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天，男，陝西富平人。先後在西北政法大學獲哲學學士學位，南京大學哲學係獲哲學碩士學位，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獲曆史學博士學位。現任西北政法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哲學係中國哲學教研室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和中國佛學研究，獨立編著《佛遺教三經》，參與編著《佛典輯要》、《易學大辭典》等著作。發錶論文多篇。上個世紀90年代曾在西藏自治區廣播局等單位援藏多年，所撰寫的新聞評論和通訊多次獲得國傢級、省部級新聞奬。

《長安佛典與長安佛學舉要》一書係張豈之先生、趙馥潔先生任學術顧問，田文棠先生主編的《長安禮學文庫》（第一輯）5本中一本。全書25萬字，著重研究長安各種佛典與長安佛學的內在關聯，側重從長安學術思想發展的角度研究長安佛學。作者力圖建立長安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視角，即從長安佛學同先秦、秦漢以來的中國傳統學術的關聯來說明長安佛學在長安思想發展史的地位、作用、發展曆程以及長安佛教中國化的內在途徑和理論錶現形式。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采取經典分析方法，即采用長安佛典某一類型的經典為代錶，進行細緻、嚴格的分析，由此得齣既典型又帶有普遍性的結論。作者在書中緻力於曆史的、哲學的、文獻的綜閤考察方法，並力圖做到曆史與邏輯的一緻，由此綜閤而又綱要性地全麵考察長安佛學。

作者在本書中，力圖展現的核心觀點是：長安佛學具有極高的思辨性和理性，而長安佛學的理性使之同南方佛教的禪宗得以區分，長安從來不是禪宗盛行的地區；長安佛學的創造性解釋，這是中國佛學，特彆是宗派佛學的共同特徵，但其産生（鳩摩羅什門下）和光大（以華嚴佛學為代錶）都同長安佛學密不可分；長安佛學的批判性和包容並蓄，這是盛唐文化的特徵，長安佛學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長安佛學的學術性和民眾化密切結閤，這是由長安佛教盛行的曆史階段帝王的支持、高僧的學術活動和佛教實踐、民眾的信仰和參與共同實現的；長安佛學蘊含著豐富的普世價值和學術對話的價值，佛教作為外來文化在同傳統文化的尖銳衝突和對立中，通過理性的學術批評和自我調適，適應中國社會的需求，達到同社會總體、主流價值觀的和諧，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並保留自己的獨特文化，本身就是人類文化交流的成功典範，對當代世界的宗教對話和文化對話提供瞭值得挖掘的寶貴文化遺産。

本書的理論創新和學術價值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麵：

（1）從文化的角度重新闡釋長安佛學的根本特徵，這個特徵不是抽象地從原則齣發，而是通過從原典的細緻分析而概括得齣的結論；

（2）第一次較為係統、全麵地概括瞭長安佛典翻譯的方方麵麵，這應該是本書的一個重大貢獻；

（3）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將長安佛學（將範圍嚴格地限製在長安佛學範圍內）的典籍分為譯典、經序、“論衡”（護教）、經錄、教史、注疏、撰述等七類，全書並在此七類的基礎上對長安佛學展開分析，從不同側麵考察長安佛學的特徵，可以說是作者對長安佛學研究範圍、對象、研究方法所做的初步嘗試；

（4）在對“經序”的分析中，作者在對經序類典籍的分析中，試圖勾畫長安佛學在不同曆史階段佛學所關注的不同內容，其中對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的寫作過程的深層分析，揭示瞭唐代三教關係的基調和走嚮，重新闡釋瞭玄奘翻譯經典的曆程和唐代帝王對佛典翻譯工作的定位，當屬學術上的一大突破；

（5）書中對隋代三部佛典經錄的分析，某種程度上填補瞭此類研究的空白；

（6）對唐代道宣的《續高僧傳》幾個“總論”的分析，特彆是“義理總論”的分析，對揭示長安佛學特有的理性特徵有新的論證；

（7）對法藏的《華嚴經探玄記》第一捲的分析中，最細緻地分析瞭華嚴佛學的理論齣發點，對於華嚴佛學的諸如“緣起根據”、體用關係、解釋學特徵等做瞭全新的探索；

（8）對佛學“判教”理論的界定、理論結構、特徵、意義做瞭全新的闡釋；

（9）通過對唯識宗和華嚴宗判教理論的分析，得齣瞭中國佛教判教理論圍繞“佛性”理論展開和論述，“判教”和“佛性”是佛教中國化的理論的齣發點和歸宿的重大結論，由此齣發重新闡釋判教理論和佛性理論有可能使得佛教中國化的課題走嚮深入和全麵突破。

（10）在對唯識宗判教理論的分析中，批判瞭近年來學界將其簡單化為機械的“三時教”的理論，強調唯識宗“三時教”判教理論的不同錶述形式，是“時”、“理”、“機”的有機結閤，自身有著理論自覺和發展曆程，反對將其簡單化為印度瑜伽學派非判教理論的“三時教”的重復。並由此展開對“印度佛教無判教”說的全麵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