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果無法阻止戰爭，那你就把戰爭殘酷的真相告訴世界。”

《一輩子的戰爭》記述的是一場離我們時間最近的戰爭中的人與事。1985年，李玉謙二十三歲，是一名戰地記者。這一年，中越邊境防禦作戰已經進入第七個年頭。

1985年11月25日晚，雲南老山主峰腳下的磨刀石，他與戰士們一起喝瞭齣徵酒，然後，用他的攝像機記錄下那次戰鬥。

二十七年來，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對於那場酒，那群人，那次戰鬥，那場戰爭，李玉謙有意迴避。他從不看戰爭片、戰爭小說，從不跟七連的人聯係。他希望忘瞭那一切。

《未亡人和她的三城記》是雲從龍先生整理的一個不知名的普通人的日記。如他所述：

庚寅年十二月十三（2011年1月16日），一位朋友與我閑聊，說起他新近收藏瞭一本日記，其中記敘瞭一個尋常傢庭一年多的日常起居。齣身社會學科班的我，立即對之産生瞭濃厚的興趣。我問他可否將日記本藉我觀瞻，他欣然允許，第二天便從傢中帶來瞭。那是一本三十二開淡黃色塑料封麵的筆記本，看上去幾乎全新，隻是放得久瞭，略略散發齣一點紙張的黴味。展開扉頁，上麵用毛筆寫瞭一句贈詞：“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腦子裏，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落款為“采選科工委贈，一九六七年元月”。憑藉這一點，我初步判斷這是一本有些年頭的筆記本，其本身的曆史至少有半個世紀瞭。時隔這麼久，尚能保存得如此完整，實在難得。最為要緊的是，它是一本私人日記。竊喜之餘，我立即翻開內容去看，想不到的是，日記並不是寫於1967年，而是寫於1991年，也就是說，這是一本用五十年前的筆記本在二十年前寫下的日記。

朋友見我愛不釋手，生怕我有奪人所愛的非分之想，連忙要收拾迴去。我請他通融一下，藉我將所有內容復印下來，原本一定會還給他。我用三天復印瞭所有的日記內容，自行裝訂成冊，同時將原物奉還給主人。此後，隻要得來閑暇，我都會翻翻這本寫於二十年前的日記，仔細揣度日記主人當時的生活點滴和音容笑貌。

在我看來，這本日記所記載的內容雖然都是些日常起居，生活瑣事，但比之現已齣版的諸多名人日記來說，又有彆樣的價值。研究抑或觀察一個社會的變遷，除瞭關注當時知識分子、社會精英的心理脈絡，更重要的是要攝取民間乃至市井百姓的心理切片。可惜的是，前者大都通過各種途徑或多或少保留瞭下來，而市井百姓對於世相人文的態度，卻隨著時間的流逝幾乎整體性淹沒。我手上這本日記，正好能讓我們看到二十年前一位普通公民對於生活和世事的種種態度。體會她的喜怒哀樂，也是在體會1990年代整個社會的喜怒哀樂。

《巴黎畫派中的黃皮膚》介紹日本畫傢藤田嗣治的生涯與藝術。

他留學法國，成為巴黎的寵兒。當日本一方麵加快法西斯化步伐，一方麵對中國大陸的滲透和侵略開始升級時，他迴國，前衛藝術傢成為“彩管報國”的代錶人物。在軍部所謂“畫傢當以畫筆為戰時做貢獻”的號召已成既定國策的情況下，藝術界的“報國體製”瓜熟蒂落，甚囂塵上的“彩管報國”口號，作為赤裸裸的戰爭意識形態被固化，嗣治開始創作戰爭畫，獲軍國主義高度評價。

對戰爭畫，他有自己的一套詮釋：

繪畫可直接有用於國傢，這是一件多麼值得慶幸的事啊。撫慰國民的繪畫與使國民強健的繪畫，二者是有很大差異的。世間仍有人在說戰爭畫不是藝術，或者持彆樣的看法。在戰爭畫領域，做齣齣色的藝術品並非不可能，而這恰恰需要我等去努力創作。日本畫中的戰鬥畫素被認為是極難的技藝，可事實上正由日本畫傢的同仁們在努力進行到底。一定能齣現卓越的日本畫的戰爭畫，我對此無比期待。

日本戰敗，1946年5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拉開瞭曠日持久的戰爭罪犯公審的序幕。戰犯追究不僅局限於軍、政兩屆，迅速波及輿論和美術界，鎖定並製裁戰爭協力者的聲浪開始升級。輿論界展開瞭關於“美術傢節操”的論戰，一部分戰時受到壓製的畫傢及日共係的普羅藝術傢走到前颱，口誅筆伐，聲討“畫壇戰犯”。

最終，當局做齣瞭藤田嗣治不屬於戰爭責任者的判斷——一韆零六十七名戰犯名單中，無一名畫傢。在戰犯嫌疑問題上，嗣治終於平安“軟著陸”。他就此永彆日本，客居法國，皈依宗教。

臨終的時日，畫傢田淵安一特意從巴黎趕到醫院，開口問瞭他那個在內心盤桓已久的問題：為什麼要畫戰爭畫？

畫傢並未正麵迴答“為什麼”，嗣治斷斷續續地說：“戰爭確實是相當悲慘的事。你看一看那些畫就會明白，那裏麵沒畫過一個將校。送死的士兵最可憐，我畫的隻有士兵。”

2010年2月8日，德國巴登符騰堡州的施崴青小城在夜色中已沉寂多時，三十八歲的電颱女主持人剋勞迪婭終在寓所等到心上人的到訪。在他們長達十一年的感情生活裏，有過甜蜜與和美的時刻，也有過爭吵與波摺。這晚的共度時光似乎並不愉快，淩晨時分，男方拂袖而去，女方流淚報警，稱遭到瞭男友的性侵。她述明：“當晚雙方發生爭吵，緣由在於她再次提及對方隱瞞的風流韻事。男方揪住她的頭發，用一把切番茄的廚刀抵住她的頸項命她閉嘴，隨即將她扔在床上實施瞭強奸。”

愛在頃刻間崩塌，訴訟戰爭鏇即到來。

《德國的世紀訴訟》介紹的就是這一案件。風雲變幻、迷霧重重、觀者如潮、議論紛湧……兩年間，圍繞著卡赫曼涉嫌強奸案，德國媒體進行瞭長篇纍牘的追蹤報道，德國各級法院也不得不一再對此發錶意見，範圍不僅涵蓋刑事訴訟領域，而且也拓至人格權保障、司法公開與媒體自由等議題。

行使“第四權力”的媒體對刑事訴訟報道的最低界限何在，成為信息社會下值得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