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 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生于北京,中国现代学者、教育家、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他提出了办教育的三条原则: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不可分;教育宜延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教育应尽其推进文化改造社会之功。
早年毕业于北京顺天中学堂。1918年起在国立北京大学任哲学教授。五四运动时提倡“生命派哲学”。1921年出版成名作《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1928年为筹办乡治讲习所而接办广州第一中学。这期间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司法部秘书、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委员兼建设委员会主席、广东省政府委员。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开办乡治讲习所建议和试办计划大纲》,获准后在广州为地方警卫队编辑委员会讲《乡村十讲》,开展“乡村建设”活动。1929年在北京主办《村治日刊》。1930年在河南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次年又在山东邹平县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乡村建设》。抗战爆发后,乡村建设运动被迫停业。1938年访 问延安,曾与毛泽东多次交谈。任历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赴香港主持机关报《光明报》。是年底香港沦陷,转赴广西。1945年在重庆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1988年6月在北京病逝。著有《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教育论文集》、《中国文化要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
历史的深处与现代的张力:一部关于中国思想与社会转型的宏大叙事 图书名称:《经纬百年:传统、转型与现代性的三重奏》 图书简介: 《经纬百年:传统、转型与现代性的三重奏》并非一部简单的断代史或思想综述,它是一部深入中国近现代社会肌理,探究其核心矛盾、内在逻辑与精神底色的宏大叙事。本书以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为开端,精微地勾勒出中华文明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所经历的剧烈震荡、痛苦挣扎与艰难抉择。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共计七章,辅以详尽的史料考证与深邃的哲学思辨,旨在揭示中国现代性是如何在传统“经”脉的延续与外来“纬”线(西方文明的冲击)的交织中,艰难地编织而成。 上卷:旧邦新命的内在张力(1840s—1920s) 上卷聚焦于晚清时期,权力结构、思想体系与社会心理的崩塌与重塑过程。 第一章:天朝体系的瓦解与“器物”的叩问 本章从晚清初期内忧外患的交织写起,重点剖析了传统儒家政治哲学在面对西方坚船利炮时的理论困境。清廷的“天朝上国”心态如何阻碍了早期对外部世界的真实认知?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并非简单的农民起义,它实质上是对儒家正统秩序的一次极端的、带有宗教色彩的颠覆尝试。本书通过对湘军、淮军兴起的考察,揭示了地方士绅力量的崛起如何开始侵蚀中央集权的根基,预示着未来政治版图的碎片化趋势。我们详细辨析了洋务运动的局限性:为何“中体西用”的口号最终只能停留在器物层面,而无法触及体制和精神的深层结构?这不仅是技术引进的失败,更是对自身文化主体性定位的迷茫。 第二章:士绅阶层的精神焦虑与“救亡图存”的初啼 本章深入探讨了知识分子群体在丧失传统体制庇护后的身份危机。甲午战争的惨败,如同晴天霹雳,彻底击碎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最后幻想。我们追溯了戊戌变法的思想源头,分析了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如何试图在传统典籍中寻找变法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其失败的必然性。梁启超等人在维新失败后的思想流变成为本章的重点。他们的文字充满了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开始将“救亡”的责任从朝廷转移到国民自身。这种从“治术”到“立国”的思想转向,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开始迈向现代国家建构的初期阶段。 第三章:革命的逻辑与共和的脆弱性 本章集中于辛亥革命前后,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论渊源及其在中国特定语境下的实践困境进行审视。革命党人如何看待“国民性”的改造?“排满”的民族主义口号是如何服务于推翻旧王朝的政治目的?中华民国的建立,是旧体制的终结,但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却异常脆弱。我们通过对袁世凯崛起的分析,揭示了传统权力继承逻辑与现代共和观念的激烈冲突。军阀时代的到来,并非偶然,而是晚清以来权力真空与地方势力自主化的必然结果。本书认为,此时的“共和”更多停留在宪政的符号层面,而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仍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 下卷:现代性的冲突与道路的选择(1920s—1949) 下卷则关注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如何全面拥抱新文化,并在激烈的社会实验中寻求一条符合自身历史经验的现代化道路。 第四章:新文化运动的“祛魅”与理性主义的狂飙 五四运动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本章着重分析了白话文运动对传统文人政治的颠覆意义,以及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狂热追求。然而,这种对西方启蒙思想的全盘引入并非没有代价。我们探讨了“娜拉出走”背后的家庭伦理危机,以及知识分子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如何走向了对传统文化整体性的否定。陈独秀、胡适等人在对“旧道德”的批判中,所体现出的内在矛盾——他们既渴望彻底的个人解放,又不得不面对一个需要强大国家机器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现实。 第五章:主义的竞争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本章聚焦于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潮在中国大地上激烈碰撞的图景。不同主义者如何解读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工人运动和农民问题中找到本土化的解释框架?本书细致对比了不同知识群体对“社会改造”路径的选择:是依赖自上而下的精英领导,还是依赖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通过分析当时的主要知识刊物和论战,我们描摹出知识分子群体在救国与启蒙之间的两难抉择。 第六章:国家建构的铁血意志与乡村的重塑 本章转向国民政府的实践层面。国民党如何试图通过训政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央集权国家?本章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如法币改革)、教育和基础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但更深刻地揭示了其结构性的弱点:官僚资本的膨胀、地方势力的难以整合,以及在抵御外侮(特别是日本侵略)时表现出的资源整合困境。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的凝聚力如何暂时压制了意识形态的冲突,但战后立即爆发的内战,暴露了国家机器在理念和组织上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转型”。 第七章:历史的交汇点:1949与现代性的新起点 本书的终章将视野聚焦于解放战争的终结。它不是简单地宣告一个政权的胜利,而是将其置于百年现代性转型的宏大历史脉络中考察。新的政权是如何吸收、改造并最终超越了前一阶段所有流派的探索与失败?它如何解决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未能解决的“农民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本书认为,1949年的变革,是自晚清以来所有关于“经”与“纬”的张力,在一种新的、更具革命性的力量主导下,达成的阶段性“重组”。这标志着中国告别了“半殖民地”的尴尬地位,进入了一个以集体主义和国家意志为主导的全新现代化阶段。 结语:未竟的现代性 全书最后总结道,中国百年来的努力,是一场围绕“主权、秩序与身份”的深刻搏斗。无论采取何种路径,其核心目标始终是找回一个强大、独立且有尊严的现代国家形态。本书力求以严谨的史学态度和开阔的比较视野,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当代中国思想与社会结构深层逻辑的钥匙。 本书特色: 本书的价值在于其跨越了传统史学中常见的“清末”与“民国”的割裂,将整个时段视为一个连续的、充满内在驱动力的“变局”。它拒绝简单的二元对立叙事,强调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点上,传统思维的惯性与现代思想的冲击是如何相互缠绕、彼此塑造的。通过对思想家、政治精英乃至社会群体的复杂心态描摹,本书试图呈现一个有血有肉、充满争议和活力的中国转型期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