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祥，原名王钟麒，字伯祥，号碧庄、巽亭、苏亭、容堂、虹翰、睛叟，晚年以字行。

1890年2月27日，生于江南文化名城苏州。这年为清光绪十六年，上距“鸦片战争”三十余年，下至“五四运动”二十七年。当时，清王朝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已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对民族的兴亡，革命者前仆后继，可歌可泣。其他有识之士也正在寻找国家的出路。这个时期，文化教育领域中爱国思想的传播为王伯祥的成长起了积极作用。

王伯祥生长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他的父亲王沛田是个读书人，十分关心子弟的学习，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家庭教育之后，便及时地把他送人私塾念书。

1903年，王伯祥十四岁，与同学叶圣陶、郭绍虞、章元善结为好友。章的父亲章珏，虽是清代的进士，但思想进步。他痛心于列强瓜分中国，常鼓励后辈立志救国。对王伯祥和他的同学影响更大的是梁启超。他们喜欢读梁的文章，并经常在一起议论时事。王伯祥清楚地记得在他五岁时发生的中日“甲午之战”，在他六岁时发生的康有为等“公车上书”，在他九岁时发生的“戊戌变法”，在他十一岁时发生的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在他十二岁时清廷与十一国公使签订《辛丑条约》，在他十三岁时沙俄迫使清廷订立《交收东三省条约》等等；这些震惊全国的事件在苏州引起街谈巷议的情景，深深刻印在王伯祥的心里，终身未能忘怀。

1906年，十七岁的王伯祥考人苏州中西学堂。翌年，他考人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这所在新思潮影响下创办的学校，从师资素质、课程设置，到学生生活，都与中国旧式学校迥然不同。学校前两任监督（校长）是维新派。后来继任的监督为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袁希洛。教员多为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他们几乎个个富有朝气。其中国文教员胡石予，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南社诗人。课程除国文外，还有历史、地理、博物、英语、体育、兵操、劳作等。课外活动也很丰富，学校定期组织旅行，去天平山，去无锡，去杭州。平时则由学生自由支配，或阅读翻译作品，或浏览新的报章杂志，使学生有机会不断汲取中外文化营养。王伯祥在苏州中学的好友仍是叶圣陶、顾颉刚等。

1908年，他们受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放言》诗的启迪，组织诗社“放社”。时时吟诗、嵌字、联句、做对联、练习书法。

1909年，他们又创办了《学艺日刊》，中设论说、翻译、诗文、图画等栏，内容充实，令人爱读。在苏州中学的五年间，王伯祥勤奋学习，为他日后从事研究、教学、编辑工作奠定了基础。王伯祥在苏州中学就读的最后一年。迎来了辛亥革命，那时他二十二岁。清王朝被推翻，孙中山在南京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使许多青年对中国政局寄予希望。王伯祥曾投笔从戎，但当他亲眼看到军队中野蛮的军阀作风后便离开了军营。当时就业不易，幸好中学同学吴宾若在苏州角直镇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校长，他邀请王伯祥前往任教，王欣然应允。

1917年，叶圣陶也应聘到了这所学校。志同道合的好友重逢，促膝谈心，无话不说。大家愉快地回忆起苏州中学的校园生活，谈到顾颉刚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见闻，蔡元培办学的新思想，黄炎培“国文新教授法”的主张，叶圣陶在商务印书馆编教材的体会等。最后，话题落到教育改革上，大家决心从本校做起。于是他们自编课本，开办书店，创办农场，开辟博览室、音乐室、篆刻窒、修建戏台，使学生扩大了眼界、一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

1918年，王伯样、叶圣陶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角直镇组就了教育会。积极推动教育改革。他们的工作严肃认真，并能从教学活动中总结经验。1919年，北大《新潮》月刊创刊号发表了王伯祥、叶圣陶的《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王伯样的《拟编高等小学史地教材大纲》也由叶圣陶题跋，在《新潮》八月号上作了评介。王伯祥博学多识，又多才多艺，在教师中素以熟悉历代掌故、能唱道情京剧、喜爱昆曲评弹而著称。教学余暇，他还瞩目于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曾为保存当地古代雕塑而尽心尽力。角直镇保圣寺十八罗汉塑像群，栩栩如生，历史悠久，但长期湮没无闻。王伯祥和叶圣陶游寺时，倘徉于塑像前，称赞不止。天王殿上悬挂的元代大书法家赵孟俯所书对联“梵宫敕建宋代，推甫里禅林第一，罗汉塑源惠子，为江南佛像无双”更引起了两人对古塑的珍视。他们邀请从北大回乡度假的顾颉刚前往参观研究。顾认为塑像出于唐代大雕塑家杨惠之之手，呼吁社会筹金修缮。后得蔡元培、马叙伦、叶恭绰等的支持，成立了保存角直唐塑委员会，经过培修寺院，改善了古塑的保存环境。在角直期间，王伯样、叶圣陶都是北京大学研究国学门的通讯研究员。他们和在北大读书的顾颉刚、俞平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时关心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919年夏，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消息传到角直，第五高等小学的教员都为学生的爱国行动所感动，立即在镇上开会进行声援。不久又发表了《角直高小回民学校宣言》，抗议北洋政府的暴行。当年冬．王伯祥与叶圣陶创办了《直声》文艺周刊，但不久即停刊。王伯祥也应厦门集美之聘，前往福建任教。

