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趙振鐸

0.1.中國語言學史是指研究中國語言學從古到今發生和發展的曆史。

照理說，中國語言學應該包括中國境內各民族對語言的研究。因為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傢，有56個民族。有些民族很早就有文字，也有自己悠久的文化傳統。在語言研究方麵也有自己的特色。除瞭漢族外，藏族的語言研究就曾經受到古印度語言學的影響，他們在語法和修辭方麵吸收古印度語言研究的成果，形成瞭一套研究方法體係。又如11世紀哈刺汗王朝時期，新疆人馬赫穆德・噶什噶爾寫的《突厥阿拉伯語詞典》，直到今天，在突厥語族各語言的研究方麵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這些部是我國語言學的寶貴財富，在語言學史上應該大書而特書，但是這些方麵還發掘得很不夠。現在談中國語言學史一般都沒有涉及他們，而主要是講漢語研究的曆史。

我國是世界上一個文明古國，有好幾乾年有文字可考的曆史。遠在現代一些先進民族還處在原始社會階段，我們漢族就已進入奴隸社會，有瞭係統的文字，有瞭高度的文明。漢語的曆史記載幾韆年連綿不斷，漢語的研究也有幾韆年的曆史，從來沒有停頓。當然，其間也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分，優劣之分。探討我國語言研究發生和發展的曆史，從中總結規律性的東西，為發展新的語言科學服務，為“四化”建設服務，為建設兩個文明服務，這就是研究中國語言學史的目的。

中國語言學史是中國文化史的一部分。它應該和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中國戲劇史、中國音樂史、中國美術史等一樣，在文化史領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甚至中國戲劇史、中國音樂史等早已經提上研究的日程，而中國語言學史的研究卻還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大學文科的課程錶裏有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在藝術院校的課堂上能夠聽到中國戲劇史、中國音樂史、中國美術史等課程，但是中國語言文學係的教學計劃裏，中國語言學史還僅是草創，現在應當是改變這種狀況的時候瞭。

近幾年來，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在當前國際國內形勢下，弘揚民族文化不僅直接關係到文化的興衰，而且在政治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弘揚民族文化是振奮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發揚愛國主義精神，頂住一切外來壓力的一個重要條件。我們的祖先為我們留下瞭一份極其豐厚、極其寶貴的文化寶藏，我們應該珍惜、保護和發掘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産，並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就這個意義講，研究中國語言學史更有它迫切重要的意義。

0.2.中國語言學史有它自身的特點。

在西方普通語言學傳入我國以前，我國語言學基本上走的是一條獨立發展的道路。

由於漢字的特點和漢字與漢語的密切關係，我國古代的語言研究多少是圍繞著漢字的研究進行的。每個漢字錶示一定的意義，有一定的形體，還有自己的讀音。我國古代語言學就是根據漢字的這三個方麵先後形成瞭訓詁學、文字學和音韻學三個不同的學科，統稱為“小學”。因此有人把小學作為我國傳統語言學的名稱。

小學最早的意思是教育童濛的學校。《漢書・食貨誌》說：“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因為小學中識字占重要的地位，後來就把研究文字的學問稱為小學。《漢書・藝文誌》的小學傢共十傢，著錄的都是童濛識字課本，《爾雅》和《小爾雅》屬乾《孝經》類，不在小學類。往後，研究的範圍擴大，齣現的著作加多。《隋書・經籍誌》做齣新的概括：

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埠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書。

從這裏可以看齣，不少著作是漢代所沒有的。但是受傳統觀念的影響，《爾雅》沒有列入小學類，而是列在《論語》類，並解釋說：“《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並五經總義，附於此篇。”這個觀念的改變，從五代開始，劉晌等人撰《舊唐書・經籍誌》，纔把《爾雅》歸入小學類，晁公武的《郡齋讀書誌》使這種三分法趨於成熟。他說：

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製，謂點畫有衡縱麯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雅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估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瀋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一傢，其實皆小學之類。

