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霍布斯邦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是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师。霍氏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家，自14岁加入共产党后，迄今未曾脱离。霍氏现居伦敦。

霍氏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广至拉丁美洲。除专业领域外，霍氏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历史学、社会学理论文章，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而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如《新左派评论》著名编辑安德生所言：霍氏是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霍氏著作甚丰，先后计有14部以上专著问世，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匪徒》、《民族与民族主义》、《原始的叛乱》、《爵士风情》等书。

《十九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

●基本信息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邦

出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书号：ISBN 7-80173-546-3

版次：2006.5

定价：88元

归类：历史•近代史

●这本书在说什么

◎荐语

了解是宽恕的前提。倘使我们的历史被人为地遮蔽或篡改，那么这种宽恕就像是无本之木，终究是漂泊无基。了解不是听“一面理”，而是共同面对，交叉验证，让谎言被揭穿，让真实的历史浮现于“民主的记忆”之中。——熊培云

◎书介

《十九世纪三部曲》可以说是“对十九世纪世界历史的全盘考察”。这里所谓的“十九世纪”是指“漫长的十九世纪”，也就是大约从1776—1914年。作者用以组织十九世纪的中轴，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和转型——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特有的资本主义。这三部曲是由富有决定性的双元突破开始：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法国和美国的政治革命。前者在资本主义不断追求经济增长与全球扩张的带动下，创造了具有无限潜力的生产制度；后者则在互有关联的古典政治经济和功利主义哲学的补充下，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公共制度的主要模型。三部曲的第一册——《革命的年代》——便是以这种“双元革命”的概念为主轴。

双元革命赋予资本主义经济十足的信心，进行其全球征服。完成这项征服的是它的代表阶级——资产阶级，而他们所打的旗号，则是其典型的思想表现——自由主义的思想方式。这是第二册——《资本的年代》——的主题。这一册涵盖了革命充斥的1848年到大萧条的19世纪70年代。在这段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和经济似乎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的实际胜利非常明显。

可是，资本年代的矛盾却渗透并支配了帝国的年代（第三册）。在西方世界，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和平时代，然而，它也造成了一个同样无与伦比的世界战争时代。不论它所展现的外貌如何，在已开发的工业经济体中，它是一个社会体系稳定的时代。这个时代提供了一小群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征服并统治庞大帝国的能人，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在其旁边激起反叛和革命的合并力量，这些力量终将吞噬这个时代。自1914年起，世界已笼罩在对全球战争的恐惧与事实之下，笼罩在对革命的恐惧（或希望）之下。而这两种恐惧都是直接根源于帝国年代所表现的历史形势。

◎试读

目录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第一章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

第二章 工业革命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

第四章 战争

第五章 和平

第六章 革命

第七章 民族主义

……

第十五章 科学

第十六章 结语：迈向1848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第一章 民族的春天

第二章 大繁荣

第三章 统一的世界

第四章 冲突与战争

第五章 民族的创建

第六章 民主力量

第七章 失败者

……

第十五章 艺术

第十六章 结语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第一章 百年革命

第二章 经济换档

第三章 帝国的年代

第四章 民主政治

第五章 世界的工人

第六章 挥舞国旗：民族与民族主义

第七章 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

……

第十三章 由和平到战争

结语

书摘

和解的年代

序

熊培云

法国大革命时期，圣• 鞠斯特曾经如此咏叹，“十八世纪应该放进万神殿”。不过，十九世纪似乎就没有那样幸运了。关于这点，霍布斯鲍姆显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如同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将二十世纪分为“灾难时代”、“黄金时代”和“危机时代”一样，霍布斯鲍姆同样将这种“历史三明治”的分期方法运用于十九世纪。于是便有了我们所看到的《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和《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三部曲。当说，历史与年代本身并无既定的刻度以供人们翻阅查检，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每个时代都有着自己鲜活的、大异于其它时代的显著特征。正如霍布斯鲍姆解释自己之所以将1875—1914年这一期间称为“帝国的年代”，这并不是说在人类历史上的其他时期里没有帝国，而是因为在此阶段发展出一种“新的帝国主义”，而且，此时正式自封为“皇帝”，或在西方外交官眼中认为配得上“皇帝”这一称号的统治者的数量，“在这段时期达到最大值”。

然而，这种“历史三明治”的分割，并不妨碍我们从中找出一些共性。今天，尤其是站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废墟与遗产之上，当我们重新回顾历史上的“革命”、“资本”以及“帝国”之所作所为，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主宰近现代历史宏大叙事的幽灵都不约而同地遵循着一种扩张的逻辑。人类历史上群体性的多灾多难，其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人类相残。从本质上说，即是因为无节制的扩张所造就。就像汤因比当年评论斯巴达的衰败与灭亡时所说，斯巴达在征服世界时同样被自己的征服行为本身所征服，为被征服者吞灭。如果我们把被征服者当作环境的一部分，可以说，斯巴达的灭亡是因为对环境的过度索取所致，以致终于淹没于环境之中。我们同样可以援引为例还有罗马帝国，扩张加速了它的崩溃。与之相对应的是位于意大利内陆的那个山顶上的国家——圣马利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的人民，至今享有足可以令人尊敬的幸福自由。几年前，当我游历其间，感觉自己到了一个政治意义上的世外桃源。

一将功成万骨枯。面对历史的血雨腥风，我们不得不感叹霍布斯的那句名言：“人对人是狼”。人类文明史，不过是一部关乎狼战的野蛮史。而一个帝国的胜出，就是在弱肉强食的狼群之中进化出一个首领。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殖民时代以来欧美列强觊觎全球的扩张，都为此写下了坚实的注脚。如1900年的《杜利先生的行学》里德国皇帝所说，“当你们置身中国人当中……要记住你们是基督教的先锋，并用你们的枪尖戳穿你们所见到的每一个可恨的不信基督教者，让他了解我们西方文明的意义……而如果你们偶尔顺便捡到一点土地，绝不要让法国人或俄国入把它抢去。”在此意义上，无论是宗教，还是主权，不过是满足人性扩张的工具。今天我们讲必须驯服不宽容的宗教或凌驾于朴素人权之上的主权，使之不再出来害人，归根到底，就是要在解放人的同时，驯服人们蕴藏于工具之中的某种侵略性。

