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代国学大师夏仁虎

二十世纪百年中，国学大师不少，夏仁虎应是这个大师群落里的一颗巨星。要谈国学，夏仁虎是不可不提的。

煌煌巨著、绝代篇章

夏仁虎（1874－1963），字蔚如，号枝巢，南京人。近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国学家，在经学、史学、文学、民俗学，戏剧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很少有人可以比拟的成就。其在学界的威望，是任何人所不能小觑的。

夏仁虎3岁识字，7岁撰联，11岁作文，是其时神童。清丁酉科拔贡（1897年）。戊戌年（1898年），24岁的夏仁虎以拔贡之身参加殿试朝考。由于夏仁虎殿试成绩优秀，遂入仕留京，任记名御史。

拔贡，清选仕制度，原为每6年一次，乾隆7年改为每12年（逢酉年）一次。由各省廪生内，选拔人品、文品优秀者（每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保送入京作为拔贡，经殿试朝考合格，拔贡入国子监，可直接委任为京官，或外任要职。因此民间有“三年可出一个进士，六年也出不来一个拔贡”的说法。

夏仁虎后任北洋政府盐务署秘书、财政部参事、镇威将军公署政务处处长、安福国会众议院议员、北洋政府靳云鹏内阁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退出仕宦后，任中山公园董事长。抗日时期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国文系教授。建国后，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稊园诗社”重要诗人。1963年7月逝世于北京，享年89岁。夏仁虎早年曾自撰墓志铭：家金陵，祖大禹，仁无文，虎不威。好读书，不泥古，为文字，鲜可取。曾仕官，无所补，老而归，无所苦。自题碣，识其所。

夏枝老才华横溢，著述等身。留有《绥远通志》、《北京市志稿》（主修）、《枝巢四述》四卷、《旧京琐记》八卷、《玄武湖志》八卷、《清宫词》两卷、《枝巢文稿》十卷、《枝巢编年诗》四十卷、《秦淮志》一册及小说、剧本等著述凡40余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绥远、北京）两志”和《枝巢四述》。

修《绥远通志》时，傅增湘任总纂。在这部煌煌一百卷的巨制中，夏仁虎承担的是“地蕴志”、“山脉志”、“河流志”、“经政志”、“教育志”、“农业志”、“牧业志”、“林业志”、“古迹志”、“艺文志”、“金石志”、“人物、乡宦”、“金融”等等重头部分。

《北京志》1938年开始修纂。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的恶劣社会环境中，夏仁虎怀着对北京的极端热爱，对祖国文化的无比忠诚，排除艰险，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负责分纂“货殖志”、“艺文志”和“金石志”等许多重要部分。根据夏枝老曾任职北洋政府财政部的经历，并有《旧京琐记》等著作，有研究者估计“度支”、“名迹”二志也是由他编纂的。由于历史变革、社会动乱等原因，此书一直未能付梓。二十世纪50年代初，夏仁虎凭借满腔爱国热忱，将这些亲自编纂和历经战乱，精心保存下来的整书的全部手稿无私捐献给了北京市。这些书稿后又经历了“文革”等劫难，直到1988年，燕山出版社才正式出版了《北京市志稿》。而这离成稿时间已经是有半个世纪之遥了。需要说得是，枝老有数部书稿，如《北海小志》、《金陵通典》等，都是在解放初捐献出去以后，被弄丢了的。《北京志》能幸存下来，应该说是一个奇迹。

《枝巢四述》是夏仁虎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时的讲义。四述即：“说骈”、“言诗”、“谈词”、“论曲”四大部分。“说骈”又分为四章，即“源流第一”，“构造第二”，“储材第三”，“禁忌第四”；“言诗”也是四章，“谐声第一”，“审韵第二”，“明体第三”，“总论第四”；“谈词”为八章，即“明体第一”，“谐声第二”，“设色第三”，“辨格第四”，“趋向第五”，“作法第六”，“审音第七”，“附录第八”；“论曲”八章是：“第一章曲与古乐之系属”，“第二章曲与诗词之系属及其分别”，“第三章曲之本体及其作法”，“第四章论曲之宫调”，“第五章论曲之套数”，“第六章论分隶各宫调之曲牌”，“第七章论曲之音韵”，“第八章曲学须知”。夏仁虎在“引言”中说：“所述未必皆是，第此数种文学之门径趋向，大略已具”。由此可知他的目的是“示人以规矩而已”。书前有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周作人的序。从学术角度，周序认为“枝巢先生学问渊深，著作宏富”，“此书之公刊不独有益于在校的学子，即于国文学前途亦至有关系”。

《枝巢四述》分述骈文、诗、词、曲之体式、作法、源流等，平正通达的经验之谈，娓娓道来，开方便法门。作书之旨意请参作者《引言》，其意义的说明则有周作人之序文在。《旧京琐记》杂记同光以来清季之琐闻逸事，里巷俳谈，就记忆所及分为十卷，分类及内容请参作者《引文》。书中寄寓对旧日京都生活的怀恋，至于所记之生动详确，足供研究民俗、社会之参考，不必说，是近世笔记的上乘之作。

《我的欧洲的生活》书出版于1936年，叙述了作者在法国、意大利等地的个人生活情况，也反映当时许多留法华人社会中的实际问题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勤工俭学、官费生和半官费生的一些情况，并对有些名有人名字用了谐音的开式作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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