後世把傳統的語言學分為文字學、訓估學、音韻學，正是從這裏來的。

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這三個方麵和西方語言學內部分為語音學、詞匯學、語法學的三分法不盡相同。文字學在西方這個三分法中沒有地位，因為他們隻用為數不多的字母來記錄自己的語言，用不著像中國語言學那樣建立一個專門的部門“。音韻學大體上相當於語音學，訓詁學有一部分內容和詞匯學相當，但是側重點不同。唯獨西方的語法學，我國傳統的語言學裏沒有和它相應的部門，這並不是說我國古代不研究語法，詞在句子中的次序和虛詞是漢語錶示語法關係的兩個重要方麵，我國古代研究語法正是抓住這個特點，在虛詞和句讀方麵下瞭不少功夫。它不像西方的語法學對語言的規則作全麵的描寫，而是著重乾難解的虛詞和特殊的句法結構的分析。就這個意義看，它屬於訓詁學的範圍。

研究中國語言學史必需明瞭這一點。

0.3.中國語言學史是世界語言學史的一部分。

國外談語言學史的著作，認為世界語言學有三個曆史傳統，那就是古代的印度、古代的希臘羅馬和中世紀阿拉伯”。而與古代印度、希臘、羅馬同時並且有相當發展的中國語言學卻在他們的視野之外。

我國的語言學史有不同於西方語言學共同發展趨勢的地方，有自己發展的曆史特點。不吸收中國語言學史的成果，就不能寫齣真正全麵完整的語言學史。

我國學者根據自己語言文字的特點，建立起漢語研究的體係，某些方麵在世界語言學史上還居乾領先地位。比方中世紀阿拉伯詞典學有很大的發展，但是他們的缺點也是明顯的，主要錶現在缺乏語言學上的時空觀念，在收集貝都印部落詞匯的時候，把各個部落方言裏有不同意義的詞都歸入到同一個詞條，而不管他們的方言來源”。這個問題，早在公元工世紀，揚雄在《方言》裏麵就已經成功地解決瞭。

又如虛詞的詮釋，很早就受到注意，古書注釋和辭書裏麵都可以發現這類材料。對虛詞從理論上進行說明時代也很早，劉勰《文心雕龍・章句篇》把助辭分為發端、句中、句末三類就是一例。匯總虛詞，編纂虛詞詞典，就現有的資料看，也不晚於14世紀。世界上許多普通語言學著作采用瞭這個概念，究其來源也和我國有關。

一般認為，在理論方麵我國古代語言學比較薄弱，這也不盡然。苟子對名稱本質約定俗成性的認識，周秦諸子對共同語和方言的理解，前人文集、筆記裏麵對語言問題的一些精闢論述，所有這些在世界語言學史上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國外語言學史的著作在介紹我國語言學的成就方麵顯得非常不夠。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語言文字的障礙，中國古典文學尚且那樣難懂，何況與外國語言研究體係完全不同的中國語言學文獻呢？加之長期封建社會的閉關自守，鴉片戰爭以後又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種族偏見的泛濫，漢語被認為是不進步的落後的語言而受到歧視，更談不上總結研究它的經驗瞭。而我們自己在介紹我國語言研究的成果方麵，也很不夠。1990年在二十三屆國際漢藏語言和語言學會議上，我國有位學者在論文中提到，我國學者發現輕唇音來自重唇音的規律和我國學者自覺地利用方言材料構擬古音，比歐洲學者分彆早瞭半個世紀到數個世紀，受到與會各國語言學傢的重視。

因此，研究中國語言學史，總結它的曆史成就，並且把它放在世界語言學總的曆史背景上去考察，對於認識中國語言學的特點，更深入地瞭解中國語言學史，無疑將會有重要的意義。

0.4.研究曆史，分期非常重要，分期的目的在於使曆史的綫索更加明確。根據語言研究的待點，聯係社會曆史狀況，結閤文化背景進行考察，王力先生關於中國語言學史分期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參照王力先生的意見，可以把中國語言學的曆史分為六個時期。

第一期先秦時期從春鞦到戰國，秦帝國建立到滅亡的幾百年時間裏，我國主要處於諸侯紛爭的局麵，學術思想活躍，百傢爭鳴，諸於哲學著作中有不少關於語言問題的論述，訓詁學的産生，分類詞匯的編纂，這個時期可以看作中國語言學的萌芽時期。

第二期兩漢時期從劉邦即皇帝位（前206年）到漢獻帝延康元年（220），這四百多年的時間裏，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一個重要時期，由於遭到秦始皇禁書和毀書，又經過瞭長期戰亂，書籍大量散失。漢朝建立政權，開始收集遺書，設立群經博士。漢武帝錶彰六經，獨尊儒術，使經學得到瞭很大的發展，並且成為長期封建社會的思想支柱。經學的發展，影響瞭這一時期的語言研究。古書注釋的大量齣現奠定瞭我國分析語言方法的基礎，各種辭書的問世證明人們已經有瞭綜閤處理語言詞匯的能力。這個時期是中國語言學確立的時期。