若干年前，笔者曾就“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做了一个区分。如果我们以圆为例，白色恐怖从中央（圆心）到底层（圆周），因此是个半径问题，然而，红色恐怖是从底层（圆周）到中央（圆心），在革命改变方向后，继而从中央（圆心）再到底层（圆周），是个直径问题。换句话说，革命一旦失控，背离初衷，同样彰显其扩张本性。这也是为什么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是个坚定的死刑废除者，甚至愿为此主张拂袖而去，然而，当革命的马车冲出了原有的跑道，断头台竖起，无数曾经拥护革命的才子佳人也不得不摔倒在巴黎的斜阳血泊之中，甚至罗伯斯庇尔本人也不能幸免。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看到无数以自救为目的的革命，从底层发起，席卷全国。然而，当革命如火如荼或难以为继时，必然诞生出一个“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革命因此变成一种没有节制的扩张。正是深受这种扩张逻辑之害，我们今天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时，要着重强调消极自由乃是一切自由的根基。倘若我不希罕你的自由，你便不能强行加之于我。

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同样具有自我复制与扩张的能力，所谓“钱生钱”，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在资本面前，每个人都是生意的对象。且不说鸦片战争是因为当年的“日不落帝国”在为资本扩张寻找出路，即使今天我们平素里所见到的推销语录如“将冰箱推销给爱斯基摩人”同样见证了资本之无孔不入。二十一世纪，当各种网络与传播技术在“地球村”里攻城略地，彻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韦尔特）时，资本的扩张已经从血肉横飞的战场转移到了一张张谈判桌上。所以，当世界各地的商业领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谈笑风生时，在地球的另一角，一些以弱势群体代言人自居的社会人士早已成群结队，要力挽世界于资本狂澜之中。

复制与扩张无所不在，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自我复制的冲突。从本质上讲，这种自我复制既可以形成文明，也可以毁灭文明。笔者在巴黎大学做论文，受霍布斯的启发，曾将以上诸种扩张批评为“人对人是病毒”，藉此阐述人类无节制的扩张必将导致自我毁灭。

“病毒式复制（扩张）”只有行为，而不关乎生命的任何意义，其存在只是复制自己，摧毁宿主，然后玉石俱焚，归于寂静。庆幸的是，与这种自我毁灭式的“病毒式复制”相对应的是，我们发现“细胞式复制”。区别于前者的是，“细胞式复制”是基于生命体形成与繁衍的一种成长。如果说“病毒式复制”注重于一种横向的行为，追求的是一时一势的辉煌，并最终走向毁灭，那么“细胞式复制”注重的则是纵向的生命本身。前者是无节制的，只图一时快意杀心的扩张，而后者蓬勃而内敛的，是在一定的秩序下获得生命并繁衍生命，其所追求的是一个文明的源远流长。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启蒙运动，就不难发现，启蒙运动之所以最终酿成悲剧，正是因为人类的思想行为冲出了应有的边界并最终与暴力合流，如陈独秀所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当美好的愿景遮蔽一切，当启蒙的光明变成了令人失明的万丈火光，当全知全能的“万有理性”开始强施于人，我们所见证的正是这种扩张逻辑，其恶果如伏尔泰所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

从这方面说，今天我们反思启蒙运动，并不是反对启蒙所带来的光明，而是反对这种打着强制烙印的“光明扩张”，反对“以光明的名义纵火”，反对启蒙运动所滋生的这种“真理在手”的“扩张理性”。当国民的思想被这种强力光明掏空，当“扩张理性”开始上升为国家信仰，这可怜的人类因此注定要被再次推上灾难的边缘。事实上，发生在二十世纪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便是“光明起火”所致。

一切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假如1913年前欧洲中产阶级分子提到‘大灾难’这个字眼，几乎一定是与少数几个创痛事件有关，与他们漫长但大致平静的一生所涉及的少数创痛事件有关。但是，1914年以后，我们可以大致肯定地说：即使是对那些在私生活中最不容易遭遇灾祸的人而言，‘大灾难’这个字也一定代表其他更大的不幸事件。”然而，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改写了人们关于灾难的定义。“克劳斯在他批判性的时事剧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人类文明的末日’”。（霍布斯鲍姆）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整个地球都燃烧起来。在崇拜强力的扩张逻辑下，启蒙之光终于变成了席卷全球的雄雄战火。

西哲说，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但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并不足说明人类何以会保持进步。人类之所以会进步，是因为人类有一种“洗心革面”的精神与勇气，在于人不但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还会顺应时势更换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说，启蒙运动不但没有终结，而且永远不会终结，启蒙将与人类同在。而所谓启蒙，就是在自由交流的基础上，让有思想的人更有思想，让有力量的人更有力量，就是要不断地制造工具，并在必要的时候更换工具，使人类保持一种持之以恒的进步。

笔者以为，衡量人类进步有两个关键性的价值，其一是自由，其二是合作，而合作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自由设置界限。二者缺一不可。略知科技人类学的人知道，科技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类的自由，但是科技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人类进步。就像伊索寓言中的舌头，科技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也可能是最坏的东西。任何一项重大发明，如果没有与此相关的人类在心智理性与制度建设上的成长，那些沉睡在科技之中的罪恶最终会苏醒，并以前所未有的蛮力制造并放大人类所遭受的苦难。当工具可以毁灭它创造者时，创造者变成了弱者，正是在此背景下，人类和解因此变成了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群体自救。

二十世纪人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正是意识到了人发明了工具，同时受到了工具的奴役。当然，这种工具同样包罗一切主义与社会契约。人们批评乌托邦运动及各种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实际是上将自己从工具理性中解放出来。

1904年，凯恩斯说，“民主政治尚在测试之中，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招致耻辱。”然而十年后，当民主与极端民族主义合而为一，国家权利超出了原有的界限，吞灭曾经授予它权利的人，悲剧就在所难免了。当主权变成难以驯服的猛兽，当国家这人类的工具超出了工具的范畴转而成为人的主人，于是便有了意大利农妇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快逃，祖国来了。”

自《物种起源》刊印以来，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受到了广泛的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更让一些个人、团体甚至国家烂熟于胸、入骨入髓。然而，早在1902年，克鲁泡特金便发表《互助论》一文，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生存竞争”看作是进化的主要因素，认定“互助”是生物的本能，“互助法则”才是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在内的进化法则。对于以上两种理论，今天我们若以平常心视之，不妨把它们当作互补的两翼：从达尔文的进化观出发，人要解放自己，要超拔于环境，要懂得如何自我实现，自立自强；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观出发，人更要懂得合作，懂得共存共生。换言之，前者解决的是个体自由与自我实现的问题，而后者解决的是人类整体性生存的问题。前者给后者以力量，后者给前者以保障。

