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美國當代作傢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 ），人們首先聯想到的很可能是她在《長青評論》上發錶的《反對闡釋》（“Against Interpretation”，1964）。該文的發錶，使桑塔格以理論研究而蜚聲文壇。不過，料想人們也不會忘記她作為評論傢和小說傢的“兩棲人”身份。事實上，她齣版的第一本書就是小說——一部她自己很喜愛的小說，即《恩主》（The Benefactor， 1963）。

蘇珊·桑塔格有著良好的藝術稟賦，她從小就做作傢夢，七歲動筆寫作。她在亞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亞度過童年時代，在伯剋利大學就讀，後轉入芝加哥大學，1951年畢業，又於1954年和1955年在哈佛大學分彆獲得文學和哲學碩士學位，隨即遠赴歐洲，繼續攻讀哲學。在牛津和巴黎這兩個知識和思潮的集散地，桑塔格深受影響。桑塔格年輕氣盛，她看到當時的文人學士有許多人既是哲學傢又是文學傢，不免技癢，也想一試身手。當時法國流行的以薩特為代錶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潮、以阿蘭·羅布格裏耶等人的新小說和歐仁·尤奈斯庫等人的荒誕派戲劇為代錶的文藝思潮及其創作實踐給桑塔格以極大的啓發。存在主義哲學提齣的一些基本思想，如存在先於本質、世界和人的處境的荒誕性、自由選擇等，使桑塔格認識到對現實作齣存在主義觀照的意義，她意識到存在主義文學力圖揭示世界及人生的荒誕性。齣現於20世紀50年代的法國新小說則強調對小說傳統形式的摒棄。阿蘭·羅布格裏耶就曾毫不客氣地指齣，傳統小說“單調地使用過去時和第三人稱，無條件地以時間為發展，以情節為綫索的做法，韆篇一律地按照人的願望去安排，每一情節都與情節關連等等——都是強調一個穩定和諧、連綿不斷、沒有歧義的、完整無缺的世界”，在他看來，這樣的世界是不真實的。

在二戰後法國哲學思潮和文藝思潮的雙重影響下，蘇珊·桑塔格逐漸形成瞭自己的美學觀，並在一係列論著中係統地闡述瞭自己的存在主義文學觀。她呼應歐洲現代主義創作理論與實踐，並按照自己的理念完成瞭她最初的文學創作，其中當然包括《恩主》這部長篇小說處女作。

在《恩主》中，桑塔格對夢境、幻覺情有獨鍾，讓讀者看到瞭作為主人公及敘述者的“我”的夢裏人生。在這部篇幅不長的敘述作品中，“我”一共做瞭十三個夢，這還不包括這些夢的不同版本，而“我”差不多就在做夢和釋夢中度過瞭六十一年的人生。因為父親忙生意，姐姐嫁人，母親去世，“我”從小就備嘗孤獨的滋味，並養成瞭耽於沉思的習慣。在省城讀到大三，因發錶一篇小題大作的哲學論文而退學，並進入一對中年夫婦——安德斯夫婦——的社交圈。沙龍搞得熱熱鬧鬧，“我”雖置身其間，但仍癡迷於自己的思考，並感覺自己踏上瞭一次精神之旅。然後，開始做夢，先是“兩個房間之夢”。夢裏的“我”錶現齣本人的某些性格特徵——狡黠的謙卑，動輒産生羞恥感、哀求、害怕的樣子，想與夢裏壓迫“我”、支派“我”的人講和、套磁兒，等等。接著，“我”開始釋夢，並請人幫著釋夢。同樣的夢中人齣現在不同的夢裏，如沙龍女主人安德斯太太，在夢裏，她一會兒拒絕“我”的要求，一會兒又給“我”投懷送抱。“我”做的這些夢名堂很大，內容各異，包括“我”夢醒之後命名的“非常派對之夢”、“宗教夢”、“老資助人之夢”、“鋼琴課之夢”、“鏡子之夢”、“紅枕頭之夢”、“破窗之夢”、“泥鞋子之夢”、“軍火庫之夢”、“文學夢”、“木偶之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最為有趣的是，“我”在夢和日常生活之間搭起橋梁，也因此品嘗到瞭內在生活的滋味。內在生活改變瞭“我”對他人的態度，夢指導並改變我的日常生活。過著這種亦夢亦真、閤二為一的夢生活，“我”充滿活力。在夢的導引下，“我”勾引安德斯太太，乘她丈夫齣差在外的機會與她私奔。“我”和她在一座阿拉伯城盡情玩樂，而後慷慨地把她賣給一個阿拉伯商人。依稀是兩年後吧，她傷痕纍纍、可憐兮兮地迴來。“夢”指示“我”殺死她，可“我”沒有成功，因為她堅不可摧。“我”把父親留下的房子贈給她，等等。夢境和幻想在《恩主》中，似乎不僅起到瞭展開情節的作用，它們倒更像是小說中的主角兒，夢一個接一個地做，而且，“夢中復有夢中夢”，居然還有瞭自己的生命和邏輯。夢境和幻覺呈現齣處於自我感知、自我探索之中的“我”的睏惑和孤獨，“我”內在的心靈世界由此也得到真實的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