第三期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從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年）到後周恭帝七年（960年），這七百四十年的時間裏，中國社會由分裂到統一，封建經濟有瞭發展。音韻學上的成就在這個時期是令人矚目的，其實這個時期語言研究的其它方麵也很有進展，訓沽學的成就更不能低估。這一時期是中國語言學進一步發展的時期。

第四期宋元明三朝從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到明崇幀十七年（1644）年，以前認為這六百八十多年是中國封建社會走下坡路的時期，社會停滯，帶來瞭學術的衰微，語言研究沒有什麼可談的。清代的學者看不起宋明的學術，常常有不切實際的批評。其實，這個時期語言研究的範圍拓寬瞭，不論文字學、音韻學還是訓詁學都有瞭新的研究領域，應該用另外一副眼光去看待。可以把這一時期看作中國語言學研究範圍擴大的時期。

第五期清代到“五四”運動以前清朝初年，我國又強盛起來，社會的發展推動瞭語言研究，齣現瞭古代語言學的全麵發展時期，它開創於清初，鼎盛於乾隆、嘉慶時代，古音學的成就推動瞭訓詁學的發展，古代重要語言學文獻都得到整理，《馬氏文通》的齣版，開創瞭語法研究的新紀元；甲骨文的發現，促進瞭古文字研究；章炳麟、黃侃繼承瞭傳統語言學，把語言研究引嚮一個新的境界。

第六期“五四”運動到今天“五四”運動在我國近代史上有重要的意義，我國進入瞭一個新的曆史時期。這一時期我國的語言學有瞭新的發展。國外普通語言學的理論大量介紹到我國來，並且以它作為指導來研究漢語，解釋傳統語言學的成果，調查研究漢語的方言和國內的少數民族語言。語言學研究的範圍進一步擴大。新中國建立以後，語言研究得到瞭更大的發展，各個領域都取得瞭前所未有的成績，這一時期還在發展，並沒有終結。它是中國語言學史的新時期。

應該說明，用曆史上朝代交替作為語言學史上分期的界限，隻是一種習慣，一種不得已的辦法，是就大體上的趨勢講的，並不是說到瞭某兩個朝代遞嬗的那一年，語言研究就馬上發生重大的變化。

0.5.研究中國語言學史也和研究其它學科一樣，要堅持正確的哲學思想和科學的方法論原則，力求使觀點和結論切閤語言學的實際，研究工作中任何想當然式的張揚或貶抑都是不可取的。

對待我們民族語言學遺産的正確態度和方法應該是透過各個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的分析，勾畫齣語言學在我國各個時期的狀況，考察它發生、發展的曆史原因，揭示齣科學本身演變的內在規律。

每門學科不是某個時代、某一基礎的産物，而是人類整個曆史時期的産物。在科學發展的曆史進程中總是存在著新與舊、先進與落後、正確與錯誤的鬥爭，這種鬥爭也貫穿在整個中國語言學的曆史發展進程中。語言學史不是有聞必錄，不是語言學的書目提要，而是選擇曆史上有過影響的語言學傢和著作進行評價，說明他們對前代的繼承，在當時的地位以及對後世的影響；說明語言學的觀點和方法在曆史進程中如何豐富和發展起來；說明語言研究的範圍如何嚮各方麵擴展和深化。語言學上不同觀點和方法的鬥爭應該放到重要的地位來探討，但是韆萬注意，要從客觀實際齣發，不要人為地去找“鬥爭”。批判不正確的觀點，指齣前代語言學著作的局限性，也並不是要否定前人的一切，而是要正確地評價前人的作用，給他們以應有的曆史地位。

在這方麵，實事求是很重要。任何學科都必須講實事求是。從實際齣發，詳細掌握第一手材料，從大量的材料中分析比較、審查鑒定，做到去粗取精，去僞存真，得齣正確的符閤曆史的真實結論。中國語言學史應該從中國語言學的史料中去總結，決不能比附外國語言學理論，用外國語言學史的框架來硬套中國語言學史。生搬硬套外國語言學理論勢必得齣中國語言學不完整、缺乏係統性的結論。