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发表近一个世纪后的1998年，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的精神教训》一书中提到全人类的共生主义：“我们的共同家园是这个世界本身，我们的命运是相同的，如果说某一个地区只想着自己繁荣昌盛，而身边的整个世界都是饥荒的话，它的繁荣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国家，想要成为强国，而周边的国家都变成穷困匮乏的地区，也是不可能的。无论你愿不愿意，我们的命运总是息息相关的。

法国有句谚语，“了解即宽恕”（Tout comprendre c’est tout pardonner）。尽管这句话并不完全为霍布斯鲍姆所接受，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了解是宽恕的前提。倘使我们的历史被人为地遮蔽或篡改，那么这种宽恕就像是无本之木，终究是漂泊无基。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看到了法、德两国共办ARTE电视频道，共同梳理民族记忆的重要意义。了解不是听“一面理”，而是共同面对，交叉验证，让谎言被揭穿，让真实的历史浮现于“民主的记忆”之中。

援此而论，亚洲国家的和解，既要基于伟大政治家的宏图远略，同时也需要各国政府与民间一起，抛弃成见，共同修正各国的“一面理历史”。梳理记忆，不是无谓地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就像今天，当我们透过历史的烟尘回望过往的两个世纪，仿佛参加一场别开生面的告别。我们要告别的就是那种只争自由却不争合作的历史。

笔者相信，二十一世纪将是人类和解的世纪，人类文明将从野蛮的竞争走向各持底线的合作。个体独立是为了群体和谐，犹如民族独立也是为了人类和解。如果说二十世纪人类解决了独立问题，二十一世纪将着重解决全人类合作的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上，欧盟建设、主权让渡、全球治理、国际法等概念能够如此牵动人心。

当然，我所谓人类和解，同样包括与自然的和解。今天，我们重新回到了“自然人”或“生态人”的概念来重新思考人的意义。写作此序，正值北京沙土肆虐之际，京城的媒体陆续用“满城尽带黄金甲”来形容这场沙尘暴。早在一千多年以前，黄巢曾经以菊花为诗，直抒胸中无限抱负。而今天，当我们看到北京的天空“下土”，看到“夜降30万吨浮尘，人均二十公斤”时，方明白“满城尽带黄金甲”另有情趣。大风起兮沙飞扬，谁曾料想，可以豪言“我花开后百花杀”者，如今已不是手持朴刀棍棒的“叛民”，而是那些温逊的、日日任凭我们踩踏的沙土。透过这场“沙土起义”，仔细想来，我们人类要和解的东西委实太多，而二十一世纪的当务之急，这个世界是否会好，更取决于我们关于人类持久自由与幸福的态度。

《革命的年代：1789—1848》第十四章 艺术（节选）

但是，即使是社会上极少数人的艺术，仍会发出震撼全人类的惊声巨响。本书所论时期的文学和各类艺术便是如此，其表现结果就是“浪漫主义”。作为艺术的一种风格、一种流派和一个时代，再没有比“浪漫主义”更难用形式分析的的方法来加以定义甚至描述的了，甚至连“浪漫主义”立誓反叛的“古典主义”，也没有这么难以定义和描述。就连浪漫主义者本身也几乎帮不了我们什么忙，因为尽管他们对其所遵循之事物的描述是确定无疑的，但却常常缺乏合理内容。对雨果来说，浪漫主义“就是要依自然之所为，与自然的创造物相融合，而同时又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搅和在一起：即不要把影与光、奇异风格与宏伟壮丽——换言之，躯体与灵魂、肉体上的与精神上的东西——混淆在一起。”对诺迪埃（Charles Nodier）而言，“厌倦了普通情感的人类心灵的最后依托，就是被称为浪漫主义风格的东西——奇妙的诗歌，它相当合乎社会的道德条件，合乎沉湎于渴求轰动性事件而不惜任何代价的那几代人的需要……”诺瓦利斯认为，浪漫主义意味着赋予“习以为常的东西以更高深的意义，为有限的东西添上无限的面貌”。黑格尔认为：“浪漫主义艺术的本质在于艺术客体是自由的、具体的，而精神观念在于同一本体之中——所有这一切主要在于内省，而不是向外界揭示什么。”我们无法指望从这样的说明中得到多少启发，因为浪漫主义者喜欢朦胧不清和闪烁其词，偏好漫无边际的解释，而厌恶清晰的阐述。