1921年1月4日，由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耿济之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文学社团。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文学研究会简章》）。王伯祥在集美学校闻讯，毅然人会。他虽然不搞创作，但在后来从事研究编辑的过程中，始终忠实于会章，并与许多文学研究会会员保持着友谊。

1922年初，王伯祥应北京大学蔡元培、马叙伦之聘，任中文系预科讲师。二月，叶圣陶亦应聘为预科讲师，与俄国诗人爱罗先珂结伴到京。一个多月后，叶圣陶因妻子分娩清假南归，所教国文，由王伯祥代授。北大学术空气活跃，教师人人有专长，王伯祥亦不例外。不少当日的学生如冯至、季羡林、游国恩、陈翔鹤等都曾被王伯祥深人而生动的讲课所吸引。在北大的一年多时间里，王伯祥与文学研究会在京会员相识，与郑振择一见如故，引为知己。

1923年年初，王伯祥和叶圣陶同时被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一在史地部，一在国文部。1月30日，王伯祥与郑振鐸、叶圣陶、顾颉刚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北京国立学校南迁的主张》，声援蔡元培和北京学生与北方军阀、政客及其代理人的正义斗争，呼吁国立学校南迁。３月，郑振锋倡议组织扑社，王伯祥、叶圣陶、俞平伯、顾颉刚等热情响应。为解决新文化书籍出版问题，人社者每月集资十元。5月12日，文学研究会刊物《文学旬刊》（后改名为《文学》、《文学周报》）决定自73期开始，由王伯样、沈雁冰、周子同、俞平伯、胡愈之、叶圣陶、郑振铎、谢六逸、顾颉刚等轮流主编。

1924年9月爆发了齐燮元、卢永祥之间的“江浙战争”。战后，为了解军阀混战的恶果，王伯祥、叶圣陶、周予同等结伴赴浏河访问。

1925年，匡互生、丰子恺在上海创办立达中学（后称立达学园）并成立立达学会。教师和学会成员多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如叶圣陶、夏丐尊、陶元庆、章锡琛、刘薰宇等。王伯祥也热心参与活动，后与郑振铎、叶圣陶等被选为立达学会委员。这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激起人民的愤怒。5月30日，在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学生二千余人深人租界，声援工人，要求收回租界。英国巡捕逞凶，从而激起了人民更大的义愤，上万人集中在南京路，要求释放学生，高呼反帝口号，英巡捕又开枪屠杀，时称“五卅惨案”。鉴于上海报纸不能伸张正义，由郑振锋、胡愈之、叶圣陶等倡议创办《公理日报》，王伯祥参与办报，反帝意志坚定。

1926年8月30日，郑振铎宴请鲁迅，王伯祥、刘大白、陈望道、沈雁冰、胡愈之、朱自清等在座，宾主相聚甚欢。

1927年，北伐取得节节胜利，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革命形势对苏州造成了影响。王伯样、叶圣陶等七人受苏州市党部委派，接管当地学校。不久，发生“四一二”大屠杀。苏州教改夭折。王伯祥和周予同、叶圣陶、郑振铎计划主编的大型选本《中国文选》，也因故未能成书。但白色恐怖并未能使王伯祥和新文化运动及其成员疏远。1927年秋，王伯祥、叶圣陶、徐调孚、丁玲、胡也频前往浙江海宁观钱塘江大潮，直至午夜。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鲁迅、郑振铎、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决定编辑他的《海上述林》，王伯祥参与集资出版工作。

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是王伯祥学术上第一个丰收期。他在编写历史、地理教科书之余，还完成了专著多种，并发表了许多论文。他的研究，上起奴隶社会，下至现代，范围广泛。其中著名的论著有《我国三千年来地方制度的演变》、《古史辩与经今文学》、《三国史略》、《四库全书述略》、《清史稿述肊》、《辛弃疾的生平》、《郑成功》、《太平天国革命史》、《中日战争》等。这些论著材料翔实，见解新颖，学术性很强。有的论著还蕴含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32年春，王伯祥应开明书店之聘，离开了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创办于1926年8月1日。

1937年3月，《二十五史补编》正式出版，王伯祥时年四十八岁。

正当他设想再展宏图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使他壮志难酬。对于日寇的侵略，他历来就是反对的，而且早在商务印书馆时他就和上海人民一样曾身受其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的步伐，企图占领上海，以它作侵华的南方据点。1932年１月28日夜，日寇由租界向闸北一带发动了突然袭击，并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挑起了淞沪战争。王伯祥、叶圣陶的寓所都在闸北，他们携家带口仓惶出走。人去屋毁，叶圣陶的书籍埋在瓦砾灰属之中，王伯祥的图书则荡然无存。劫后，周予同在一本旧书的题跋中记载此事说：“‘一二八’事发，伯祥兄藏书尽成灰烬，而同寓亦被劫掠”，“愤暴日之侵凌，忧民生之多居于东城小雅支胡同。总管理处在西总布胡同甲50号办公，没有生产部及文史、科技、刊物三个编辑室。

