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曾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族,其早期历史过去学界研究不多,且因史料阙如,许多问题难以解决。然而,早期党项史(即在西夏政权正式建立前的党项史)对于中国民族史、隋唐五代史及西夏史、宋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1988年本书作者曾经出版了《唐代党项》一书,获得学界好评。十余年过去了,随着西夏史(包括西夏文献)研究的深入,新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不断发现,有必要对《唐代党项》一书进行增补。本书利用新的文物考古资料及西夏学研究成果,增加了五代后至北宋初(1032年)的内容,解决了许多过去早期党项史中的疑难问题,阐发许多个人的新见解,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学术水平较高的著作。
周伟洲,男,1940年2月生,广东开平人。196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考取该校历史系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教授,1965年毕业。后分配至陕西省博物馆工作,1973年调入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从事西北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现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等。出版《吐谷浑史》、《汉赵国史》等著作十余部;发表有关民族史、文物考古和中外关系史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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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需要慢读和反复咀嚼的著作。它不像通史那样提供一个全面的概览,而是像一束强光,精准地聚焦于党项历史中最为幽暗、资料最为匮乏的那个“早期”阶段。作者对待史料的审慎态度令人敬佩。每当涉及到一个存疑的观点或解释,他总是会坦诚地列出不同学者的争议点,并给出自己倾向性的判断,但同时又不把自己的结论奉为圭臬。这种学者的谦逊,使得读者在吸收知识的同时,也能学习到如何进行批判性思考,如何与历史的“空白地带”共处。 特别值得称赞的是,作者在处理涉及民族称谓和身份认同的演变时,展现了极高的敏感度和精确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党项内部不同支系的称谓多有混淆和流变,书中对此进行了严谨的辨析,避免了将后世的认知简单投射到前代的混乱现象。这种对历史名词的“考古式”考证,是理解一个早期民族如何从部落松散联盟走向具有清晰族群意识的关键步骤。这种对细节的执着,恰恰反映了研究早期历史的真正难度和价值所在。
评分如果说有什么让我感到略微挑战的,那就是本书对于专业术语和西夏语地名、人名的频繁使用。虽然作者在初次出现时都会进行简要的解释,但对于非专业读者而言,仍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不过,也正是这种学术上的“不妥协”,保证了研究的深度和前沿性。它清晰地表明,这不是一本面向大众普及的“入门读物”,而是一部面向研究者和深度爱好者的专业精进之作。对于那些希望真正深入了解党项兴衰源头的读者来说,这些“门槛”是必须跨越的。 书中对于党项早期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也给了我全新的启发。它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农耕与畜牧的二元对立,而是深入探讨了党项在河西走廊这一特殊地理位置上,如何发展出独特的商业贸易模式,尤其是在盐、马匹等战略物资上的控制权。这种对经济基础的重视,使得历史的演进逻辑更加坚实可靠,不再仅仅依赖于少数英雄人物的功绩。读完后,我开始理解,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经济活动和资源控制,构成了党项最终崛起和对抗强大邻国的坚实后盾。
评分这本书的行文风格,用“古朴”来形容或许最为贴切。它没有时下流行读物追求的炫目文笔或戏剧性叙事,而是采取了一种近乎冷峻的学术论证方式。作者仿佛是一位沉静的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清理每一块出土的碎片,然后根据碎片之间的关联性,重建彼时的生活场景。在讨论党项民族早期与吐蕃、回鹘等势力的互动时,作者表现出了对边疆史复杂性的深刻理解。他没有将党项简单地视为中原王朝的附庸或对立面,而是将其置于一个广阔的欧亚大陆互动网络之中进行审视。这种“去中心化”的历史观,极大地拓宽了读者的视野,让我们得以从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角度去理解游牧民族在塑造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书中对早期党项宗教信仰的探讨,更是展现了作者深厚的跨学科功底。他引用了大量的图像学和考古发现,试图复原那些在文字记录中极为稀疏的萨满教、原始巫术以及早期佛教传入党项地区的复杂面貌。这种多感官的呈现方式,避免了纯文本研究的枯燥,使得那些看似遥远的仪式和信仰体系,有了一种可触摸的质感。阅读过程中,我时常需要停下来,对照着附录中的图版细细揣摩,想象着在那广袤的草原上,祭祀的篝火如何映照出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不安。
评分阅读此书的整体感受,仿佛是跟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深入一片资料稀疏的古代遗址进行探索。它没有提供一锤定音的终极答案,而是构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论证框架,邀请读者加入到对早期党项历史的持续探讨之中。作者在论述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克制的激情,这种激情并非是为历史人物作传或进行道德评判,而是对还原历史真相的纯粹渴望。他将许多模糊不清的历史节点,通过严密的逻辑链条串联起来,让原本晦涩难懂的早期党项政治活动,变得清晰可辨。 尤其是对党项与周边文化交融的论述,展现了其超越传统汉人中心史观的视野。作者细致比较了党项在吸收外来文化(如佛教、儒学、吐蕃文化)时的选择性与适应性,揭示了他们如何通过“借用”而非“全盘接受”的方式,来巩固自身独特的民族认同。这种积极的文化适应策略,远比许多同时期其他游牧民族更为成功和持久。总而言之,这是一部严谨、深刻且极具启发性的学术专著,对于任何对中国西北史或民族史感兴趣的人来说,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财富。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那种略带陈旧感的纸张质地和朴实的字体,一下子就将我拉回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当我翻开第一页,映入眼帘的是一系列详尽的地图和族系图表,这绝不是那种浮于表面的历史叙述,而是扎根于扎实文献考据的成果。作者在梳理早期党项族群的起源和迁徙脉络时,表现出了极高的学术严谨性。他巧妙地运用了多方位的史料——包括汉文、西夏文(尽管解读不易)以及周边民族的记载,试图构建一个更为立体和多维度的历史图景。 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党项部落联盟内部权力结构演变的细致描摹。在那个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游牧环境中,血缘关系与军事实力是如何相互交织,最终催生出统一政权的?书中并没有简单地套用传统王朝更迭的模式,而是深入剖析了“野人”(即未被汉文化完全影响的部落)与“熟户”(受汉化影响较深的部落)之间微妙的张力与合作。这种对内部动态平衡的捕捉,使得整个早期历史进程的解释不再是线性的进步,而是充满了偶然性、妥协与权力斗争的复杂博弈。读完这部分,我对理解西夏王朝建立之前的那个“混沌”状态,有了远超以往的清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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