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存在以“经学解释”为代表的解释传统。其中,律书解释和案例解释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组成部分。用现代哲学解释学原理分析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目的,一方面,是方便地归纳和总结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中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以中国经验进一步丰富、发展解释学,从而建立以解释学为思想源头之基础的中国法律解释学。以这种认识为基础,本文从哲学向度对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八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概述如下:
第一部分从现代解释学和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用中国古典解释例阐述了法律符号的解释属性:概括性、逻辑性和沟通性。中国古代的法律主要是指刑律,因此,对中国古典法律解释在解释学意义上的审视,主要是针对刑律解释而言的。从现代解释学与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关系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丰硕成果足以丰富和支持解释学研究;而现代西方解释学理论在学理层面可以很好地梳理、总结和提升这些材料,从而使中国古典法律解释能够获得更好的理论说明。
第二部分从法律解释主体角度对中国古典法律解释进行分析。中国古典之官方法律解释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它属于以皇帝为代表的官方有效解释,其主要目的是寻求法律的原意,解释对象主要是生效的当朝官方法律;中国古典之民间法律解释属于私家法释,其解释主体、目的、方法和对象都是多元的,并且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由于没有专门的司法机关和独立的司法,所以,中国古典的司法解释可称为“司法性解释”;其主体是古代的判官,直接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用法律,解决两造的纠纷,故效力一般只及于判官本人所处理的个案,除非该判例进一步上升为官方的“成例”。
第三部分主要在于挖掘中国古典法律解释所具有的独特的哲理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典哲学爱“仁”,西方传统哲学爱“智”。以“仁道精神”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占据了中国官方主导的“大传统”,这个哲学的价值趋向反映出了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基本态度。因此,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不是通过解释达致对法律之“求真”,相反,在很多情况下“趋善抑真”寻求心理的事实成为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重要哲理智慧。
第四部分从形上角度分析了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基本任务,即刑典之立法解释的合法性问题。从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天人关系”看,具有“究天人之际”的高远追求,其宗旨是寻求法律之“道”,法律是否合乎“道”是对以皇权为代表的权力合法性的追问和约束。从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群己关系”看,具有“通古今之变”的形上智慧,其透射出了法律解释的本体意义和方法意蕴。从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身心关系”看,具有“致内外之和”的道德追求,中国古典法律解释总是希望通过两造的道德内省达致对两造的道德约束,以实现社会秩序而不是个人自由。
第五部分通过目的向度分析了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实用路向。中国古典法律解释具有浓重的“情理交融”特点,同时,为了使法律解释具有可接受性,其“实用理性”特征便凸显出来。当然,古中国法律解释之“情理交融”和“实用理性”的具体实现还依赖于主体的参与,这就形成了法律解释中的实践互动。实践互动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参与主体间的“妥协意向”,借此,古典的法律秩序才得以呈现。
第六部分主要介绍了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方法。独断体解释方法表现在解释主体、权力、对象和效力的独断性上;问答体解释方法表现了解释者对请问者的教示,是解释者与文本之间的交流,而不是解释者与请问者间的交流;注释体解释是通过“文法”而阐释法律文本中的律意,是关于法律解释中的“是什么”的说明;判例体解释是通过事实而“发现”法律的过程,判例在古典中国照例是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相结合的产物,是事实与规范相博弈的结果。
第七部分主要包括“附生于政治哲学(经学)的法律解释智慧”、“相对独立的法律解释智慧——律学”、“作为裁判方式的法律解释智慧——司法过程”、“作为裁判结果的法律解释智慧——判词”四个方面。以判词为例,中国古代判词的知识智慧不仅体现在其所反映出来的法学世界观、法律方法论上,而且还体现在其“遵循先例”、“先例识别”等法律发现的方法上。
第八部分主要是剖析了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意义。从学术角度看,古中国法律解释为中国法学提供了宝贵的古典资源;从立法意义上说,中国古典法律解释所透射出来的对实质合理性的价值追求是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一项值得关注的资源;从法治角度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为法治中国文化的本土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中国治的全球化面向不可能撇开自身的文化积淀和现实关切;从法律实施角度看,古典法律是在解释中实现的,法律解释通过创造法律和说明法律的合法性等行为推进制定法的实现,这对当下的中国法律实施而言亦然。
