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异凡，浙江江山人，生于1935年。1952年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1954—1959年就学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著有《天鹅之歌——关于列宁后期思想的对话》、《不惑集》、《史海探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的校订者。《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的编译者，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副主编。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等多种著作的译者，在国内外发表大量论文和译文。目前主持9卷本《苏联史》的编著工作。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

书中内容多为对前苏联教条主义模式种种公式、定律、法则的反思，对苏联历史、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新认识，很有启发性，可供我国史学工作者及其爱好者参考，它对我国正在大规模开展的改革开放事业也有促进作用。

本书是郑异凡先生多年来潜心研究苏联历史的心得，大部分文章曾在《人民日报》和《世界历史》杂志上发表过，并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本书解开了苏联历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疑案，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作了说明。粉碎四人帮之后，有大量理论是非有待正本清源。因此在研究的选题上自然首先把诸如"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无产阶级文化派"一类的问题放在了首位，这既是个人重新学习的需要，也是史学界、理论界拨乱反正的需要。斯大林模式是对我国影响最大的一种模式，但要对它的是是非非作出评价，孤立地就斯大林论斯大林是远远不够的。要弄清斯大林问题必须把他放在他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之中，把他的所作所为同他的同时代人进行比较，看看是比他们进步了还是后退了，这样就需要研究列宁，特别是列宁后期思想，需要研究布哈林、托洛茨基等等斯大林的"战友"或者说"对手"和"敌人"的思想问活动。因此这些年来我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密切相关的问题上。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苏联的存亡问题越来越现实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作者的部分文章开始联系到苏联的命运，《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前怀着不安的心情提前一个多月为苏联写就的挽歌。一个历史学者眼睁睁地看着研究的对象国消失，这是可悲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始始不是"好事"--苏联已成为完整的历史时代，历史学家可以放手去写前朝史了，他们面临着书写一部详实可靠的苏联兴亡史的历史任务贵的探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借鉴意义。

自序

我在大学学的专业是苏联历史。如果把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算在内，可以说苏联史学了不下三四遍。但是说实话，并没有真正读懂这部历史，装进脑子的大多是一堆经过精心剪裁和修饰甚至篡改的事件、日期和公式，简而言之，就是那一套“斯大林模式”。诚然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他们已经开始揭露过去的某些问题，但还没有真正触动斯大林模式。然而即使赫鲁晓夫所揭露的东西，中国人也并不以为然，认为这一切只不过是赫鲁晓夫在“大反斯大林”而已。按照“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逻辑，我们仍在“坚持和发展”斯大林的事业。苏联30年代有大跃进，我们有自己的“大跃进”(连名称也是一样的）；斯大林有“全盘集体化”，我们有“人民公社化”。事情竟然如此相像，苏联紧接着集体化发生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而我们在公社化之后也出现了三年的“灾荒”。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我们清醒过来，于是像他们30—40年代的大镇压(我们把它叫做“肃反”或“肃反扩大化”)那样，我们搞了一场后果决不在其下的“文化大革命”。苏联人的错误，即使他们自己已经看到，已经指出来，但我们还是不相信，还得按照人家过去所走的错误道路走下去。世界历史就是这样过来的——他人的错误，不足以警醒本国，只有自己再做一遍，才能记取教训。恩格斯老人说得好：“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中国人开始读懂苏联历史可以说是得益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至少本人是如

此。

收入本书的文章，除了第一篇，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写就的。“四十而不惑”!我正是进入四十后才开始读懂苏联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在苏联历史面前才开始了“不惑”的过程，写一些解惑心得的文章。这自然要归功于我们的各种“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它们打开了我的眼界和思路，促使我去认真思考过去所学到的东西。只是通过这场“革命”才真正懂得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只有经历了这场“革命”，才会去反思过去被我们看作“金科玉律”的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公式、定律和法则。

我只能说是“开始不惑”，因为这个过程至今尚未结束。虽然说来惭愧，此后又走过了“知命”甚至进入“耳顺”之年，但不惑的过程仍在进行之中。72天的巴黎公社，给后人提供了多少研究的课题，而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实验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和教训，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学者所无法穷尽的。大量长期被藏于密室的档案的解密公布，也迫使我们对许多事件进行重新审视，作出新的评价。

我只能说是“开始不惑”，因为这个过程至今尚未结束。虽然说来惭愧，此后又走过了“知命”甚至进入“耳顺”之年，但不惑的过程仍在进行之中。72天的巴黎公社，给后人提供了多少研究的课题，而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实验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和教训，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学者所无法穷尽的。大量长期被藏之于密室的档案的解密公布，也迫使我们对许多事件进行重新审视，作出新的评价。

我的文章并没有从宏观的角度去剖析斯大林模式或苏联体制。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某些具体的人物、事件、观点和时期的研究上。这是因为苏联历史上的问题太

多了，被有意无意篡改歪曲的东西太多了，有待于一个一个地进行清理，许多事实不得到澄清，大量问题不弄清楚，是很难逆行理论概括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有大量理论是非有待正本清源。因此在研究的选题上自然首先把诸如“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无产阶级文化派”一类的问题放在了首位，这既是我本人重新学习的需要，也是史学界、理论界拨乱反正的需要。斯大林模式是对我国影响最大的一种模式，但要对它的是是非非作出评价，孤立地就斯大林论斯大林是远远不够的。要弄清斯大林问题必须把他放在他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之中，把他的所作所为同他的同时代人进行比较，看看是比他们进步了还是后退了。这样就需要研究列宁，特别是列宁后期思想，需要研究布哈林、托洛茨基等等斯大林的“战友”或者说“对手”和“敌人”的思想和活动。因此这些年来我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密切相关的问题上。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苏联的存亡问题越来越现实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的部分文章开始联系到苏联的命运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前怀着不安的心情提前一个多月为苏联写就的挽歌。一个历史学者眼睁睁地看着研究的对象国消失，这是可悲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未始不是“好事”——苏联已成为完整的历史时代，历史学家可以放手去写前朝史了，他们面临着书写一部详实可靠的苏联兴亡史的历史任务。什么时候我们能读到像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那样的大手笔的巨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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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序

1861年俄国农奴制度的崩溃

评所谓列宁批判“唯生产力论”

恩格斯喜欢“一无所有”吗

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

文化继承问题的一场论战

列宁怎样领导文艺工作

苏联建国初期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论争

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

重评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怎样理解“进一步，退两步”

敌视知识分子的马哈伊斯基主义

“列宁主义”的定义之争

“列宁主义”一词探源

列宁“遗嘱”和接班人问题

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列宁病中活动之一

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列宁病中活动之二

要从全局上研究苏联现代史

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分歧及其消除

论布哈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

附录一 朱庭光：没有必要作茧自缚

附录二 郑异凡：敢于解放思想，不要“作茧自缚”

帕尔乌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

列宁谈文艺问题的一段新译文应当订正

由革命进程解决的分歧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

布哈林和“布哈林案件”

“全民国家”——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

列宁“遗嘱”考

关于列宁“遗嘱”的新材料

合作化·社会化·集约化——谈合作社的发展方向

列宁《论合作社》译文的几处重要修改

新思维：历史和现实——读戈尔巴乔夫的两篇新著

社会主义的加和减

布哈林研究在中国

加强苏联史的研究——读《社会主义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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