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生于法国诺曼底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童年在诺曼底乡村度过，青少年时期在鲁昂中学就读，1869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后，莫泊桑应征入伍。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巴黎，先后就职于海军部和教育部，业余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并得益于文学大师福楼拜的教诲。经过苦心锤炼，莫泊桑的文学创作技巧日趋成熟。1880年，莫泊桑因《羊脂球》而一举成名，此后，他辞去公职，笔耕不辍。但私生活上的随意导致了他身体上的疾病，加上精神疾病的困扰，最终使他病魔缠身。莫泊桑曾于1892年自杀未遂，翌年在巴黎去世。莫泊桑的创作生涯虽然短暂，然而作品颇丰。在短短的十余年间，他共完成了三百多篇短篇小说，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此外他还创作了《一生》、《俊友》等6部长篇小说。莫泊桑的写作素材来源于生活，他对日常生活和周围事物的观察和体验细致而独特。莫泊桑的小说题材丰富，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法国社会生活画卷，既有乡村故事，也有市井生活。在他的作品里，贵族、官僚、商贾、公务员、工人、农民，甚至流浪汉、乞丐、娼妓等各种人物形象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跟随着作家或嘲讽或同情、或冷峻或热忱、或诙谐或凝重的笔触，我们不仅可以欣尝人生百态、认识世间万象，更会产生深刻的思考。莫泊桑的语言风格简洁而优美，生动而形象，清晰而犀利。

莫泊桑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短篇小说大师,他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成就往往因此而被湮没。其实,他在长篇小说创作上颇有建树:他继承了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心理描写上又开拓出新路。《漂亮朋友》就是前者的一部代表性作品。莫泊桑从事长篇创作是在写作短篇小说之后,其时他并不满足于短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随着他声誉鹊起,他经常涉足上流社会,开阔了眼界,便想到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去反映社会现实。如果说,他的第一部长篇《一生》仍然局限在个人生活这个较狭窄的范围内,那么,他在一八八五年发表的第二部长篇《漂亮朋友》就把目光投向新闻界和政界,具有丰富得多的内容,堪称一部揭露深刻、讽刺犀利的社会小说。

首先,《漂亮朋友》暴露了当时新闻界的黑幕。报纸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各个阶级和党派斗争的工具和喉舌。巴尔扎克在半个世纪以前写出的《幻灭》,已经揭露过报纸在制造社会舆论上的巨大作用。莫泊桑的揭露大大发展了一步。在《漂亮朋友》中,报纸是操纵在财阀和政客手中的工具,《法兰西生活报》的后台老板是一批众议员,被称为“瓦尔特帮”。瓦尔特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南方犹太富商,身为众议院议员,他在议院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他是金融家,善于利用政治进行投机。他深谙报纸的作用,创办了《法兰西生活报》。用他的话来说,他的报纸是半官方性质的。他巧妙地让这份报纸容纳各种思想,让包括天主教的、自由主义的、共和派的、奥尔良派的思想同时并存。并非他没有任何政治主张,他只是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真正目的。他创办这份报纸,是为了支持他的投机事业和他的各种企业。由于他手段高明,消息灵通,使《法兰西生活报》身价大增,巴黎和外省的所有报纸都对它刮目相看,从它那里寻找消息,引用它的文章,它最后成了内阁的喉舌。小说生动地描写了瓦尔特帮如何利用这份报纸操纵政局:为了让他们当中的重要成员拉罗舍—马蒂厄上台,瓦尔特利用报纸制造舆论,实现了倒阁阴谋,拉罗舍—马蒂厄终于当上了外交部长。这个人物是典型的政客,他既没有胆略,也没有真才实学,表面拥护共和,其实是个自由主义分子,从来不择手段,这种人如同兽粪上生长出来的毒菌。实际上,他只是瓦尔特帮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代表而已,一旦他的生活丑闻暴露以后,瓦尔特便不留情面地一脚把他踢开。由财阀操纵报纸,在政界和投机事业上大显身手,这就是《漂亮朋友》所揭示的第三共和国的报界黑幕。拉法格对莫泊桑“敢于揭开帷幕的一角,暴露巴黎资产阶级报界的贪污和无耻”,表示极大的赞赏。

《漂亮朋友》的尖锐揭露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应,有人攻击莫泊桑在影射某份报纸及其主编。莫泊桑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指出报纸的势力伸展到四面八方,“在那里可以找到一切,也可以利用它无所不为”。他并不讳言《法兰西生活报》由一帮政治投机者和掠夺金钱的人所把持,“不幸的是现实生活中就有几份这样的报纸”。莫泊桑同好几份报纸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否影射这几份报纸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他对报纸的种种黑幕是了如指掌的,好在他描写的人物是一种典型的概括,同真人真事有很大距离,因而没有引起进一步的麻烦。

