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习经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6月，卒于1926年10月，字刚甫，号蛰庵，揭西县人。其先祖原籍福建莆田，后迁居于揭西棉湖。祖父曾声高，别号岐山，曾因平息暴乱，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由监生升至六品官职；父曾中孚，是一武生，官至蓝翎把总。曾习经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几兄弟从小接受严格的礼义教育，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习礼于庭，揖让升降皆中矩度”。

曾习经天资聪颖，刻苦过于常人，成绩优异；年弱冠，即被选补为县生员。光绪十四年(1888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主办广雅书院，聘请著名学者、诗人梁鼎芬(番禺人)为院长，在各府州县选拔高材生到广雅深造。习经与其长兄述经(字撰甫)均被选中。习经在书院得名师亲授，学业大进，深为梁鼎芬赏识。接着，曾习经转到广州学海堂就读，与梁启超、麦孟华同窗，交谊颇深。

光绪十五年(1889年)，曾习经与长兄一起中举；第二年，曾习经赴京会试，又得中进士。光绪十八年(1892年)曾习经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以成绩优异，授户部主事。从此步入官场，长达20年。在户部尚书，光绪的老师，政治家兼学者翁同龢的赏识举荐之下，曾习经当上了管机要补官，不久又调升为户部员外郎。

曾习经曾赴日考察，与维新派梁启超结为莫逆之交。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梁发动公车上书，设京师强学会，习经与长兄都积极参与。为此，曾习经与梁启超、麦孟华、夏曾佑等维新人士“日相过从”，“文酒之会不辍”。正如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所说，当时梁启超与曾习经在京师“连舆接席者岁余”；“时或就其所居之潮州会馆共住，每瀹茗谈艺，达夜分为常；春秋佳日，辄策蹇并辔出郊外，揽翠微潭柘之胜”；还因“甲午丧师后，忧伤憔悴”，曾“一夕对月坐碧云寺门之石桥，语国事，相抱恸哭”。第二年，梁启超到上海办《时务报》。临行，曾习经赋诗相赠：“楼头缺月夜何晓，骑马与君相送行”；“他年独自亲调马，愁见山花故故红”。惜别之情，溢于字里行间。直至晚年，曾、梁交谊一直有增无减。梁夫人去逝，梁启超还请曾习经为作神道碑文。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户部改为度支部，曾习经升任度支部右丞，兼任法律馆协修、大清银行监督、税务处提调、印刷局总办等职。时朝廷实施新政，“部务新创”。度支部中修订税务及钱币制度，创办税务学堂，设纸厂，开印局，曾习经都是主办者，“擘划尤精”，“所定章程，多出刚甫手”。光绪帝曾两次召见。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翌年初，曾习经深知清政府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即先于清帝退位一日辞官。后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到处罗致人才。其左右要人多为习经旧交，尝劝习经复出，习经都一一谢绝，隐居于京师。及后民国政府也曾三次聘其出任财政部长、广东省长之职，他都固辞不受。此后，曾习经到直隶宁河杨漕(今属天津)购地筑舍，躬耕陇亩，自号“蛰庵居士”，长期过着田园隐居生活，“斗室高歌，不怨不尤，不歆不畔”，“布衣草履，日随老农课晴雨，话桑麻，绝口不谈时事”。每于农闲，他都要回故乡探望老母和兄弟，并常接济亲戚朋友中之贫病孤寡者。他在度支部时，“律己最严”，“俸人外既一介不取”，“去官则无复余财以自活”。杨漕又多为盐碱地，且经营不善，故“岁屡不登”，以至人不敷出，只得变卖图书、字画、古玩以维持生计。后长兄、老母相继去世，他自己也患痈疽恶疾，一病不起。据《梁启超年谱长编》所载，梁启超曾去探望他，只见痈疽已溃破，十分痛苦，伤感之下，唯有送点钱以表慰问。1926年10月4日，曾习经病卒于北京宣南潮州馆，年仅60岁。其后事也全靠老朋友梁启超、叶恭绰为之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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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习经清末，岭南诗坛曾辉煌于一时。除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诗人外，还涌现了以号称“岭南近代四家”的梁鼎芬、曾习经、罗敦、黄节为代表的一批工于格律诗词的名家。其中，曾习经的诗尤为世所推崇。丘逢甲就有诗论及曾习经：“四海都知有蛰庵，重开诗史作雄谈。”撰写《鱼千里斋随笔》的李渔叔对曾习经极其倾赏，认为习经诗“最精警”，其七绝“丰神绝世”。狄葆贤在《平等阁诗话》中也称：“读蛰庵诗如饮醇酒，令人不觉自醉。”梁启超对曾习经推誉更高。他在《蛰庵诗存》序文中说曾习经的诗“光晶炯炯，惊心动魄，一字而午金也。”在《光宣诗坛点将录》、《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等全国性诗词家名录和诗词选集中，曾习经都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一代诗词名家，曾习经虽善理财，更工音律，有顾曲周郎之誉。他的遗作有其生前亲手誊写定稿的《蛰庵诗存》一卷，由叶恭绰影印传世。倚声之作有《秋翠斋词》一卷，朱孝臧收进《疆村丛书·沧海遗音》中改称《蛰庵词》。另有《蛰庵文存》一卷，但未刊印。综观习经诗作，有如下二个方面：

感时伤事，忧国忧民

曾习经处在慈禧太后弄权时代，外侮内忧，朝政日非。这反映到诗人的作品中，就是感时忧世，“时作幽咽凄断之声”。如《乙未二三月之间》组诗之一：

春日迟迟夕，春愁尔许长。

微歌意不适，薄醉未成狂。

独下感时泪，兼之惜往伤。

何当从年少，花草弄繁香?