当分类学者试图确定浪漫主义的年代时，会发现它的起始和终结都令人难以捉摸；而当试图为它下定义时，其标准又变成无形的泛论。然而，尽管它使分类者大惑不解，但却没有任何人会认真地怀疑浪漫主义的存在或者我们分辨它的能力。从狭义上说，作为富有自我意识和战斗性倾向的浪漫主义，出现于1800年左右的英国、法国和德国，以及滑铁卢战役后的欧洲和北美广大地区。在双元革命之前，其前导（有时以法国和德国为主）有卢梭的“前浪漫主义”和德国青年诗人的“狂飙运动”（storm and stress）。或许在1830—1848年这段革命时期，它在欧洲流行得最为广泛。从广义上讲，浪漫主义支配了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几种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像贝多芬这样的作曲家、戈雅这样的画家、歌德这样的诗人和巴尔扎克这样的小说家，他们身上的“浪漫主义”成分，是他们之所以伟大的决定性要素，就像海顿或莫扎特、弗拉戈纳尔或雷诺兹（Reynolds）、克劳狄乌斯（Mathias Claudius）或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的伟大之处不在此一样（他们都活到本书所论时代）；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人能被认为是完全的“浪漫主义者”或想要把自己说成是“浪漫主义者”。（既然“浪漫主义”往往是有限的几个艺术家团体的口号和宣言，那么，如果我们将其完全限定在他们身上，或者完全排除那些与他们持不同意见者，我们就会冒赋予其一个非历史的有限意义的风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带有浪漫主义特征的艺术和艺术家取向，往往变成19世纪中产阶级社会的标准取向，而且直至今日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然而，尽管人们根本不清楚浪漫主义赞成什么，但它反对什么却是相当明白的，那就是中间派。无论其内容如何，浪漫主义都是一种极端的信条。人们可以在极左翼发现狭义的浪漫主义艺术家或思想家，像诗人雪莱（Shelley）；在极右翼有夏多勃里昂和诺瓦利斯；从左翼跳到右翼的有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众多法国大革命的失望拥护者；而雨果则是从保皇主义跳到极左立场的代表。但几乎不可能在理性主义核心的温和派或辉格—自由党人当中，即事实上的“古典主义”堡垒中，找到浪漫主义者。老托利党人华兹华斯说：“我对辉格党人毫不敬重，但在我的心目中，宪章主义占有很大分量。”将浪漫主义称为反资产阶级的宣言是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在这个年轻阶层身上那种依然炽烈的革命和征服特质，强烈地吸引着浪漫主义者。拿破仑像撒旦、莎士比亚、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和其他逾越日常生活规范的人一样，成为浪漫人士神话般的英雄之一。资本主义积累中的恶魔般特质，对更多财富的无限度、无休止的追求，超出了理性或目的的估算，超出需求或奢侈的极限，这些东西就像鬼魂附体般萦绕在他们心中。浪漫主义最典型的一些主人翁，如浮士德和唐璜，与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商业冒险家，都有这种无法满足的贪婪。然而，浪漫主义特质仍旧是次要的，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也是如此。卢梭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一些附属物，但他只有在革命超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时期，即罗伯斯庇尔时期，才对革命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但即便如此，这个时期的基本外表仍是罗马式的、理性主义的、新古典主义的。大卫是这个时期的代表画家，理性是这个时期的最高主宰。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浪漫主义归类成一场反资产阶级运动。事实上，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数十年前的前浪漫主义，其典型口号有许多是用来赞美中产阶级，赞美他们真实和纯朴的感情——且不说是多愁善感——已成为腐败社会冥顽不化的鲜明对照；称颂他们对自然的自发依赖，相信这注定会把宫廷的诡计和教权主义扫荡到一边。然而，一旦资本主义社会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取得事实上的胜利之后，毫无疑问，浪漫主义便会成为其本质上的敌人。

浪漫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情绪激昂、神迷意乱，但又意味深长的反感，无疑可归因于下列两类人的既得利益，他们是失去社会地位的年轻人和职业艺术家，也是浪漫主义突击队的主要成员。从来没有一个像浪漫主义这般属于年轻艺术家的时代，不管是活着的或死去的年轻艺术家：《抒情歌谣集》是二十几岁年轻人的作品；拜伦在24岁一举成名，在这个年龄，雪莱也赢得盛名，而济慈（Keats）差不多已进了坟墓。雨果在其20岁时开始他的诗歌生涯，而缪塞在23岁时已经名声大噪。舒伯特在18岁写了《魔王》（Erlkoenig）,而在31岁就去世了；德拉克洛瓦25岁画了《希阿岛的屠杀》；裴多菲21岁出版了他的《诗集》。在浪漫主义者中，30岁还未赢得名声或未创出杰作的人非常少见。青年们，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是他们的天然温床。就是在这个时期，巴黎的拉丁区自中世纪以来第一次不只是索邦神学院（the Sorbonne）的所在地，而且成为一个文化的（和政治的）概念。一个在理论上向天才敞开大门，而实际上又极不公正地被没有灵魂的官僚和大腹便便的市侩所控制的世界，这种强烈的反差向苍天发出呼号。牢房的阴影——婚姻、体面的经历、对平庸的迷恋——笼罩着他们，夜枭以其酷似长者的外貌预言（反而却往往十分准确）他们不可避免的判决，就像霍夫曼（E.T.A.Hoffmann）作品《金罐》（Golden Topf）中的教务主任赫尔勃兰特，他以“狡黠而神秘的微笑”作出如下的惊人预言：富有诗才的学生安塞姆将成为宫廷枢密院成员。拜伦的头脑足够清醒地预见到，只有早逝才可能使他免受“体面的”老年之苦，施莱格尔（A.W.Schlegel）证明他是正确的。当然，在年轻人对其长辈的这种反叛中，没有什么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种反叛本身就是双元革命社会的反映。然而，这种异化的特定历史形式，当然在很多地方歪曲了浪漫主义。

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艺术家的异化也是如此，他们已将自己变成“天才”来加以回应，这是浪漫主义时代最典型的创新之一。在艺术家社会功能清楚的地方，他与社会的关系是直接的，他该说什么和怎样说，这类问题已由传统、道德、理性或一些公认的标准作了回答，一个艺术家或许是一位天才人物，但他很难向天才人物那样行事。只有极少数人，如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卡拉瓦乔（Caravaggio）或罗萨（Salvator Rosa）这类19世纪天才的前辈，才能从前革命时期那批标准的职业匠人和表演家中脱颖而出，后者如巴赫（Bach）、亨德尔（Handel）、海顿、莫扎特、弗拉戈纳尔和庚斯博罗（Gainsborough）。在双元革命之后仍抱有诸如旧社会地位之类事物的地方，艺术家仍旧是非天才人物，尽管他非常可能拥有天才的虚名。建筑师和工程师按特定式样建造有明显用途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强制引入了被清楚理解的形式。值得玩味的是，从1790—1848年这段时期，绝大多数独具特色的建筑物或实际上所有著名的建筑物，都是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如玛德琳教堂、大英博物馆、列宁格勒圣以撒大教堂、纳什（Nash）重建的伦敦和辛克尔（Schinkel）设计的柏林，否则便是像那个技术精巧时代的奇妙桥梁、运河、铁路建筑物、工厂和温室那样，都是功能性的。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第四章 冲突与战争（节选）

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具重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政府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也不是政府几乎不曾丧失过他们对金融形势的控制，相反，却是反对群众的要求总有一部分会被政府应允，至少在俄国以西的欧洲是如此。这一个改革的10年，一个政治自由的10年，甚至是向所谓的“民主力量”让步的10年。在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那里已经实行议会制度，选举权已经扩大，更不用说还有一系列同步进行的相关改革。英国1867年的《改革法案》，实际上已将选举权交到工人阶级手中。在法国，拿破仑三世政府在1863年显然失去了城市选票——它只能在巴黎的15个代表中获得一个席次——于是逐渐采取广泛措施，加速帝国政府的管理制度“自由化”。在非议会制的君主国家中，这种态度上的变化甚至更为明显。

