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新浪读书

蒋韵没有显赫的文学声誉。她写作着，但是读者却甚少，缺乏批评家出版家的关注。

本报驻京记者 夏榆

蒋韵18岁的时候做过烧砖坊的女工。

那些经过淬火的红砖被她从炙热的砖窑里取出来，整齐地码在一起。码好的砖垛有时候在蒋韵的视野中一望无际，就像堆积在她面前的困苦的生活。

阳光强烈的时候会加剧她的困苦。炎热、饥饿、蚊虫的叮咬以及父母落难的讯息。这些都使蒋韵切肤的体验着生活中的“伤痕”。

那个时候蒋韵除了码砖还码字。她躲在烧砖坊的工棚里，躲开他人的视线，在昏暗的灯光下把自己头脑中和内心里闪动的念头写在纸上。

那是中国新时期“伤痕”文学浪潮开始涌动的时候。

要说被写作潮流冲刷，“伤痕”文学的潮流可能是惟一的一次。此后蒋韵的写作一直在潮流之外，她写出了长篇小说《红殇》、《栎树的囚徒》、《闪烁在你的枝头》、《我的内陆》，中短篇小说集《失传的游戏》、《现场逃逸》、《北方丽人》、《上世纪的爱情》。

“我是一个无法被归类的人，如果有所谓的文坛，那我就是文坛的孤魂。”蒋韵说。

蒋韵毫不讳言她对苏珊·桑塔格的热爱。

同为女性作家，蒋韵和她心仪的作家是如此的不同。作为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作家、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思想犀利、强悍，她不断发出的批评之声被广泛瞩目。

而蒋韵却纤弱、敏感，充满紧张感，她在城市中走动的时候，她的身影是快速而飘动的，如她在《传说中》写过的那些远古的亡魂。

蒋韵没有显赫的文学声誉。她写作着，但是读者却甚少，缺乏批评家出版家的关注。

但是这些都没有妨碍蒋韵把苏珊·桑塔格看成是自己的榜样。

作家叶兆言在评价中国的女性作家时说：王安忆是首选的好作家，这毫无疑问，不过再说就有赶时髦和图省事的嫌疑。我突然想到了蒋韵，因为我觉得对她似乎重视不够。

2004年11月29日，亚洲第一个“国际作家工作坊”在位于香江的浸会大学揭幕。

蒋韵作为受到邀请的华文作家出席“国际作家工作坊”的揭幕仪式。

11月27日校方在浸会大学善衡校园邵逸夫大楼9楼安排了专题讨论：“时间”。蒋韵说：现在，我想起“时间”这个词，可以用海子的一句诗来作注解。

那是非常朴素和虔敬的一句诗：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

作家的热忱和激情

记者：我看到在“国际作家工作坊”你有一个中文演讲：“当代社会现象与人文关怀”，还有“颜色与文化身份”，你怎么看作家的道义感？

蒋韵：我想说我在爱荷华大学国际笔会的一个经历。2002年爱荷华国际笔会有33个国家的作家和诗人，包括美国作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包括写《推销员之死》的阿瑟·米勒，还有加勒比的诗人，还有来自越南、老挝、柬埔寨、菲律宾这些过去不在我们视线之内的国家的作家。我感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责任感。

2002年，美国还没开始打伊拉克。我们每周都会有两到三次的文学讨论，几乎我们所有的讨论，都会转向一个问题，要不要战争。我们需要借助翻译才能听懂他们的讨论，而那些作家几乎都是在用英语讨论。本来是一个文学话题，本来在讨论拉什迪的小说，讨论作家写作的自由和不自由，但最后都会落到要不要战争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上边。反对的声音非常强烈，作家们甚至集体签名发表声明，以国际作家笔会的名义致信布什反对出兵伊拉克。虽然他们到最后也没能阻止战争的爆发，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对国际政治事务的热忱和关注令我惊讶。我感到这样的热忱和激情在中国作家身上已经很罕见了。这个事实让我很震惊。

记者：巴以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公布了“巴勒斯坦和平呼吁书”，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500个作家，包括以色列作家签了名。在这些事物出现的时候，中国作家的声音是缺席的，可能他们会认为那些事物遥远而陌生。

蒋韵：使某一作家变得有价值或令人赞赏的那些品质，都可以在该作家独一无二的声音中找到。现在我们听不到这样的声音。有没有影响力是一个问题。是否表达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看过斯特里普演的电影《苏菲的选择》。影片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我看了你的小说特别感动，因为你让美国发出了声音。我当时看了这个镜头非常感动。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作家大都处于一个失语的状态。现在发出的声音是你怎么浅薄怎么轻浮怎么下流都没有问题，但是只要你现在试图让自己变得尊严起来，马上就会引来非议。

