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1833年—1916年)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壬秋、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出生于长沙。

生平

幼资质驽钝但好学，《清史稿》说他“昕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因此成为一代宗师。

咸丰七年丁巳中湖南省补行咸丰二年壬子和咸丰五年乙卯并科举人注1。曾就肃顺聘，甚为后者倚重。其间曾救左宗棠。

太平天国时期入湘军曾国藩幕府，后因意见不合而退出。曾受到四川总督丁宝桢邀请执掌成都尊经书院，后辞退回湖南先后主持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光绪28年（1902年）主办南昌高等学堂，但不久即辞退回湘，在湘绮楼讲学授徒。光绪32年，以其讲学之举而被特授翰林院检讨。民国2年受袁世凯聘入国史馆任馆长，编修国史。兼任参议院参政，复辟声潮中辞归。

其为人狂狷谐谑，轶闻甚多。门生众多，在教育事业上颇有成就，较著名的弟子有杨度、夏寿田、廖平、杨锐、刘光第、齐白石、张晃、杨庄等。

著作

王闿运好治经学，并以致用为目的，尤其擅长公羊学。著作丰富，有《湘绮楼诗集》4册，《湘绮楼文集》4册，《湘绮楼笺启》4册，《八代诗选》10 册，《唐七言诗选》6册，《楚辞注》1册，以及《尚书义》、《尚书大传》、《诗经补笺》、《礼记笺》、《春秋公羊传笺》、《谷梁传笺》、《周易说》、《周官笺》、《论语注》、《尔雅集解》及墨子、庄子、鹖冠子义解等。其经学著作和诗文，后人合刊《湘绮楼全书》，近年岳麓书社有《湘绮楼诗文集》和《湘绮楼日记》刊行。其所著《湘军志》成一家之史，因被曾国荃认为轻诋湘军及曾国藩而遭毁版，后由成都尊经书院学生出资重刻。

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史上的大事件，而湘军正是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到了同光之际，太平天国运动早已被镇压下去，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也相继失败，以农民兄弟的鲜血染红自己官顶的湘军将领也在走向衰亡。他们担心如果不趁一批湘军将领还健在的时候，把湘军的所谓“功劳”“勒成一书，以信今而传后”，就可能造成“传闻失实，功烈不彰”的后果，因而议修湘军志的呼声日渐高涨。光绪元年(1875年)，由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出面，邀请“文翰颇翩翩”且又与湘军将领多有交往的湘潭名士王闿运来主持纂修《湘军志》的工作。

王闿运少负才名，敢为大言，颇有古之狂士品性。在他死后，有人这样评他：“人物总看轻宋唐以下，学成别派，霸才雄笔固无伦。”他的名士习气由此可见一斑。但综观王的一生，却是有才无命，“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光绪三年二月，王正式着手《湘军志》的编纂工作。光绪四年十一月，《湘军志》初稿成。光绪七年闰七月，《湘军志》最后定稿。王作《湘军志》共16篇，即：湖南防守篇、曾军篇、湖北篇、江西篇、曾军后篇、水师篇、浙江篇、江西后篇、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援贵州篇、川陕篇、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等。在草稿初成之后，王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作入川之游，因而定稿之后也就先在成都刻板。光绪七年十月，王携板回湘。没想到，一番风波正等着他。

王闿运毕竟是文人而非史家，因而在接受纂修《湘军志》的任务后，才真正认识到修史之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才学识皆穷，仅纪其迹耳。”但凭他的个性，虽然遇此困难，似乎很难中途歇手，而且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一展示才学的大好机会。事实也恰恰证明，他在接手纂修《湘军志》时，就很想以自己的才学识来完成一家之言，做到既真实，又不循情。这样，我们今天看到的《湘军志》就是一部颇具个性色彩的史学作品，而非循情应景的泛泛之作。虽然他在书中拘于阶级立场，对太平军等农民斗争极力诋毁，对湘军将领曾国藩、胡林翼等的品格、才略大加赞美，但在另一方面，对于清政府的腐败，湘军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的艰难、挫折和战略、战术上的失误等一系列问题，他也直抒胸臆，并不隐瞒；对湘军将领的内部矛盾、曾国荃在攻下南京时纵军劫掠的丑行，他更是秉笔直书，痛快淋漓。当然，他这样修史，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曾国荃等湘军将领请他编《湘军志》的目的是要为湘军将领溢美，而不是露丑。果然，在曾国荃等看到王作《湘军志》后，极为恼怒，同声谴责。相传曾国荃还扬言要杀王闿运以泄心头之恨。

在湘军将领和湘籍绅士的巨大压力下，王闿运深深地感到“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于是不得不退让，于光绪八年将刻板送郭嵩焘销毁，以息众怒。事虽如此，但他始终心有未甘，所以在光绪九年九月重校之后，他又在四川重刻再版。重刻之时，王坦言，“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众人喧哗宜矣。”可见，他一开始就没打算“循情”，因而对于“众人喧哗”是有心理准备的。他的这种态度在光绪二十三年与友人的一封信中也说得非常明确，他称自己作《湘军志》是要步司马迁、陈寿、范晔之后，使《湘军志》与《三国志》、《后汉书》等相媲美。

曾国荃等既对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品评湘军人物语带讥刺、隐功扬恶甚为不满，又无法禁绝《湘军志》在社会上流传，就只好采取别的补救措施来挽回影响。补救措施主要有二：一是曾国荃命其幕僚王定安另起炉灶，重作一部《湘军记》以挽回影响；二是对《湘军志》的疏漏错谬之处进行驳斥。

王定安的《湘军记》始作于光绪十三年，完成于光绪十五年，阅时几三载，足迹遍五省。《湘军记》共分二十篇，包括粤湘战守篇、湖南防御篇、规复湖北篇、援守江西上篇、援守江西下篇、规复安徽篇、绥辑淮甸篇、围攻金陵上篇、围攻金陵下篇、谋苏篇、谋浙篇、援广闽篇、援川篇、平黔篇、平滇篇、平捻篇、平回上篇、平回下篇、勘定西域篇、水陆营制篇等。以体裁论，较《湘军志》要完整。又因为有《湘军志》这个底本，王定安的续作对于《湘军志》的疏漏处自然可以补添完整，因而资料就更为丰富，而叙次也更赡备。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述及近人创作的纪事本末体史著时就说：“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运之《湘军志》等。……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

驳斥《湘军志》的疏漏错谬主要是郭嵩焘兄弟俩。郭氏兄弟在王闿运作《湘军志》前就有纂《楚军纪事本末》的打算，“会文襄虑近于张功，事以中辍”。现在既不满意于《湘军志》，遂萌改作之意，但终究没有完成。他们对《湘军志》中的疏漏错谬处或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地方一一笺出，加以批评订正，以正视听。但当时并未勒成一书出版，直到民国四年(1915年)，其侄孙郭振墉才把这些批识文字辑录成轶，并加笺注，以《湘军志评议》为名出版。此书对于读《湘军志》者来说，还是颇具参考价值的。

《湘军志》付梓后，虽然反对者甚众，但赏之者也不乏人。曾门四子之一的黎庶昌就对《湘军志》深许之。他称赞《湘军志》“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他所选辑的《续古文辞类纂》就辑录了《湘军志》中的曾军篇、曾军后篇、湖北篇、水师篇、营制篇等。王闿运于一片责难声中得一援手，颇有惺惺相惜之感。他在致黎庶昌的信中说：“节下蝉翼轩冕，一意立言，真人豪也。”只是在当时情形下，赏之者毕竟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