组诗共6首，作于中日甲午战争之第二年，《马关条约》行将签订，曾习经不禁为此感时伤春，悯乱忧生。他深知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败，要图强，必先改革，所以积极支持康梁维新变法。而且，他当时年方30岁，正是贾谊向汉文帝献策之年华，故每以贾生自比。但面对纷乱的政局，他更深知回天乏力。正如他在《送江孝通归里》诗中所说：“忧愤终何补，倾危势已深”；“未应从屈贾，歌哭损天民”。当帝党领袖翁同龢被免职遣归时，他就更预感到变法之难行。请看《送翁常熟师傅归里》诗：

天问殊难答，臣心久郁陶。

遥怜贾生策，不分屈平骚。

江海沉冥易，湖山歌舞劳。

向来忧国意，余愿老蓬蒿。

江海沉冥，国将不国，贾生难效，天问难答，真是凄惋已极。变法失败后，曾习经对政局更感绝望，此时，反映在诗中的心声就更是悲怆低沉了。如《病起不寐读{党锢传)》诗有句“不才逢世难，将泪寄遥年”，就是这种心宇的写照。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曾习经避乱于平谷，作《平谷杂诗》18首，忧伤国事，哀悼将士，感怀百姓。如“国殇何处酹?乡泪暗中消”；“觅食艰粱稻，看人揠豆苗”；“十年忧国意，拭泪到沧桑”；“玉辇埋荒草，金轮迫上清”；“覆辙伤钩党，中原半绎骚”，“杜陵原野老，流泪满江沱”等诗句，所写都是当年重大历史事件，怨愤苍凉，堪称一代史诗。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列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是年曾习经更写了不少忧国忧民的佳作。如《春心》6首，《别梦》5首等。其中，如“别梦依稀过谢桥，心中风雨暗萧萧”；“秋河别夜太凄凉，一曲伊州泪万行”等句，都极尽了以悱恻缠绵之笔，抒忧国忧民之情的能事。而《崇效寺牡丹开后作》一诗，更堪称名作：

怅卧春归十日阴，落花台殿更清深。

被栏碧叶如相语，辞世青鸾不可寻。

物外精蓝谁舍宅?乱馀恶竹又成林。

迷阳却曲饶忧患，那得端居长道心?

春光逝了，牡丹谢了，恶竹成林，残阳迷茫。温婉而深沉的诗句，透射出对正人君子被放遂，被杀害，小人却得势横行的郁勃不平之气。

寄意田园，清新闲适

曾习经退出政坛之后，心境逐渐转为平静澹薄，其诗作的风格就如梁启超所说：“直凑渊微，妙契自然，神与境会，所得往往人陶、柳圣处。”就是说曾习经的诗风已渐臻陶渊明、柳宗元的佳境了。他在杨漕的《田园杂诗》14首中，刻画自然景物，抒写生活乐趣，充分反映出文人闲适的生活情调。略举二首：

蛙声阁阁水平畦，粳稻初秧绿渐齐。

雨后斜阳红较好，小船摇曳过河西。

夜起微茫月坠霄，青芦风动叶萧萧。

平生久惯江湖味，却又关心早晚潮。

蛙声阁阁，新苗映绿，雨后斜阳，夜风吹曳的芦叶，一切都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但是，诗人的心中依然难以平静：久在江湖，时局近又如何?就如早晚潮汐，是涨还是落?他在《题谭玉生烟雨归耕图》诗中，就把这种似不甘寂寞，又无可奈何的心态抒发得更为确切：

“蓑笠携锄事宛然，敢将踪迹比前贤。此中风趣吾差识，惭愧宁河过十年。”又《法源寺丁香花下》云：“忙里偷闲宁惜醉，花间著语故相矜。沈沈万念旋生灭，愧尔东廊扫地僧。”前贤可效，寺僧莫踪。曾习经拒绝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罗致，虽说是消极避世，但也体现了甘愿默默无闻，以至“贫瘁以殁”，而不愿与世浮沉的崇高品操。

曾习经生平，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尤爱好藏书，所藏书籍都署“湖楼”二字。后因贫病交加，不得不逐渐变卖。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有句：“湖楼万卷皆星散，抱节何曾叹昨非。”写的就是这一境况。此外，曾习经能书善画，有《曾习经字帖》和《挂瓢图》、《南塘一角图》等字画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