1860年之后，哈布斯堡王朝干脆放弃统治，好像它的臣民们完全没有政治意见一样。此后，它致力于在其为数众多而且吵闹不休的民族之间，寻找一些联合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强大到足以克制住其他政治力量，使之无法发挥政治作用，尽管眼前对所有民族都不得不做出某些教育上和语言上的让步。一直到1789年之前，这个王朝都可以在其说德语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中，找到最便利的统治基础。但在控制马札儿人这方面，则不见成效，马札儿人在1867年的《妥协方案》（Compromise）之前，已经赢得了不亚于独立的地位，这个《妥协方案》将帝国转化为奥匈二元君主国。然而，在德国发生的转变甚至更能说明问题。1862年，俾斯麦当上普鲁士王国首相，他着手施行一项方案，旨在维持传统的普鲁士君主和贵族统治，抵制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日耳曼的民族主义。1871年，他出任由他一手统一而成的德意志帝国的宰相，帝国同时设立一个由全体成年男子普选产生的国会（显然是不具作用的），依靠着（温和的）德国自由主义者的热情支持。俾斯麦本人决不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在政治上也远不是一个日耳曼民族主义者（见第五章）。他聪明得足以认识到，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拼死对立，是无法保住普鲁士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的，应该设法与两者周旋，使他们为自己服务。这意味着他将按照英国保守党领袖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所说的去做，迪斯累里在采用1867年《改革法案》时说过：“要在辉格党人（Whigs）洗澡的时候赶上去，穿上他们的衣服走开。”

所以，19世纪60年代统治者的政略，是基于三方面考虑而制定的。其一，他们感受到自己处于一个经济和政治双重变化的形势之下，这种形势是他们无法控制的，必须去适应。唯一的选择——政界要人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就是能否航行在这道劲风前面，或者像水手一样凭着他们娴熟的技术把航船驶往另一个方向。风本身只是一个自然因素。其二，他们必须决定要对新势力作怎样的让步，才不至于威胁到他们的社会制度，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不威胁到他们有责任防御的政治结构；他们也必须决定该让步到什么程度，超出这种安全程度，他们就必须收手。其三，他们非常幸运，能够在他们拥有主动操控优势的环境下，做出上述两项决定，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能完全自由地控制事态的发展。

因而，在传统的欧洲历史中，这一阶段表现最突出的政治家，是那些能够有条不紊地将政治管理与政府机器的外交控制相结合的人，如普鲁士的俾斯麦、皮德蒙特的加富尔伯爵、拿破仑三世；或是那些精于妥善掌控上层统治阶级不断扩大这一艰难过程的人，例如英国自由党人格莱斯顿（W.E.Gladstone，1809—1898）和保守党人迪斯累里。最成功的是那些知道如何把新旧非正规政治力量转向有利于他们自己的人，不管那些力量是否赞成他们。拿破仑三世之所以在1870年垮台，正是因为他最终还是没有做到这点。但当时有两个人对这个棘手问题具有非凡的处理能力，即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加富尔和保守主义者俾斯麦。

他们两人都是特别清醒的政治家。这一点在加富尔式的清明无欲和俾斯麦那种德国人的平凡务实中充分展现。俾斯麦是个更复杂、更伟大的人物。他们两人都是彻底的反革命者，完全缺乏对各种政治势力的同情，然而他们却有办法接收这些政治势力的计划，在意大利和德国贯彻施行，并抹去其中的民主和革命成分。两者都注意把民族统一和民众运动区别开来：加富尔坚决主张把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国变成皮德蒙特王国的延续，甚至拒绝把其（萨伏伊）国王伊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Ⅱ）的称号改成（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一世；俾斯麦则将普鲁士的霸权扩建成新的德意志帝国。两者都非常灵活圆融，成功地把反对派吸收到政府当中，却又使他们无法实际控制政府。

两者都面临着艰巨复杂的国际策略和（就加富尔而言）民族政策问题。俾斯麦不需要外界的帮助，也不必担心内部的反对，所以他认为统一的德意志是可行的，只要统一后的德意志国家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过大的，因为如果太庞大，普鲁士就无法发挥主导作用。这意味着：其一，须把奥地利排除在外，俾斯麦凭着1864年和1866年发动的两次漂亮短暂的战争达到这项目标；其二，必须排除奥地利在日耳曼的政治影响力，他借着支持和保证让匈牙利在奥地利帝国境内获得自治（1867年），而达到此目的；其三，在此同时必须保留奥地利，我们可以看到此后他倾其卓越的外交才能，来完成这项目标。〔如果哈布斯堡王朝崩溃，落入其境内各民族手中，就不可能阻止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加入德意志帝国，这样就会打乱俾斯麦精心构筑的普鲁士优势地位。这也正是1918年后发生的情形。而且如事实所显示，希特勒“大日耳曼”（1938—1945年）政策最深远的结果，正是普鲁士的完全消失。今天，甚至普鲁士的名字亦不复存在，除了在历史书中。〕这也意味着必须使那些反普鲁士的小侯国觉得一个优势的普鲁士要比优势的奥地利更易接受，为此，俾斯麦在1870—1871年以同样漂亮的手段挑起并进行反法战争。与俾斯麦不同，加富尔得要动员同盟（法国）来替他把奥地利赶出意大利，一半是由上操控的统一，一半是由下进行的革命的统一。由下进行的革命战争是民主共和反对派所领导的，由饱受挫折的19世纪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红衫军首领加里波第——担任军事领导。1860年，经过简短考虑、快速会谈和妥善谋划之后，加里波第才在劝说下把权力交给国王。

这些政治家的所作所为仍然值得赞赏，这纯粹是由于他们的杰出能力。然而，使他们获得如此惊人成就的，不仅是个人才能，还包括当时那种非比寻常的回旋余地，这种回旋余地是由当时不具严重的革命危险和无法控制的国际对立所提供的。群众的运动，或者说非正规的运动，在这个时期十分软弱，单凭自身无法有多大的作为，它们不是失败就是沦为由上而下的改革的附和者。日耳曼的自由主义者、民主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革命者，除了在德国统一的实际进程中表示欢呼或异议，此外别无实际贡献。意大利左派，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扮演了一个较重要的角色。加里波第的西西里远征，迅速征服了意大利南部，逼迫加富尔立即采取行动。虽然这是一项极富意义的成就，但若不是加富尔和拿破仑三世所造就的局势，这种成就是不可能出现的。无论怎么说，左派终究未能如愿建立意大利民主共和国，对他们来说，那是统一的必要成分。温和的匈牙利贵族在俾斯麦的庇护下，为其国家争取到自治，但激进主义者却感到失望。科苏斯继续过着流亡生活，客死他乡。19世纪70年代巴尔干人民的造反结果，是保加利亚获得某种形式的独立（1870年）。但只有在合乎强权利益的时候才能获得独立：波斯尼亚人在1875—1876年开始掀起一些起义，结果只是以土耳其统治代替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可能还好一点。与此相反，像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独立革命的结局终归惨败（见第九章）。甚至1868年的西班牙独立革命，也只造就了一个短命的激进共和国，不久便因君主复辟告终。

