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比较法学并无专门研究。本文是如鲁迅所说的“门外文谈”。也许站在门外，视野能宽广一点。
我认为，在我国，比较法学的研究处于新的阶段，面临新的局面，提出了新的课题，需要有新的思维。
所谓新阶段，就国内言，改革开放的实践已有25年。我国正在实行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由人治到法治的过渡。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意识到要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由以党治国到依法治国的转变。我们已由过去的无法无天，到逐步恢复法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正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相应地，法制观念、法学研究也起了较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在所谓“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的法律、法令”的司法改革指示误导下，①讲授或宣扬欧美国家的法律思想被当作禁区和“西化阳谋”，甚至在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大学讲坛上仍然一度只许“批判地”讲西方法制和法律思想史。可以说长期以来我国无真正的比较法学研究可言。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大量的西方法学名著被翻译出版；立法中运用了比较法学的成果，外国法律受到尊重、借鉴乃至有某些规范的移植；法学论文(特别是博士论文)也以大量引证西方法学家的思想观点为时髦和博学。比较法学研究会也是到这个时期应运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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