國外有些語言學傢把語言研究的曆史分為語文學時期和語言學時期，19世紀曆史比較法的産生是二者的分界綫。我國語言學史在19世紀就找不到這樣一條分界綫。何況這個觀點在國外早有人反對，認為這是誇大瞭曆史比較法的作用而忽略瞭以前學者的辛勤勞動。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中國語言學是行不通的。

葉聖陶先生曾經說過：“我國自古以來，在語言學的某些方麵，如文字、訓估、聲韻，都有瞭不起的成就。近〔三〕百年來的聲韻研究，如顧炎武的《音學五書》、段玉裁的《六書音韻錶》、硃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還有章太炎《章氏叢書》裏關於方言、古韻的幾種書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視。所以說，我國傳統的語言學有它自己的特點，有獨到之處。”看到我國語言學的曆史成就，但是評價要恰如其分，不能夠隨便拔高，如評價墨子就說什麼墨子成功地解決瞭語言和思維的關係，拔高古人，同樣不能使人信服。歸根結底一句話：要實事求是地對待中國語言學的遺産。

0.6.研究中國語言學史，還應該看到，每一門學科都有它的曆史繼承性，以前的研究成果應該充分地加以利用。

我國語言學史的文獻豐富，語言學專著的序跋、曆代史誌和公私書目裏麵都保留著豐富的語言學史料。清朝謝啓昆編帥學考》三十捲，著錄瞭古代的語言學文獻，引證瞭大量序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材料也盡數收錄，為語言學史的研究提供瞭一套比較有用的資料。但是這部書還僅是語言學史資料匯編的一個方麵，可以利用它來研究語言學史，卻不能說它就是語言學史。利用它提供的材料來寫語言學史，還需要付齣巨大的勞動。

本世紀30年代，商務印書館齣版瞭中國文化史叢書。其中有鬍樸安的《中國文字學史》、《中國訓估學史》、張世祿的《中國音韻學史》，對傳統小學的三個方麵分彆進行瞭研究，這些著作收集的材料在麵上比《小學考》多，也有更多的分析和概括，但是過瞭半個多世紀，迴頭來讀它們，雖然有不少可資利用的材料，但總覺得陳舊瞭些。

從30年代到50年代，齣版瞭兩本語言學史的著作。一本是1935年林祝�的《語言學史》，另一本是1957年岑麒祥的《語言學史概要》，它們都以論述世界語言學史為主，不是專論中國語言學史，因而敘述簡略，難以滿足需要。

50年代中期《中國語文》雜誌開闢瞭“中國語言學史話”專欄，發錶瞭周因夢、李於平、孫德宣、彭靈乾等人撰寫的專文。這些文章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可惜後來這個專欄沒有繼續辦下去，已經發錶的論文也沒有匯集成書。

在國外，這一時期也有一些學者對中國語言學史發生興趣，齣版瞭專著和專論。日本中國語學研究會在它成立三十周年的時候編瞭一本《中國語事典》介紹漢語研究的曆史，這本書是日本一批漢學傢的集體創作，雖然有些部分寫得比較粗糙，有些材料安排也不盡如人意，但是，它比蘇聯康拉德寫的《論中國語言學的民族傳統》那篇專論，實質性的東西卻多得多，書齣版兩年後，在我國就有人作瞭詳盡的介紹。

王力先生60年代初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語言學史，他的講稿當時連載於《中國語文》雜誌，80年代由山西人民齣版社齣版。這部書科學地清理瞭中國語言學的曆史，為中國語言學史勾畫瞭一個清晰的輪廓，蓽路藍縷，開創之功不可磨滅。今天講中國語言學史還離不開這部書。

80年代，我國還齣版瞭好幾部這方麵的著作。報刊上發錶的語言學史的論文也很多，這為編齣新的中國語言學史提供瞭很多極有價值的參考資料，可以根據新的要求進行新的概括。

本書是有關中國語言學的史論性的論著。作者把中國語言學之興起發展歸為六個階段，即先秦時期、兩漢時期、魏晉南北朝到�唐五代時期、宋元明時期、�代到“五四”以前、“五四”到八十年代，分六章予以論述。其中對訓詁學、音韻學、文字學以辭書的編纂、語法研究等都給予瞭充分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