谢晖,男,汉族,1964年生于甘肃天水,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山东省法理学会会长。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行政权探索》、《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法的思辨与实证》、《法律:诠释与应用》、《法律的意义追问》、《法理学》、《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哲学向度》、《象牙塔上放哨》等。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学术随笔70余篇。主编大型法学丛书《法理文库》和《公法研究》;主编《民间法》和《法律方法》等学术刊物;担任《中国诠释学》的主要编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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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史料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绝不是简单的史料堆砌。作者似乎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将那些散落在浩如烟海的判例、注疏、甚至是私人笔记中的零星记载,组织成一个完整而有说服力的论证链条。我注意到,他引用了许多我从未在其他著作中见过的、非常冷门的史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显示了作者扎实的田野调查功底。更有趣的是,他不仅引用了正统的官方解释,还花费了大量篇幅去分析那些“民间”或“边缘”的解读声音,那些不被主流史学重视的声音,反而常常是理解法律精神活水源头的关键。这使得全书的视野变得无比开阔,不再局限于庙堂之高,而是深入到了社会肌理之中,去观察法律条文是如何在具体的、泥土味的日常生活中被激活和修正的。
评分阅读过程中,我最深刻的体会是作者在处理不同学派观点时的那种平衡感和洞察力。他并没有简单地对“法家”的严苛或“儒家”的仁厚进行二元对立的简单归类,而是深入挖掘了它们在解释同一部律令时,内在逻辑是如何互相渗透和制衡的。特别是他对“义理”二字的诠释,简直是拨云见日。在我过去的认知里,“义理”似乎总和道德说教挂钩,但作者巧妙地将其置于法律解释的脉络下,揭示了它如何作为一种动态的、具有生命力的解释原则,去弥补法律条文的滞后性。这种对概念的深度解构,让我对传统法律思想有了全新的认识。我甚至会停下来,反复咀嚼那些论证过程,感觉自己好像也参与到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智力辩论中,试图理解那种在刚性规则与社会正义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的智慧。
评分这本书的行文风格,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或许需要一点点适应,因为它确实保持了学术的严谨性,但它的魅力恰恰在于这种“重”与“轻”的结合。在论述核心理论框架时,作者的文字是精炼且逻辑严密的,如同手术刀般精准地剖析着每一个概念的结构。然而,一旦涉及到案例分析或历史背景的铺陈,语言风格又会瞬间变得舒缓而富有画面感,仿佛一位经验丰富的说书人,带着你穿梭回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这种节奏的切换,使得阅读体验非常流畅,避免了纯粹理论著作可能带来的枯燥感。我能感受到作者在力求将复杂的哲学思辨转化为清晰的、可感知的历史叙事,这对于希望了解古代思想脉络的普通读者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入门桥梁,让人愿意沉下心去跟随他的思路走下去。
评分我合上书本时,脑海中浮现出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法律条文,而是一种关于“秩序构建”的宏大图景。这本书的价值,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法律史研究范畴,它触及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缺乏现代理性框架的古代社会,人们是如何通过解释和适用文本,来确立和维持社会共识的?作者的结论,似乎暗示着,那套古老的解释体系,虽然其形式已经退居历史舞台,但其背后蕴含的对于文本权威性、情境依赖性以及道德责任的深刻反思,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依然具有警示和启发意义。它提醒我们,任何法律的生命力,都不在于其文字本身,而在于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赋予其意义的持续努力和审慎权衡。这本书不仅仅是在“解释”过去,更是在“对话”现在。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让人眼前一亮,那种沉稳又不失古典韵味的排版,光是捧在手里就感觉像是触摸到了一段厚重的历史。我本来还担心内容会过于艰涩难懂,毕竟“法律解释”这个词听起来就让人望而生畏,但作者在引言部分就展现了高超的叙事能力,他没有直接一头扎进那些晦涩的法条和术语里,而是用一种非常亲切的口吻,勾勒出了古代士大夫面对复杂案例时的那种思想挣扎和价值权衡。我特别喜欢他描绘的那个情境:当冰冷的成文法遇到活生生的人间烟火时,那些看似僵硬的字句是如何被赋予了温度和人性的考量的。这让我想起古代审案的场景,不仅仅是技术活,更是一种哲学思辨,关乎“理”与“情”的永恒对话。这种对历史情境的细腻捕捉,远超出了我对于一本学术专著的预期,它更像是一部思想史的侧写,引导着读者去体会古人是如何构建他们的道德和秩序世界的。
评分论文参考用,还行……吧。
评分礼乐刑政,四达而不备,则王道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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