小说的揭露内容之二是针对当时法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从一八八○年至一八八五年,法国公众对殖民地问题十分关注,因为在一八八一、一八八二和一八八三年,法国政府在非洲和亚洲地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尤其是于勒·费里对突尼斯的干预最引人注目。费里借口克卢米尔部族在阿尔及利亚东部边境骚扰,而突尼斯政府却给他们提供了栖身处所,于是蓄意挑衅,采取军事行动。紧接着在一八八一年四月一日,他向众议院提出阿尔及利亚的边境问题,要求“惩罚不顺从的居民”,终于迫使突尼斯的贝伊签订了巴尔多条约,将突尼斯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在这些政治和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尖锐的经济问题在起作用。突尼斯的经济情况一直不佳,无法清偿法国的债务。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四年间,两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斡旋活动。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贝伊以法令形式批准了利息为四厘的一亿四千二百五十五万法郎的新借贷。在这期间,巴黎交易所的行情出现极大波动,由此引发的财政投机异常活跃。这些投机活动与政客、政府成员、参议员或众议员密切相关。例如于勒·费里的兄弟沙尔·费里在法国的埃及银行中拥有股份,而这家银行在突尼斯开设了分号,参与创立了突尼斯的土地信贷,大发横财。又如参议员古安,在西格弗里德银行的支持下制造火车头,参加建设突尼斯的博纳—盖尔玛铁路。

莫泊桑对当时的政局十分关注,他在《高卢人报》和《吉尔·布拉斯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揭露远征突尼斯的计划、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的敲诈勒索、政治家的贪婪等等,他指出当局打着爱国的旗号进行殖民扩张政策,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诚然,莫泊桑并没有简单地把现实问题搬进小说中。他以摩洛哥来代替突尼斯,但是读者却非常清楚他写的是何处的局势。莫泊桑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法国政府对突尼斯内政的干预,以致将突尼斯变为保护国的行动当作背景来写,而突出这一军事行动跟公债行情涨落所造成的结果。小说描写瓦尔特在报上散布政府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的烟幕,大量收购公债,一夜之间赚了三四千万法郎;另外他还在铜矿、铁矿和土地交易中捞到了大约一千万。“几天之内,他就成了世界主宰之一,万能的金融寡头之一,比国王的力量还要大。”莫泊桑的描写揭示了资产者利用政治局势大发横财的现象,揭露之深刻是空前的。司汤达虽然认识到“银行家处于国家的中心,资产阶级取代了贵族在圣日耳曼区的位置,银行家就是资产阶级的贵族”,但他在《吕西安·勒万》中只写到银行家与政治的一般关系,还没有像莫泊桑那样生动而具体地描写金融家利用政治局势激增财产。巴尔扎克在《戈布赛克》、《纽沁根银行》中写过金融家对政局的操纵,但也只是泛泛提及,缺少深入具体的描写。由此看来,《漂亮朋友》有关这方面的描绘,无疑反映了重大的社会现象,是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大发展。

历来的批评家都认为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在思想内容上还缺乏深刻性,他的其余五部长篇也有这个缺陷。可是,《漂亮朋友》就其涉及的内容之广,就其揭露政治和金融之间关系的内幕之深,就其对报纸作为党派斗争工具(以及记者如何炮制新闻、利用报道做广告、能自由进出剧院和游乐场所等)抨击之烈而言,明显地突破了莫泊桑不触及重大政治问题和重要社会现象的一贯写法。在思想内容上,《漂亮朋友》完全可以跟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作品相媲美。评论家认为“《漂亮朋友》产生在标志着第三共和国历史特点的投机活动第一个重要时期最辉煌的时刻,堪称是这一时期重大事件所孕育的杰作”。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正因为这部小说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所以恩格斯表示要向莫泊桑“脱帽致敬”。

小说揭露内容之三在于塑造了一个现代冒险家的典型。这个冒险家不是在东方的殖民地进行投机活动的人物,而是不择手段爬上去,在短时期内飞黄腾达,获得巨额财产和令人注目的社会地位的无耻之徒。用莫泊桑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冒险家的生平,他就像我们每天在巴黎擦肩而过,在现今的各种职业中遇到的那种人”。莫泊桑写出了这种人物是如何产生的: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物的特殊经历和他的性格相结合的产物。杜洛瓦在北非的殖民军里待过,练就了残酷杀人的硬心肠。有一次去抢劫,他和同伴断送了三个乌莱德阿拉纳部族人的性命,抢到了二十只母鸡、两头绵羊和一些金子。他在巴黎回想起这段经历时还露出一丝残忍而得意的微笑。他觉得自己心里保存着在殖民地肆意妄为的士官的全部本能。同时他又是一个机灵鬼、一个能随机应变的人。残忍而邪恶的经验与他狡黠的个性相结合,在巴黎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便滋生出这样的野心家。

