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慕州

蒲慕州，1952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布朗大学埃及学研究所、约翰霍浦金斯大学近东研究所硕士，埃及学博士。

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著有《尼罗河畔的文采》、《墓葬与生死：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中国文化史》等。

「士兵們，四千年的時間自這些金字塔頂俯瞰著你！」──拿破崙

對於西方人而言，古埃及的歷史文物是他們認同的西方文明的源頭之一，雖然事實上埃及文明在伊斯蘭進入埃及之後中斷千餘年之久，而歐洲人要到十九世紀才開始逐步的重新認識古埃及。經過近兩百年的發展，埃及學已經是一門重要的古典學問，是歐美各國用來證明其文明歷史悠久的一種指標，而任何社會若能發展這些有「無用之用」的學問，都會被認為是富裕而有文化涵養的。埃及本土的學者在近數十年中也逐漸崛起，試圖由昔日西方帝國主義學者手中取回對古埃及的研究和解釋權。

對中國人而言，埃及文明也一直是教科書中讚賞的對象：金字塔與神廟，繪畫與雕刻，呈現其高度的工藝水準；木乃伊所表現的對永生的信仰，似乎也相當能為人所接受，畢竟中國也有相似的神仙道術。多了解異文化，其實也是了解自己的另一種方式。這本古埃及文化史，一方面想提供讀者大綱式的簡介，一方面給讀者一些基本材料，並設法留下線索，好讓讀者將來對於古埃及研究的文化和知識有更深入的機會。

單從知識領域的拓展而言，我們當然必須承認，在整個二十世紀中，中文世界對於古埃及文明的了解是極為有限的，這是一連串歷史因素造成的結果，和我們對中文世界之外各種文明的忽視是同一回事。這情況看來在資訊發達的二十一世紀將會有所改變，應該會有更多的中文讀者很容易的獲取有關其他文明的知識。我們必須思考的是，知識的性質和作用問題。古埃及文明的知識，究竟對現代人能有什麼意義？這可以分兩個層次來說。首先，對古埃及文明的了解，作為一種歷史知識，它的用處和所有其他歷史知識一樣，都在擴展人的眼界，增加人對於人和社會的複雜性和多樣性的認識。其次，古埃及文明的特殊之處，也就是它的古老性和表面上的一統性，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一個重要的議題：文化霸權和權勢文化的成立和傳承。我們必須思考的是，當現代人在讚賞古埃及文明，或者任何古老文明時，到底是基於何種知識和心理上的立場？談論近現代文化和政治霸權的人很容易檢討十九世紀以來的歐美殖民帝國和文化霸權，但古代文明似乎對此類的議題有免疫性。實際上，如果回顧十九世紀以來埃及學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埃及學和其他的「東方學」一樣，有一部分也是西方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發展的一環。西方各國學者競相研究古埃及，除了表面的純學術興趣，其實也是展現國力的一種方式。埃及古物被西方各國運用各種方式運回去，正是一種文化霸權和霸權文化的展現。而當他們在讚嘆、景仰古埃及文明之時，其實也正是在古埃及文明中找尋認同，映見自己，因為古埃及文明正是它存在的古代世界中的一方霸主。然而對於生活在埃及四周，甚至埃及境內的一般人而言，輝煌燦爛的埃及文明到底是他們的福氣或是禍害？恐怕就很有爭議了。認識到這樣的問題，我們的態度又應該如何？是仍然追隨西方既有的研究傳統，或者另闢蹊徑？筆者的看法是，我們可以接受古埃及文明做為一個有趣也引人沉思的例子，一方面拓展我們的知識和眼界，一方面則可以利用埃及的例子來檢討歷史知識所包含的文化立場。本書的寫作，出發點也就是這兩點。畢竟，從我們在本章中對埃及學史的發展的討論已經可以清楚的看出，每一時代所看見的埃及的面貌和那個時代本身的問題和思想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