我们不应低估19世纪60年代伟大政治操作者的功绩，但我们必须指出，由于可以采取重大的制度变化而不会招致激烈的政治后果，而且甚至可以准确恰当地说，还由于他们几乎可以随意发动和停止战争，他们的事业遂变得更加容易。所以，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国内秩序还是国际秩序，只需冒极小的政治风险，就可以做出极大的更改。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第八章 胜利者 （节选）

如果说“西部开拓”不存在任何含混不清的问题，那么美国内战的性质和起因，却会引起历史学家无止境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南方奴隶社会的性质，以及南方是否有可能与朝气蓬勃的资本主义北方和谐相处、共存共荣。南方究竟是不是奴隶社会呢？需知黑人在南方各地（除几个小地方外）总是少数，他们不是在典型大种植园里工作的黑奴，而是人数不多的几个黑人在白人农场上劳动或是在白人家里帮佣。毋庸否认，奴隶制度是南方社会的核心机制；我们也不能否认奴隶制度是南北方摩擦和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然而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南北冲突会导致1861年南方11州脱离联邦？为什么会导致内战？为什么其结果不是达成某种共处的方案？虽然北方大多数人憎恨奴隶制度，但单单是好斗的废奴主义者毕竟没有足够的力量决定联邦政策。不管商人自己有何看法，但北方资本主义大可先与奴隶制度的南方达成妥协，然后再去剥削南方，就像国际商界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达成妥协一样。

当然，奴隶社会注定会灭亡，美国南方奴隶社会也不例外。没有一个奴隶社会的延续时间能超过1848—1890年这段时期——甚至古巴和巴西也不例外（见第十章）。奴隶社会在现实上和道德上都是孤立无援的。在现实上，由于废除了非洲的奴隶贸易（及至19世纪50年代，奴隶贸易相当有效地被制止了），奴隶来源宣告断绝；在道德上，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绝大多数一致认为奴隶社会与历史前进步伐背道而驰，在道德上不能允许奴隶制度存在。此外，在经济上，奴隶制度的效益也很差。很难想象美国南方奴隶社会竟能生存到20世纪，很难想象它能比东欧农奴制度存在的时间更长，即使我们认为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作为一种生产制度是有能力生存下去的（有几派历史学家持这种看法）。但是促使南方在19世纪50年代走上危机点的，是下面这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它难以与朝气蓬勃的北方资本主义共处，以及阻止人口涌向西部。

从纯经济角度说，北方并不担心南方这个尚未进行工业化的农业地区。时间、人口、资源以及生产力等优势都在北方那边。主要的障碍是政治。南方实际上是英国的半殖民地，南方的大部分原棉都提供给英国，并从自由贸易中取得实惠；而工业的北方很久以来就坚定、激烈地主张保护关税，但由于南方诸州的政治影响（别忘了，南方各州在1850年几乎占联邦半数），北方才无法按其愿望有效实施关税保护政策。北方工业对全国分成一半奴隶社会、一半自由社会的担心绝对比不上对全国分成一半是自由贸易、一半是保护关税的状况。还有一点，南方竭尽全力企图打消北方的优势，想把北方与内地隔开，企图建立一个面向南方、以密西西比河流域为基础的贸易和交通区，而不想面向东方朝着大西洋，而且只要可能就抢先下手，向西发展。这是极自然不过的事，因为南方的贫穷白人早已开始探测和开发西部了。

然而，正因为北方拥有经济优势，所以南方不得不更加顽固地依赖其政治力量，用最正式语言提出其要求和主张（如坚持一定要正式接受西部新地方的奴隶制度）；不得不强调州的自治权（“州的权利”）可以不听中央政府指挥；不得不在全国性政策问题上行使否决权；不得不对北方经济发展泼冷水，如此等等。事实上，当南方实施其向西部扩张的政策时，它很难不成为北方的绊脚石。它的唯一本钱是政治。它绝对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它不能，也不会在一场发展资本主义的游戏中击败北方）。交通运输方面的每项改善都加强了西部与大西洋的联系。铁路系统由东往西的长度基本上与由北往南的长度差不多，不会长多少。而且西部的人，不论他们是来自北方或南方，都不是奴隶，而是穷人，是白人，是自由人，是被这里免费的土地、金子吸引来的，是来冒险的。将奴隶制度正式推广到新的领地和新的州，这对南方极为重要。南北双方的冲突在19世纪50年代之所以愈演愈烈，主要便是由于这个问题。同时，奴隶制度在西部很难存在，西部的发展事实上的确会削弱奴隶制度。南方领导人曾想要吞并古巴，并建立一个南方—加勒比海种植园帝国，以强化奴隶制度的效果，结果当然未如其愿。简言之，北方处于能够统一全国的有利地位，南方则不然。南方摆出进攻好斗的架势，但它真正的意图是放弃斗争，脱离联邦。当1860年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林肯当选总统，显示南方已失去“中西部”时，南方所采取的行动明显带有分裂倾向。

内战之火燃烧了四年。就伤亡和损失而言，这是迄至那时规模最大的战争，当然这和那个时代的南美巴拉圭战争相比，多少要逊色一些，与中国的太平天国战争相比，更是黯然失色。北方在军事上表现欠佳，但最终赢得了胜利，因为他们兵源充足，身产力高，而且技术先进。北方毕竟拥有全国70%的人口，80%的壮丁和90%以上的工业产品。北方的胜利也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是现代美国的胜利。然而，尽管奴隶制度取消了，但这并非黑人的胜利，不管他是黑奴，还是自由人。经过几年“建设”（也就是强制推行民主化），南方恢复了保守的白人统治，也就是说回到种族主义者手中。北方占领军最后于1877年撤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似乎达到了其目的：南方清一色是民主党的天下，北方共和党人无法与之共事，只好敬而远之（共和党在1860—1932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把持了总统宝座）；南方因而保留了相当多的自治；南方在国会握有阻止议案通过的票数，从而可发挥某些全国性影响，因为它的支持对另一大党民主党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南方仍是农业区，贫穷落后，愤世嫉俗，满腹怨言。白人因永远忘不了战争的失败而耿耿于怀；黑人则因被剥夺公民权和白人的残酷压迫而愤恨诅咒。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第三章 帝国的年代（节选）

