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新浪讀書

蔣韻沒有顯赫的文學聲譽。她寫作著，但是讀者卻甚少，缺乏批評傢齣版傢的關注。

本報駐京記者 夏榆

蔣韻18歲的時候做過燒磚坊的女工。

那些經過淬火的紅磚被她從炙熱的磚窯裏取齣來，整齊地碼在一起。碼好的磚垛有時候在蔣韻的視野中一望無際，就像堆積在她麵前的睏苦的生活。

陽光強烈的時候會加劇她的睏苦。炎熱、飢餓、蚊蟲的叮咬以及父母落難的訊息。這些都使蔣韻切膚的體驗著生活中的“傷痕”。

那個時候蔣韻除瞭碼磚還碼字。她躲在燒磚坊的工棚裏，躲開他人的視綫，在昏暗的燈光下把自己頭腦中和內心裏閃動的念頭寫在紙上。

那是中國新時期“傷痕”文學浪潮開始湧動的時候。

要說被寫作潮流衝刷，“傷痕”文學的潮流可能是惟一的一次。此後蔣韻的寫作一直在潮流之外，她寫齣瞭長篇小說《紅殤》、《櫟樹的囚徒》、《閃爍在你的枝頭》、《我的內陸》，中短篇小說集《失傳的遊戲》、《現場逃逸》、《北方麗人》、《上世紀的愛情》。

“我是一個無法被歸類的人，如果有所謂的文壇，那我就是文壇的孤魂。”蔣韻說。

蔣韻毫不諱言她對蘇珊·桑塔格的熱愛。

同為女性作傢，蔣韻和她心儀的作傢是如此的不同。作為美國當代最負盛名的作傢、批評傢，蘇珊·桑塔格思想犀利、強悍，她不斷發齣的批評之聲被廣泛矚目。

而蔣韻卻縴弱、敏感，充滿緊張感，她在城市中走動的時候，她的身影是快速而飄動的，如她在《傳說中》寫過的那些遠古的亡魂。

蔣韻沒有顯赫的文學聲譽。她寫作著，但是讀者卻甚少，缺乏批評傢齣版傢的關注。

但是這些都沒有妨礙蔣韻把蘇珊·桑塔格看成是自己的榜樣。

作傢葉兆言在評價中國的女性作傢時說：王安憶是首選的好作傢，這毫無疑問，不過再說就有趕時髦和圖省事的嫌疑。我突然想到瞭蔣韻，因為我覺得對她似乎重視不夠。

2004年11月29日，亞洲第一個“國際作傢工作坊”在位於香江的浸會大學揭幕。

蔣韻作為受到邀請的華文作傢齣席“國際作傢工作坊”的揭幕儀式。

11月27日校方在浸會大學善衡校園邵逸夫大樓9樓安排瞭專題討論：“時間”。蔣韻說：現在，我想起“時間”這個詞，可以用海子的一句詩來作注解。

那是非常樸素和虔敬的一句詩：萬裏無雲如同我永恒的悲傷。

作傢的熱忱和激情

記者：我看到在“國際作傢工作坊”你有一個中文演講：“當代社會現象與人文關懷”，還有“顔色與文化身份”，你怎麼看作傢的道義感？

蔣韻：我想說我在愛荷華大學國際筆會的一個經曆。2002年愛荷華國際筆會有33個國傢的作傢和詩人，包括美國作傢，包括諾貝爾文學奬獲得者，包括寫《推銷員之死》的阿瑟·米勒，還有加勒比的詩人，還有來自越南、老撾、柬埔寨、菲律賓這些過去不在我們視綫之內的國傢的作傢。我感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東西———責任感。

2002年，美國還沒開始打伊拉剋。我們每周都會有兩到三次的文學討論，幾乎我們所有的討論，都會轉嚮一個問題，要不要戰爭。我們需要藉助翻譯纔能聽懂他們的討論，而那些作傢幾乎都是在用英語討論。本來是一個文學話題，本來在討論拉什迪的小說，討論作傢寫作的自由和不自由，但最後都會落到要不要戰爭這樣一個基本的問題上邊。反對的聲音非常強烈，作傢們甚至集體簽名發錶聲明，以國際作傢筆會的名義緻信布什反對齣兵伊拉剋。雖然他們到最後也沒能阻止戰爭的爆發，但是他們錶現齣來的對國際政治事務的熱忱和關注令我驚訝。我感到這樣的熱忱和激情在中國作傢身上已經很罕見瞭。這個事實讓我很震驚。

記者：巴以衝突最激烈的時候，國際作傢議會代錶團公布瞭“巴勒斯坦和平呼籲書”，有來自30多個國傢的500個作傢，包括以色列作傢簽瞭名。在這些事物齣現的時候，中國作傢的聲音是缺席的，可能他們會認為那些事物遙遠而陌生。

蔣韻：使某一作傢變得有價值或令人贊賞的那些品質，都可以在該作傢獨一無二的聲音中找到。現在我們聽不到這樣的聲音。有沒有影響力是一個問題。是否錶達是更重要的一個問題。

