数字巴尔干化”的风险。 第四章：法律管辖权的冲突与域外适用的挑战 数据流动的无国界性使得法律管辖权的确定成为国际私法领域的新难题。本章引入了“连接点理论”在数字环境下的修正适用，探讨了“服务器所在地”、“用户所在地”与“损害发生地”在确定管辖权时的权重变化。重点分析了“域外适用”的法理基础与实践障碍。例如，当一国执法机构要求跨国科技公司提供存储在第三国服务器上的数据时，如何平衡本国司法权、他国主权以及数据主体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我们详细考察了国际司法协助在数字证据获取方面的低效性，并探讨了诸如《美国云法案》等具有单边主义色彩的国内立法对国际法秩序的冲击。 第三部分：新型数据治理框架的构建与未来展望 面对全球治理的真空和日益激化的数据安全风险，本部分致力于探索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具有可持续性的数据治理新框架。 第五章：基于风险的动态监管框架设计 传统的“一刀切”监管模式已不适应数据快速迭代的现实。本章主张构建一个基于数据敏感度和处理风险等级的“动态监管框架”。提出应区分“一般数据”、“敏感数据”和“关键基础设施数据”进行差异化监管。对于高风险数据处理活动，应引入“监管沙盒”机制，允许创新在受控环境中进行，并及时调整监管规则。同时，强调“事前合规”与“事后问责”的结合，利用技术手段（如隐私增强技术PETs）实现“监管即设计”（Regulation by Design）。 第六章：数据流动治理的国际合作模式与多边主义重构 鉴于单一国家立法的局限性，本章强调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探讨了建立全球统一或区域统一数据治理标准的可行性，分析了WTO数字贸易规则、OECD数据治理原则在促进数据流动中的作用与不足。提出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多边对话机制，重点研究如何通过“数据双边互认协议”（Data Adequacy Agreements）建立互信，并探讨引入“数据治理国际法院”或专业仲裁机构处理跨境数据法律争议的可能性，以期从根本上缓解主权冲突，推动数据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可信赖流动。 总结与展望： 本书最终认为，数字主权并非对传统主权的简单回归，而是一种在维护国家关键信息安全与保障全球数据经济效率之间进行精妙平衡的“复合型主权”。成功的数字治理需要在维护国家信息安全底线的同时，构建一套灵活、可预测且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体系。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技术创新不被无谓的法律摩擦所扼杀，实现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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