事实上，劳工运动或更广泛而言民主政治（参看下章）的兴起，都对“新帝国主义”造成了明显可见的影响。伟大的帝国主义者罗德斯（Cecil Rhodes）在1895年评论道：“如果一个人想要避免内战，他便必须成为帝国主义者。”大多数的评论家都意识到所谓的“社会帝国主义”，借着帝国扩张所产生的经济改良、社会改革或其他方式，来减轻国内的不满情绪。毫无疑问，当时的政客必须充分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可能好处。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德国——帝国主义的兴起主要是基于“内政第一”的考虑。罗德斯式的社会帝国主义（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带给不满意民众的经济利益）或许是最不中肯的解释之一。我们没有什么明确证据足以说明：殖民地政府对母国绝大多数工人的就业或实质收入有多大影响〔就个别情形而言，帝国可能是有用的。康沃尔郡（Cornwell）的矿工集体离开当地衰落中的锡矿而前往南非矿区。他们在南非赚了很多钱，可是却因肺病而较平常早逝。康沃尔的矿场主人则冒了较小的生命危险，花钱进入马来亚的新锡矿区〕；而主张海外殖民可以为人口过剩国家提供安全的想法，也不过是煽动群众的幻想。事实上，在1880—1914年间，虽然找个地方移民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可是移民人口当中却只有极少数主动或被迫选择任何国家的殖民地。

比较中肯的解释应该是，帝国扩张可为选民带来光荣，进而减轻其不满情绪。有什么能比征服外国领土和有色人种更光荣的呢？特别是这些征服也用不了多少钱。更普遍的情形则是帝国主义还可鼓励劳工阶级，尤其是不满意的劳工阶级，认同帝国政府和国家，并不知不觉地赋予这个政府所代表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合法性和合理性。而在一个群众政治的时代（参看下章），即使是古老的制度也需要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当时的人对这一点认识得十分清楚。英国在1902年举行的加冕典礼乃是经过重新设计的，它之所以备受赞誉，是因为它的设计表达出“由一个自由民主政治所承认的世袭国王，亦可作为一个其人民遍及世界的统治权的象征”。简言之，帝国是一种良好的意识形态粘合剂。

这种为爱国主义摇旗呐喊的特殊形式，其效用如何尚不甚清楚，但尤以自由主义和比较激进的左派已取得稳固的反帝国、反军阀、反殖民或反贵族传统的国家为然。无疑，在某些国家中，帝国主义极受新兴中产阶级和白领阶级的欢迎，这些人的社会身份大致是建立在他们声称自己是爱国主义所选定的媒介物（参看第八章）之上。今日我们没有多少证据可以说明当时的工人对于殖民地征伐抱有任何自发热忱，更遑论对战争，同样，我们也不能指出他们对新旧殖民地抱有多大兴趣（除那些白人殖民地外）。企图以帝国主义来荣耀其国民——如1902年英国设立了一个“帝国日”——恐怕只有可能迷住那些学童听众。下面我们将再讨论帝国主义比较一般性的吸引力。

不过我们无法否认，自认为较有色人种优越并应进而支配他们的想法，在当时的确非常受欢迎，因此也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取向。在伟大的万国博览会（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二章）中，资产阶级的文明始终以科学、技术和制造品的三重胜利自豪。在帝国的年代，它也以其殖民地自豪。在19世纪末叶，此前几乎从未耳闻的“殖民地大帐篷”（colonial pavilions）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889年，有18个这类帐篷衬托了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1900年则有14个吸引了巴黎游客，无疑，这是有计划引起大家注意的手段，不过如同所有成功的宣传一样，它的成功是由于它触及到公众的想望。于是，殖民地展示一炮走红。英国的庆典、皇室丧葬和加冕典礼之所以十分壮观，就是因为其过程像古罗马的凯旋仪式一样，展示了穿戴金银华袍、态度柔顺恭敬的印度大君——这些人是志愿效忠，而非俘虏。军队游行也更为多彩多姿，因为队伍中包含了包头巾的锡克教徒（Sikhs）、蓄髭的拉其普特人（Rajputs）、面带微笑但对敌人毫不留情的廓尔喀族（Gurkhas）、土耳其非正规骑兵和黝黑高大的塞内加尔人。当时人眼中的野蛮世界正听命于文明的指挥。甚至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维也纳，对海外殖民地完全没有兴趣的维也纳，一个阿散蒂提人（Ashanti：加纳的一个行政区名）的村落也迷住了无数参观者。画家亨利•卢梭〔Henri （Douanier） Rousseau〕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热带地区充满渴望的人。

因而，所以能将西方白人、有钱人、中产阶级和贫民团结在一起的优越感，不仅是因为这些人都享有统治者的特权，尤其是当他们身临殖民地时。在达卡（Dakar）或蒙巴萨岛（Mombasa），再卑微的书记也是一个主子，被那些在巴黎或伦敦甚至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的人们称为“绅士”；而白种工人也能指挥黑人。但是，即使是在意识形态上坚持最起码的人类平等的地方，这种想法也隐藏在统治政策当中。法国相信应将其属地居民转化为法国人，转化为概念上的“我们高卢祖先”的后裔。他们和英国人不同，英国人深信孟加拉人（Bengalis）和约鲁巴人（Yoruba：西非尼日尔河下游居民）基本上不是英国人，也永远不会是英国人。可是这些“文明”土著阶级的存在，足以彰显大多数土著的缺乏“演进”。各殖民地教会都致力于使非基督教徒改信正统的基督教，只有在殖民地政府积极劝阻（如在印度），或这个任务无法达成时（如在伊斯兰教地区），他们才会放弃。

