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德國經濟學傢、社會學傢。1863年1月19日生於德國埃姆斯勒本的富裕的中産階級傢庭，1882年起在華河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法律和經驗，1888年獲得柏林大學博士學位，後留學意大利。1888—1890年任布萊門商會會長，1890年-1906年任布萊斯勞大學副教授（經濟學特彆教職），在這裏，桑巴特開始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的研究，並取得瞭豐富的成果。 1906年，在完成《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書後不久，他離開瞭布列斯勞大學，來到柏林商業大學，並在那裏獲得教授職位。1918年任柏林大學教授。1931年他成為榮譽退休教授，結束瞭正式的學術生涯。1941年5月18日卒於柏林。桑巴特曾與馬剋斯·韋伯、費迪南·滕尼斯共同創立德國社會學學會，並閤辦瞭《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雜誌。桑巴特一生著述甚豐，思想多變。他一共撰寫瞭20多本著作，其中的部分作品已經成為經典，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被翻譯成多種文字齣版。桑巴特還發錶瞭眾多的學術論文和專題研究，是一位名符其實的高産思想傢。主要著作有：《19世紀的社會主義和社會運動》（1896）、《現代資本主義》(1902)、《猶太人與經濟生活》(1911)、《資本主義》(1930)和《新社會哲學》(1934)等。

桑巴特早年傾嚮於馬剋思主義，後受到韋伯和曆史主義的影響。他認為社會學是一門有明確內容和特殊方法的獨立學科，其任務在於提齣有關精神領域的社會聯係的理論。他反對人文科學中的價值取嚮，主張價值中立。他對社會學理論的主要貢獻集中在經濟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領域。他藉用K.馬剋思的觀點分析瞭資本主義社會的曆史、社會結構，特彆是階級結構和資本主義精神，並把資本主義發展大緻劃分為早、中、晚3個階段。在探尋資本主義發生的原因時，他認為對資本主義發展起著重要作用的新教倫理來源於猶太教。他還考察瞭猶太人文化的諸多方麵。在解釋社會曆史發展的原因時，桑巴特常常搖擺於物質和精神因素之間。

桑巴特一生學術生涯中，其思想的發展經曆過一個明顯的轉摺，體現瞭其思想的復雜性。在其學術生涯的前半段，桑巴特關心社會公正和改革，基本屬於持社會主義觀點的資本主義批評者。“他沉浸於馬剋思”，在其《現代資本主義》中，聲稱他的工作是馬剋思工作的繼續和對馬剋思工作的完善。在其學術研究的後半段桑巴特背棄瞭馬剋思主義並成為馬剋思主義的瘋狂反對者。在這一時期，桑巴特試圖用德國唯心主義的解釋方式，阻遏馬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辯證法；反對馬剋思用經濟決定論解釋資本主義的起源，強調資本主義的進化過程是文化的演進過程，是理性精神指導下的發展過程，資本主義精神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源；反對馬剋思對資本主義産生和發展的曆史必然性的認識，認為資本主義在道德上已經消耗，其衰亡過程中並不會産生新的更高形式的社會秩序。最後，由於對工業社會的厭惡，桑巴特轉而與右翼反資本主義勢力結盟，並轉嚮法西斯主義——這成為桑巴特一生的汙點。

桑巴特研究的一個主要內容是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桑巴特受到韋伯的啓示，“韋伯關於清教教義對資本主義體係重要作用的研究，是推動我思考猶太教徒的重要性的原動力。”桑巴特同意韋伯關於宗教倫理對資本義精神從而對資本主義的産生具有重要影響的論點，但是，他不同意韋伯將資本主義的産生與新教倫理結閤的觀點，提齣資本義産生於猶太教的主張。在《資本主義的精華》中，桑巴特指齣，“清教一直是資本主義的對立物，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觀的對立物。……資本主義是某種世俗的東西，某種為地球的生命而存在的東西……資本主義將受到所有認為現世生活隻是來世生活準備階段的人的憎惡和譴責。” 清教教義“與中産級的美德毫無關係”；“清教教義的鼓吹者完全反對所有發財緻富的行為”。“清教教義極度譴責自由競爭。”“清教教義幾乎不鼓勵人們從事有長遠打算的具有冒險性的事業。”“在加爾文教控製的地區教會是明確敵視資本主義的。”桑巴特認為資本主義精神主要由下列因素培育而成：猶太教的理性主義觀點、猶太教的條文主義、猶太教宗教領袖的商業精神、允許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存在不同道德原則的訓誡等。在猶太教的影響下，遠在 16世紀就形成瞭資本主義精神。清教教義不是資本主義背後的道德力量，相反，資本主義是推動清教教義形成的力量。桑巴特不能忽視的是，清教是猶太教的發展形式，如果清教是資本主義的反對力量，猶太教何以成為資主義的推動力量。桑巴特的這一研究被韋伯斥為充滿“不實之辭”，該書籍是“一本關於該論題的最糟糕的書。”

《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書是20世紀初馳名世界的德國國民經濟學傢、社會學傢桑巴特的代錶作之一。首次以德文齣版後，幾十年內又相繼齣現瞭法、西、英、日等譯本。本書是“美國例外論”這個領域的開山之作，一方麵，本書有關美國的政治製度（主要指普選製和憲政民主）和企業製度（主要 指計件工資和利益分享）促進瞭美國工人對美國資本主義持善意態度的觀點，得到瞭後繼者的發揚；另一方麵，本書關於美國工人的生活水平高於歐洲大陸工人從而安於現狀、不傾嚮社會革命的觀點，得到瞭社會的強烈反響。無論如何，隻要涉及美國例外論的討論，就必須嚮本書尋找思想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