我看過斯特裏普演的電影《蘇菲的選擇》。影片中有這樣一句颱詞：我看瞭你的小說特彆感動，因為你讓美國發齣瞭聲音。我當時看瞭這個鏡頭非常感動。

實際上我們現在的作傢大都處於一個失語的狀態。現在發齣的聲音是你怎麼淺薄怎麼輕浮怎麼下流都沒有問題，但是隻要你現在試圖讓自己變得尊嚴起來，馬上就會引來非議。

記者：現在作傢越來越像一個手工業者。你怎麼看自己，你是一個有道義感的作傢嗎？

蔣韻：我們已經不習慣對公共事務錶達自己的意見瞭。當時作傢們簽名給布什寫信的時候我就沒簽名，中國作傢都沒簽名。我們已經沒有這個習慣。好像我是個中國作傢，摻和不瞭美國的事情。這是一個下意識的習慣的動作。我也一樣。我經常為我的怯懦尋找理由。

尋找受傷的漢語

記者：受到邀請參加浸會大學“國際作傢工作坊”的都是什麼樣的作傢？

蔣韻：來自颱灣的駱以軍是小說傢，曾獲聯閤文學巡迴文藝營創作奬小說奬首奬、九歌小說奬等很多奬項。

來自馬來西亞的黎紫書是小說傢、散文傢，從事新聞工作長達10年。

在“國際作傢工作坊”還有來自非洲加納的小說傢，是備受評論界贊賞的《超越視野》的作者。

記者：你受到國際作傢工作坊邀請，但你好像一直不在文學的潮流之中，你勤奮寫作，並沒有顯赫的文學聲譽。

蔣韻：具有廣泛聲譽的作傢未必不是好作傢。但是好作傢也未必具有廣泛聲譽。這是一個事實。我不認為我不是一個好作傢，一個好作傢和一個名聲很大的作傢是兩個概念。一個好作傢他熱愛自己的事業，有創造力和想象力。另外就是有專業的責任心。我確實不在潮流之中。所以我就不在評論傢的視野中，我甚至不在齣版傢的視野中。

記者：你是有意不在潮流中嗎？

蔣韻：還不是。我沒有那麼先知先覺。就是我自己關注的事情、我感興趣的事情和一個時代的中心有距離。

記者：我看到你的小說，你生活在當下，你的文學是不斷迴到往事，不斷迴到過去。迴到非常遙遠的地方。我很好奇，你為什麼在現在這樣一個時態之下，讓自己不斷迴到過去，過去的事情比現在更打動你嗎？

蔣韻：我也說不上來。我在寫作狀態下，肯定會尋找最能錶現我自己狀態的東西，很自然的我就會迴到過去。你這樣說對我是一種提醒。現在這種狀態對我還是比較弱一些，在1990年代，我剛剛人到中年的時候，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感覺，就是我覺得我是這個時代之外的人。

記者：你的寫作跟外部世界沒有關係嗎？

蔣韻：跟我有關，但也並不是跟外部世界無關。隻不過我關注的不是最熱鬧的那種。不是說大傢都聚集的那個地方，聚光燈打到的那個地方。實際上在聚光燈之外，在更蒼茫的地方還有更多的東西。

我是一個不能被歸納的人。新寫實、新曆史主義，還是什麼，都不能歸納。有的時候也是有很寂寞的感覺。誰不願意被大傢注目啊。有時候我也要安慰自己一下。我就寫文章說《我是我自己的旗幟》，自己樹起一杆獵獵旌旗，旗幟下站著一個我。

記者：現在年輕的寫作者一代又一代崛起，他們扛著“個人化”寫作的大旗，成為風行的標簽，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你的寫作有壓力嗎？

蔣韻：在我看來，很多所謂的個人化其實都是類型化。不管是1970年代，還是更加年輕的1980年代，在他們的寫作中，不僅價值觀念相同，感受生活的方式相同，故事大同小異，甚至包括對於男人、對於性的感受也都是大同小異。性愛本來是最韆差萬彆最微妙的一種感覺，但是齣現在年輕作傢的筆下都驚人的相似。包括小說中的場景、一個故事的開頭和結束。

我以前說過，在世界文學史上，中國文學最獨特的貢獻是什麼？中國文學在人類的精神史和情感史上的不可取代性是什麼？我想，不是關於“愛情”的錶達，不是對於“苦難”的錶達，錶達苦難我以為全人類沒有能超越俄羅斯文學的，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錶達愛情則沒有能超越法國文學的，比如雨果那樣。那麼，我們呢？我們幾韆年的文學傳統中最具獨特性的錶達是什麼？我以為是，鄉愁，和巨大的生命悲情。

我喜歡君特·格拉斯在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說過的一段話。他說：“我要用受傷的德語來記述民族的災難和曆史，記錄故鄉、民族的痛苦和創傷。”我覺得對於君特·格拉斯來說：受傷的德語纔能夠真正地體現齣一個作傢的個人化。他的《鐵皮鼓》就是一個個人化的敘述。我們從他的語言裏看到的是他個人的印跡。受傷的德語———這是我要的個人化。我會找到我自己所看到的受傷的漢語寫我自己遙想中的中國故事。這是我寫作的起點，也是終結。

我和妹妹手提簡單的行李站在張蘭車站。張蘭是一個小站，火車在這裏隻停兩分鍾。這站名挺奇怪，像一個女孩兒的名字，有一種溫柔的小傢碧玉的氣息。火車開走瞭，站颱上很安靜。一個陌生的小站，它給人的感覺很……荒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