记者：现在作家越来越像一个手工业者。你怎么看自己，你是一个有道义感的作家吗？

蒋韵：我们已经不习惯对公共事务表达自己的意见了。当时作家们签名给布什写信的时候我就没签名，中国作家都没签名。我们已经没有这个习惯。好像我是个中国作家，掺和不了美国的事情。这是一个下意识的习惯的动作。我也一样。我经常为我的怯懦寻找理由。

寻找受伤的汉语

记者：受到邀请参加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的都是什么样的作家？

蒋韵：来自台湾的骆以军是小说家，曾获联合文学巡回文艺营创作奖小说奖首奖、九歌小说奖等很多奖项。

来自马来西亚的黎紫书是小说家、散文家，从事新闻工作长达10年。

在“国际作家工作坊”还有来自非洲加纳的小说家，是备受评论界赞赏的《超越视野》的作者。

记者：你受到国际作家工作坊邀请，但你好像一直不在文学的潮流之中，你勤奋写作，并没有显赫的文学声誉。

蒋韵：具有广泛声誉的作家未必不是好作家。但是好作家也未必具有广泛声誉。这是一个事实。我不认为我不是一个好作家，一个好作家和一个名声很大的作家是两个概念。一个好作家他热爱自己的事业，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另外就是有专业的责任心。我确实不在潮流之中。所以我就不在评论家的视野中，我甚至不在出版家的视野中。

记者：你是有意不在潮流中吗？

蒋韵：还不是。我没有那么先知先觉。就是我自己关注的事情、我感兴趣的事情和一个时代的中心有距离。

记者：我看到你的小说，你生活在当下，你的文学是不断回到往事，不断回到过去。回到非常遥远的地方。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在现在这样一个时态之下，让自己不断回到过去，过去的事情比现在更打动你吗？

蒋韵：我也说不上来。我在写作状态下，肯定会寻找最能表现我自己状态的东西，很自然的我就会回到过去。你这样说对我是一种提醒。现在这种状态对我还是比较弱一些，在1990年代，我刚刚人到中年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是这个时代之外的人。

记者：你的写作跟外部世界没有关系吗？

蒋韵：跟我有关，但也并不是跟外部世界无关。只不过我关注的不是最热闹的那种。不是说大家都聚集的那个地方，聚光灯打到的那个地方。实际上在聚光灯之外，在更苍茫的地方还有更多的东西。

我是一个不能被归纳的人。新写实、新历史主义，还是什么，都不能归纳。有的时候也是有很寂寞的感觉。谁不愿意被大家注目啊。有时候我也要安慰自己一下。我就写文章说《我是我自己的旗帜》，自己树起一杆猎猎旌旗，旗帜下站着一个我。

记者：现在年轻的写作者一代又一代崛起，他们扛着“个人化”写作的大旗，成为风行的标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你的写作有压力吗？

蒋韵：在我看来，很多所谓的个人化其实都是类型化。不管是1970年代，还是更加年轻的1980年代，在他们的写作中，不仅价值观念相同，感受生活的方式相同，故事大同小异，甚至包括对于男人、对于性的感受也都是大同小异。性爱本来是最千差万别最微妙的一种感觉，但是出现在年轻作家的笔下都惊人的相似。包括小说中的场景、一个故事的开头和结束。

我以前说过，在世界文学史上，中国文学最独特的贡献是什么？中国文学在人类的精神史和情感史上的不可取代性是什么？我想，不是关于“爱情”的表达，不是对于“苦难”的表达，表达苦难我以为全人类没有能超越俄罗斯文学的，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表达爱情则没有能超越法国文学的，比如雨果那样。那么，我们呢？我们几千年的文学传统中最具独特性的表达是什么？我以为是，乡愁，和巨大的生命悲情。

我喜欢君特·格拉斯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他说：“我要用受伤的德语来记述民族的灾难和历史，记录故乡、民族的痛苦和创伤。”我觉得对于君特·格拉斯来说：受伤的德语才能够真正地体现出一个作家的个人化。他的《铁皮鼓》就是一个个人化的叙述。我们从他的语言里看到的是他个人的印迹。受伤的德语———这是我要的个人化。我会找到我自己所看到的受伤的汉语写我自己遥想中的中国故事。这是我写作的起点，也是终结。

我和妹妹手提简单的行李站在张兰车站。张兰是一个小站，火车在这里只停两分钟。这站名挺奇怪，像一个女孩儿的名字，有一种温柔的小家碧玉的气息。火车开走了，站台上很安静。一个陌生的小站，它给人的感觉很……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