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部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5年在香港逝世。

林语堂的苏东坡影像

记得有一种说法：了解某人，看他的自传，不如看他为别人做的传。抱着这种私人兴趣我翻开了林语堂所写的《苏东坡传》。对于苏东坡，我绝不陌生，他的诗词文章早已耳熟于胸，更何况我几次游览过他在海南岛上的贬居之地——儋州东坡书院。苏东坡在公元1097年7月——1110年6月间曾谪居于此，宋绍圣四年（1097年），他被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即儋州）安置。那时他已六十余岁。正可谓“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他在孤岛的流放时间虽然短暂，却给海南留下了中原文化的火种，故受琼岛后人的敬重与爱戴。《琼台纪事录》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写于1945年，1947年由美国John Day出版社出版。《苏东坡传》是林语堂自己最偏爱的一本英文著作，在自序中他写道：“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存心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尽管林语堂声称自己写《苏东坡传》只是“以此为乐而已”，但从此书酝酿到脱稿约十余年而观之，实为呕心沥血之作也。《苏东坡传》全书分为四卷，总共二十八章，并有附录两篇。苏东坡是中国人极为熟悉的宋代诗人，想把一个大家所熟悉的人物写好写活，无疑具有极大的难度。然而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成功了，它不但在海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自从两个中译本问世后，它又为国人所看好。林语堂在序言里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憎恨者，一位瑜珈术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心肠慈悲的法官，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他认为苏东坡比中国其他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正如耶酥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厚敦柔。”这无疑是对于苏东坡的最为精妙的概括。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极令大众倾心仰慕的伟大文人，这不仅是基于他的诗词和文章的优美华丽，更基于他总是以平常心来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主张的正直与耿介，在苦难中寻找乐趣的罕见本领，以及由此形成的明亮的人格魅力。

有论者认为林语堂与苏东坡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才能把这本传记写得那么出色，他传即自传也；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林语堂因为欣赏苏东坡才进而为他作传，正如林语堂所说的那样：“我想我认识苏东坡是因为我了解他，而我了解他又因为我喜欢他。喜欢一位诗人向来是口味的问题”。而人们之所以喜欢《苏东坡传》，是因为它描述了一位中国古代大文人崇尚性灵的经历和故事。从接受理论的视角来看，林语堂为苏东坡作传的过程就是还原传主的形象、情感体验和思想倾向的过程，而由于传记作者的“口味” 的介入，这一还原过程虽然含有来自传主的客体内容，但却染上了接受者的主观情感。这种主观情感较为突出地表现在传记的文献取向方面。在传记中，文献取向主要表现为两个层次即背景层和本事层文献的缺项。而蕴含在这文献取向之后的，正是林语堂当日的期待视野。苏东坡因新旧党争而表现出的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与林语堂从积极参与到回避党派政治的变化过程是相似的。苏东坡在其忧患生涯中显示出来的"镇定、智慧、成熟"的个性魅力，也正是林语堂所极力欣赏和称道的。他说："大体说来，我们得到一个印象，他（指苏东坡）一生嬉游歌唱，自得其乐；悲哀和不幸降临，他总是微笑接受。拙作要描写的就是这种风情，他成为许多中国文人最喜爱的作家，原因也在此。""悲哀和不幸降临，他总是微笑接受"，就是林语堂所谓"用微笑面对感伤的景象"的意思。

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对北宋新旧党争的大背景作了极为详细的论述，在论述宰相王安石何以如此偏激何以如此固执之原因时写道：“中国朝廷向来没有完整的政党政治，严格划分当权派和反对派的权利与责任。没有计票、举手、是非或任何确定多数意见的办法。中国人开会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这无疑是一种具有近代意义的政党政治学的视野。而执政党和反对派责权的不明确，台谏官议论的偏重，都是古代中国缺乏完整的政党政治的表现，而这也正是王安石之所以偏激和固执的原因所在。唯其如此，“政治游戏便成为个人之间的斗争，比西方更剧烈。”这种论调无疑与中国传统文人议论之文相异，应该说，是近代以来西方政党政治的视野帮助了林语堂，使他对北宋新旧党争的起因能够作出上述的分析和判断。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苏东坡传》让我们有耳目一新之感。

应该说《苏东坡传》一书照顾了史料的真实性，但由于林语堂对传主的个人性喜好而把传记写成了“一个心灵的故事”，事实上《苏东坡传》所写的苏东坡生平事略只是一个伟大心灵偶尔留下的足迹。这是是林语堂自己眼中的苏东坡，而不是历史上的苏东坡。然而可能正是这种原因，才使得这本传记更加好看而耐读，无它，惟个人色彩浓耳。苏东坡保留了中国人的乐观旷达的一面，而这一面又被林语堂所刻意放大，譬如他写道：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所以，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当然这样的描写也有史料上的证实，就是被放逐至蛮荒之地，苏东坡依然不失去人生的快乐，他写信给朋友说：“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煎。”在《记养黄中》一文里更云：“吾终日默坐，以守黄中，非谪居海外，安得此庆耶？”后人亦如此评价：“东坡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衰惫之气”“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为乐，时从其父老游，亦无间也。”

读《苏东坡传》我总有一种想法，与其说这是一本苏东坡传记，不如说是一本林语堂传记。自然林语堂没有苏东坡那种写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以及“承天寺夜游”等绝妙好文的惊世才华，但林语堂渊博的学识、旷达乐观的处世态度与提倡性灵幽默的艺术追求却与苏东坡有所仿佛，这也证实了那句名言：他传即自传也。我曾经想在儋州的东坡书院里寻找苏东坡的真实身影，当时感慨“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月夜漫步者”、“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这样的东坡先生又何处可觅呢？现在我可以说“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月夜漫步者”、“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这样的东坡先生就在林语堂这本传记里面，借着微黄的纸页重返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