1951年年初，总经理范洗人逝世。傅彬然任协理，董事长邵力予参与开明方针大计的决定。日常事务由王伯祥、顾均正、唐锡光处理。在开明的公私合营和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合并工作中，王伯祥态度积极，起了很好的作用。

1953年，王伯祥应郑振铎之邀，到文学研究所（原属北京大学，后属中国科学院，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何其芳与郑振铎密切配合，高瞻远瞩，四方求才，努力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陆续应邀入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组的还有俞平伯、钱钟书、余冠英、孙楷第、吴世昌、吴晓铃、力扬、范宁、陈友琴等，济济一堂，如鱼得水。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是王伯祥一生最惬意的时期。他亲眼看到国家由贫弱走向富强，精神振奋，政治热情高涨。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在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期间，不顾年老体衰，到四川等地考察，议政言治，不掩善，不虚美，实事求是，与共产党肝胆相照。在政协会上，他和周总理祝酒的镜头，令人至今难忘。王伯祥到文学研究所时已六十四岁，此后十余年间，他在科学研究上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编著了《史记选》、《增订李太白年谱》，参与了古籍《四库全书总目》的整理。《史记选》是文学研究所编选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的一种，与《诗经选》、《汉魏六朝诗选》、《唐诗选》、《宋诗选注》、《唐宋词选释》等一样都是名家名选。《史记选》的工作开始于1953年，王伯祥为了迎接司马迁诞生2100周年纪念，夜以继日地著书，终于在1955年8月定稿。选注历时虽仅两年，但实际上是融人了王伯样一生研究《史记》的心血。迄今为止它仍是国内外出版的《史记》选本中学术水平最高的一种。这部书前有《序例》，它系统地论及作家的生平、《史记》的伟大史学成就、伟大文学成就、深远的影响以及版本知识等，是一篇有独到见解的《史记》论，也是一篇富于启示性的《史记》研究指南。王伯祥编选这部书特别强调它在传记文学上的文学性。他说：“在司马迁以前，没有专写个人的传记。他独能窥见人的一生是活生生的整体，若把它分系在‘以事为纲’的记载上就算了事，那就破坏了这个整体，无异支解了这个人物。所以他每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写传记。就这一点看。可以说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发见‘典型人物’的人。”（《序例》注）基于这一认识，他的书“只选了描写生动而故事性较强的记叙文二十篇，凡是‘表’‘志’和其它偏重年代、世系或议论的‘纪’‘传’概从割舍”（《序例》）。从他选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魏公子列传》、《范睢蔡泽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刺客列传》、《淮阴侯列传》、《季布来布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汲郑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等篇来看，确实篇篇都是文艺珍品。本书注释，详赡准确，涉及音读、字义、语汇、地名、人名、宫名、器物名和典章制度。很有特色。《增订李太白年谱》是王伯祥拟编唐诗选而做的一项准备工作，学风严谨，反映了编者的科学精神。《四库全书总目》是一部至今还有价值的、大百科全书式的书目工具书。它是清代学者为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存书及存目所作的内容提要。《四库全书》收书3461种，存目6793种，二者共10254种。这些书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经、史、子、集各类书的重要著作。要为万余部书的提要断句，没有渊博的知识和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是不行的，所以中华书局特别约请王伯祥担任。这部书影印出版后，深受学术界好评。此外，王伯祥还编辑了自己的题跋集《庋稼偶识》，校点过王夫之的《黄书》、《噩梦》、《思问录》、《俟解》和严衍的《资治通鉴补》，增补了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至于计划编辑的书还有多种，如欲与顾颉刚、俞平伯将蔡云的《吴觎百绝》、顾铁卿的《清嘉录》、袁学澜的《苏台揽胜词》、《虎丘杂事诗》、《姑苏竹枝词》、《田家四时净》、《吴门新年杂咏》、《岁暮杂咏》编为《吴门风土丛刊》。又如欲带领吴庚舜编纂《中国古代文论长编》等等，都说明他不伏老的精神状态。可惜，正当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突然发生了，友朋隔绝，子女下放，忧心国事，积郁成疾。

1975年秋，他以口授的方式写了一篇《旧学辩》，痛斥破坏祖国优秀文化的荒唐行径，热爱祖国之忱溢于字里行间。当年12月30日夜，王伯祥逝世，终年86岁。

本书是大学生必读丛书中的一册，书中以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为依据，收录了著名作家司马迁的《史记选》。

本书具有很强的经典性及学术性，该书不仅是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从事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书籍，同时也是其他专业大学生加强人文素养、丰富文化底蕴、促进专业学习的重要读物。可供不同专业的大学生阅读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