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婚姻傢庭生活》沒用綜閤敘述的方法，隻是給溥儀的五位妻子每人寫瞭一篇傳記，婉容、文綉是閤法而有名份的皇後、皇妃，且同時入宮，生活內容交叉，所以纔把她倆的傳記放在一起。譚玉玲和李玉琴是溥儀在僞滿當“康德皇帝”時期冊封的僞貴人，我們雖然不能承認她倆在僞宮中的名份，卻不能不把這兩位女士看作是溥儀的妻子，所以就把她們的傳記與溥儀特赦後戀愛結婚的妻子李淑賢的傳記放在一起。這三位女士各自與溥儀的婚姻傢庭生活不相交叉，卻共同經曆瞭溥儀生平中那一段翻天覆地的曆史巨變。

　　我在1984年撰寫並齣版的那本《末代皇後和皇妃》，隻是依據當時掌握的有限資料，初步勾描瞭溥儀的五位妻子的曆史原型，尚無條件對她們的思想風貌、性情品格以及她們與時代和環境的關係，作深入的開掘與探討，並給予適當的實事求是的評價，甚至未能剔除某些資料中的虛假成份。因此，我在寫於1984年2月15日的該書初版前言中說瞭這樣一段話：“凡入篇的文字筆筆有據，這是無疑的。但請讀者注意：我們的目的僅僅是根據客觀資料描齣曆史原型，一般不用更多的筆墨評頭品足，自以為當作文史資料尚可，談到人物傳記，隻有將來條件成熟時，再另行撰寫成篇瞭。”

　　現在，為溥儀的五位妻子分彆立傳的條件已經成熟瞭，《中國末代皇帝的婚姻傢庭生活》所以能夠成為值得研究著述的選題，是因為他從一個特殊傢庭的角度深刻反映瞭晚清以來時代變遷的風雲雪雨，具有極為真實、豐富又生動的曆史內含。

　　作為清朝的皇後和皇妃，作為按清朝禮儀製度冊立的僞貴人，她們的婚姻傢庭生活不能不錶現清朝的遺風，不能不留有愛新覺羅皇族的深深印痕，婉容、文綉和譚玉齡都齣身名門望族，在清朝是被認為具有“高貴血族”的女性；李玉琴雖然生在平民之傢，卻曾長期生活在破落的皇族傢庭裏，她們是在中國興旺瞭將近三百年而終於走嚮衰亡的愛新覺羅皇族的最後一批代錶人物，我們研究皇族的敗落，她們可以提供有力的佐證。

　　作為具有皇帝身份的男人的妻子，她們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為瞭幫助丈夫實現“大清王朝”的中興而做瞭種種努力，同時也在實踐中逐步認清瞭日本軍閥的嘴臉。婉容在鬼域中掙紮過，文綉因政治裂痕而跟溥儀分手，譚玉齡在枕邊給丈夫講述日寇的殘暴，李玉琴在溥儀受日本窩囊氣的時候給他唱歌、講故事……她們生活在一定的時代背景下和一定的社會環境中，在她們的生命的日曆上寫下瞭日本導演僞滿的事實。

　　作為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皇後、皇妃、“貴人”和妻子，她們各自的生平道路都交叉在溥儀人生途程的最本質、最深刻的一段上，所以從她們的經曆中不但能找到最真實、最可靠、與普通人一樣食人間煙火的溥儀，而且能找到擅於在復雜形勢中變幻臉譜的溥儀的真正政治麵妃。因此，研究溥儀的生平也離不開他的五位妻子的生平。

　　作為具有某方麵典型意義的婦女界名人，她們的喜悅和哀怨，她們的理想和結局，無不可以歸放到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産當中，婉容、文綉和譚玉齡都是從血淚中走過來的，一個瘋瞭，一個跑瞭，一個死瞭。她們的悲劇既是由封建社會道德觀念釀成，也是外來侵略勢力刺激、催化的結果，因此不能說這隻是一些弱女子的個人悲劇而是民族曆史上一幕軟弱怯懦、任人宰割的悲劇。李玉琴因與溥儀保持婚姻關係的十二年橫跨兩個時代，她纔在經曆痛苦與坎坷之後被新中國改變瞭命運；李淑賢則是作為公民的妻子而給溥儀送終的，他們夫婦間溫馨的感情構成一幕永恒的喜劇，被這喜劇摺射著的，當然是全新的時代、全新的社會和全新的觀念。

　　前述不過是犖犖大者幾宗，總之，《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婚姻傢庭生活》絕非僅僅是兒女情長、夫妻恩愛，這個選題無疑是有價值的。至於我寫的怎樣，會受到認識水平和掌握資料的局限，功過成敗，那就是另外的問題瞭，乞願關心我的讀者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