杜洛瓦的如愿以偿,在于他抓住了两个机会。第一个机会在报馆。莫泊桑认为,“他利用报纸,就像一个小偷利用一架梯子那样”。如果说,他以自身经历为内容的《非洲服役散记》恰巧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那么待他熟悉了报社业务,便直接参与倒阁阴谋,舞文弄墨,大显神通,成为瓦尔特帮重要的笔杆子,受到了老板的赏识与提拔,当上了“社会新闻栏”的主笔。然而,他在报馆的青云直上还得益于和女人的关系。利用女人发迹是杜洛瓦的第二个、也是最具有特色的手段。他的本钱是有一副漂亮的外表,在女人眼中,他是个“漂亮朋友”。他敏感地发现原政治版主笔、病入膏肓的福雷斯蒂埃的妻子玛德莱娜与政界人物交往频繁,文笔老练,抓住她便可在报馆站稳脚跟,于是他大胆地向她表示,他愿意在她丈夫死后取而代之,他果然如愿以偿,当上了政治版主笔,成为新闻界的知名人物。与此同时,瓦尔特的妻子成了他的情妇,他在瓦尔特身边有了一个人替他说好话。接着,由于倒阁成功,他获得十字勋章,他的姓氏变成了有贵族标记的杜·洛瓦。但当他得知瓦尔特和拉罗舍—马蒂厄发了大财,自己只分得一点残羹以后,顿时勃然大怒,一个计划在他心里酝酿成熟了。他毅然地抛弃了瓦尔特的妻子。随后他侦察到自己妻子的诡秘行动,导演了一场捉奸的闹剧,一下子把拉罗舍—马蒂厄打倒了,又与妻子离了婚。最后,他一步步接近瓦尔特的小女儿苏珊,把她拐跑,威逼瓦尔特夫妇同意他娶苏珊。老奸巨猾的瓦尔特虽然气恼,但头脑是清醒的。他认识到杜洛瓦并非等闲之辈,此人将来一定能当上议员和部长;他感到不如息事宁人,顺从杜洛瓦的意愿。因此不顾妻子的坚决反对,应允了杜洛瓦提出的要求。在杜洛瓦盛大的婚宴上,教士用近乎谄媚的辞句向他祝福:“你们是世间最幸福的人,你们最为富有,也最受尊敬。特别是您,先生,您才华超群,并通过您的道德文章而给芸芸众生以指点和启迪,成为民众的引路人。您身上肩负着伟大的使命,您要给他们做出表率来……”教士的话代表社会、官方对这个流氓恶棍式的冒险家的成功表示赞许,但从中也透露出作者无情的、辛辣的讽刺与抨击!

杜洛瓦的形象不禁令人想起巴尔扎克在《幻灭》中描写的青年野心家吕西安。吕西安是个失败者,因为他缺乏的正是杜洛瓦的无耻和不择手段。同样被美色所迷醉,吕西安却不能自拔,以致被敌人利用,终于身败名裂。而杜洛瓦却能驾驭其上,一旦他的情欲得到满足,即使将情妇抛弃也在所不惜;女人只是他寻欢作乐和向上爬的工具。吕西安将自己对女人的追求公诸于众,而杜洛瓦却在暗地里进行,既大胆又无耻。他同时和几个女人保持通奸关系,更显出他灵魂的卑鄙。当他得知妻子接受了一大笔遗产以后,起先闷闷不乐,随后他厚颜无耻地要分享一半。他对金钱的渴求胃口越来越大,这一点又是吕西安无法比肩的。杜洛瓦看到社会上充斥弱肉强食的现象,上流社会的人物道貌岸然,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外交部长拉罗舍—马蒂厄就是一个代表。他于是也奉行这种强盗与伪君子的哲学。必须凌驾一切,就是他的座右铭。小说结尾,他爬到了社会的上层。杜洛瓦无疑是资产阶级政客的典型,他的寡廉鲜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莫泊桑把法国文学中常见的“戴绿帽子”的题材与描写资产阶级政客的发迹结合起来,以刻画他们的丑恶灵魂,这是别出心裁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