这是一个大规模致力传教的典型时代。（1876—1902年间，《圣经》共有119种译本，在此之前的30年只有74种，1816—1845年更是仅有40种。1886—1895年间，非洲的新教传教机关共有23个，比前一个10年大约多了三倍。）传教事业绝非帝国主义政治的代理人。它常常反对殖民地的官僚，而将改变宗教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可是，上帝的成功却是帝国主义进展的函数。贸易是否能随国旗而至可能还是未定之数，但是毫无疑问，殖民地的征服却为传教行动作了最有效的开路行动——例如在乌干达（Uganda）、罗德西亚〔Rhodesia，今赞比亚和津巴布韦（Zimbabwe）〕和尼亚萨兰〔Nyasaland，今马拉威（Malawi）〕。而如果基督教果真坚持其灵魂平等，它却也强调了身体的不平等，即使是教士的身体也不平等。传教是白人替土著做的事，而且是由白人付款。然而，虽然它的确使土著教徒大增，但至少有半数的教士仍旧是白人。1880—1914年间，恐怕得用显微镜才能找出一名非白人主教。及至19世纪20年代，天主教才任命第一批亚洲主教。此时，这个千载难逢的传教活动已整整进行了80年。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第五章 世界的工人 （节选）

乍看之下，工人阶级政党的显著上升是相当令人惊讶的。他们的力量基本上是来自其政治诉求的单纯性。他们是所有为工资而出卖劳力之人的政党。他们代表这个阶级对抗资本主义者及其政府，他们的目标在于创造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将以工人借其自身力量争取到的解放开始，而它也将解放全人类，除了那些为数愈来愈少的压榨者。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要到马克思逝世之后，一直到19世纪末才得到系统阐述，并日渐主宰了大多数这样的新政党，因为它对这些主张的明白宣示，使它具有庞大的政治渗透力。大家只要知道所有的工人都必须加入或支持这样的政党就够了，因为历史的本身已保证了它的未来胜利。

这个学说乃是假定：当时有一个具有足够人数的工人阶级存在，这些人一致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无产阶级”，也充分相信社会主义者对它们的处境和任务的分析是正确的——它的首要任务是形成无产阶级政党，而且不论他们还打算做些什么别的，他们都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并非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同意政治活动有这么重要，但是目前我们不去讨论这些反政治的少数分子，这些人主要是受到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启发。）

但是，几乎所有观察过工人阶级情况的人，都同意所谓的“无产阶级”绝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即使在一国之内也不是。事实上，在许多新政党兴起以前，人们在谈论“工人阶级”时，习惯用的便是复数而非单数。

被社会主义者笼统冠以“无产阶级”的群众，其内部区分其实非常分明，以致我们根本不期望能够根据任何事实断言他们具有单一的阶级意识。

现代工业化工厂中的典型无产阶级，往往还是一个小型但迅速成长中的少数，他们与大多数出卖劳力的工人大不相同。后者是在小作坊、农场小屋、城市陋巷或露天底下从事林林总总的工作，这些工作充斥在各城市、农村乃至乡下地区。制造业、手工艺或其他专门职业，往往是极具地方性也最受限于地理环境，而他们并不认为彼此的问题和处境是一样的。例如，在完全是男性的锅炉制造工和（英国）主要是女性的棉织工之间，会有多少共同的地方？或者，同一港埠的船坞技工、码头工人、成衣匠和建筑工人之间，又有多少共同的地方？这些区别不仅是垂直的，也是水平的：工匠和苦力间的区别；“可敬”人士和职工（自尊也为别人所敬重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区别；劳动贵族、下贱可鄙的劳动阶级和介于两者之间者的划分；乃至不同等级的熟练技工的歧视，排字工人看不起泥水匠，泥水匠看不起油漆匠。再者，在相等的群体之间，不但有区别，也有竞争。每一个群体都想要垄断某个特殊行业，这样的竞争，又因工业技术的发展而加剧。工业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旧有的程序，创造了新的程序，使旧有的技术变得无关紧要，也使原本清楚的传统界限（比方说，什么应该是锁匠的职责，什么又是铁匠的职责）变得无效。在雇主强而工人弱的地方，管理阶层通过机器和命令，强行规定其自己的劳力区划。但是在其他地方，技术工人可能会进行令人难堪的“界限争夺”。这类争夺在英国的船坞时会发生，尤以19世纪90年代为最，往往使那些未涉入职业争斗的工人陷入失控的闲散状态。

除了上述种种区别，当时还有更为明显的社会和地理来源的差异，以及国籍、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工业界是从本国境内的所有角落征召其迅速成长的大量劳工，而且事实上，在这个大规模跨国和越洋迁徙的时代，它们也从国外征召劳工。从某种角度看似男男女女都集中于一个“工人阶级”的现象，换个角度却变成社会断片的四散横飞、新旧社群的放逐离散。只要这些区别能使工人分化，对于雇主来说显然就是有用的，因此也受到雇主的鼓励。这种情形尤以美国为最，美国的无产阶级大半是由各式各样的外国移民所构成。甚至像落基山脉中的西部矿工联盟（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也因为美以美教派康沃耳技工和天主教爱尔兰生手之间的争斗而有分裂的危险。这些康沃耳工人是硬岩专家，在地球上任何对金属做商业性开采的地方，都看得到他们。没有什么技术的天主教爱尔兰工人，则是在英语世界边疆上任何需要力气和艰辛劳力的地方都可找到。

不论工人阶级内部的其他差异是什么，使他们陷入分裂的无疑是：国籍、宗教和语言的不同。爱尔兰的分裂典型不幸也是大家所熟悉的。甚至在德国，天主教工人对社会民主党的抗拒也比新教工人来得顽强；而波希米亚（Bohemia）的捷克工人也拒绝被整合到由德语工人所支配的泛奥地利运动。马克思曾经告诉社会主义者说：工人无祖国，只有一个阶级。社会主义人士的这种国际主义热情之所以引起劳工运动的注意，不仅是由于它的理想性，也因为这往往是他们运作的基本先决条件。维也纳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捷克移民，布达佩斯的技术工人是德国人，其余工人则是斯洛伐克（Slovaks）或马札儿人（Magyars），在这样的城市中，如不诉诸国际主义又怎么能动员工人？贝尔法斯特这个伟大的工业中心，从以前到现在一直说明了：当工人的自我认同主要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而非工人甚或爱尔兰人时，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谁在说

艾瑞克•霍布斯邦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是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师。霍氏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家，自14岁加入共产党后，迄今未曾脱离。霍氏现居伦敦。

霍氏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广至拉丁美洲。除专业领域外，霍氏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历史学、社会学理论文章，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而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如《新左派评论》著名编辑安德生所言：霍氏是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霍氏著作甚丰，先后计有14部以上专著问世，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匪徒》、《民族与民族主义》、《原始的叛乱》、《爵士风情》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