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1863年1月19日生于德国埃姆斯勒本的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1882年起在华河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和经验，1888年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后留学意大利。1888—1890年任布莱门商会会长，1890年-1906年任布莱斯劳大学副教授（经济学特别教职），在这里，桑巴特开始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1906年，在完成《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后不久，他离开了布列斯劳大学，来到柏林商业大学，并在那里获得教授职位。1918年任柏林大学教授。1931年他成为荣誉退休教授，结束了正式的学术生涯。1941年5月18日卒于柏林。桑巴特曾与马克斯·韦伯、费迪南·滕尼斯共同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并合办了《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杂志。桑巴特一生著述甚丰，思想多变。他一共撰写了20多本着作，其中的部分作品已经成为经典，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桑巴特还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文和专题研究，是一位名符其实的高产思想家。主要著作有：《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1896）、《现代资本主义》(1902)、《犹太人与经济生活》(1911)、《资本主义》(1930)和《新社会哲学》(1934)等。

桑巴特早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后受到韦伯和历史主义的影响。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有明确内容和特殊方法的独立学科，其任务在于提出有关精神领域的社会联系的理论。他反对人文科学中的价值取向，主张价值中立。他对社会学理论的主要贡献集中在经济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领域。他借用K.马克思的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社会结构，特别是阶级结构和资本主义精神，并把资本主义发展大致划分为早、中、晚3个阶段。在探寻资本主义发生的原因时，他认为对资本主义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新教伦理来源于犹太教。他还考察了犹太人文化的诸多方面。在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时，桑巴特常常摇摆于物质和精神因素之间。

桑巴特一生学术生涯中，其思想的发展经历过一个明显的转折，体现了其思想的复杂性。在其学术生涯的前半段，桑巴特关心社会公正和改革，基本属于持社会主义观点的资本主义批评者。“他沉浸于马克思”，在其《现代资本主义》中，声称他的工作是马克思工作的继续和对马克思工作的完善。在其学术研究的后半段桑巴特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疯狂反对者。在这一时期，桑巴特试图用德国唯心主义的解释方式，阻遏马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反对马克思用经济决定论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强调资本主义的进化过程是文化的演进过程，是理性精神指导下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源；反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认为资本主义在道德上已经消耗，其衰亡过程中并不会产生新的更高形式的社会秩序。最后，由于对工业社会的厌恶，桑巴特转而与右翼反资本主义势力结盟，并转向法西斯主义——这成为桑巴特一生的污点。

桑巴特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桑巴特受到韦伯的启示，“韦伯关于清教教义对资本主义体系重要作用的研究，是推动我思考犹太教徒的重要性的原动力。”桑巴特同意韦伯关于宗教伦理对资本义精神从而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的论点，但是，他不同意韦伯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结合的观点，提出资本义产生于犹太教的主张。在《资本主义的精华》中，桑巴特指出，“清教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观的对立物。……资本主义是某种世俗的东西，某种为地球的生命而存在的东西……资本主义将受到所有认为现世生活只是来世生活准备阶段的人的憎恶和谴责。” 清教教义“与中产级的美德毫无关系”；“清教教义的鼓吹者完全反对所有发财致富的行为”。“清教教义极度谴责自由竞争。”“清教教义几乎不鼓励人们从事有长远打算的具有冒险性的事业。”“在加尔文教控制的地区教会是明确敌视资本主义的。”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主要由下列因素培育而成：犹太教的理性主义观点、犹太教的条文主义、犹太教宗教领袖的商业精神、允许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存在不同道德原则的训诫等。在犹太教的影响下，远在 16世纪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清教教义不是资本主义背后的道德力量，相反，资本主义是推动清教教义形成的力量。桑巴特不能忽视的是，清教是犹太教的发展形式，如果清教是资本主义的反对力量，犹太教何以成为资主义的推动力量。桑巴特的这一研究被韦伯斥为充满“不实之辞”，该书籍是“一本关于该论题的最糟糕的书。”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是20世纪初驰名世界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桑巴特的代表作之一。首次以德文出版后，几十年内又相继出现了法、西、英、日等译本。本书是“美国例外论”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一方面，本书有关美国的政治制度（主要指普选制和宪政民主）和企业制度（主要 指计件工资和利益分享）促进了美国工人对美国资本主义持善意态度的观点，得到了后继者的发扬；另一方面，本书关于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高于欧洲大陆工人从而安于现状、不倾向社会革命的观点，得到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无论如何，只要涉及美国例外论的讨论，就必须向本书寻找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