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肃，1955年生。1981年获南京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83年至1985年获美国哈佛燕京学院奖学金，赴美国杜克大学留学，主攻西方哲学包括法律哲学，1995年评为哲学与法学教授，目前任博士生导师。主要哦出版专著有《科学理性论》、《罗尔斯：正义与自由的求索》、《自由主义基本概念》、《第四次科技革命》、《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史》、《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译著有《中国政治》、《自由的界限》、《政治哲学概论》，并在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社主编“政治法律哲学”、“政治学经典”等学术丛书。

书摘

急功近利的工具，还是真诚的学术追求？ 那些只是简单重复权威思想的哲学工作者，最大的弱点恐怕还不在于对大师的过度崇拜和对自己思维创新能力的缺乏信心，而在于自私自利的动机在作祟。相当一些人把哲学当作一种微不足道的工具——或者是晋身的敲门砖，以便混个一官半职；或者是提职称时的成果依据，所以他们缺乏起码的学术真诚。无私才能无畏，说话、写作都为了给当权者或评委听和看，那又何来讲真话和创新的勇气呢？怎么能真正爱上哲学呢？其实这些倒还不算太坏，因为至多也就是取悦于少数人。更差的是利用哲学去以势吓唬人、压制人，这就把哲学从一般无害的工具变成了虎皮和大棒，变得面目可憎了。 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功利的考虑，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大概只是天上有，地上无。哲学家也是人，也需要先生存，然后才能思考。问题在于，完全把哲学当作手头的一个物件，一件工具，那就会丧失哲学的起码要求— —学术真诚。没有这种学术真诚，哲学只会成为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毫无定论。有人曾以某一种哲学去“论证”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极“左”歇斯底里，特别是所谓“斗争哲学”，又以同一个哲学去论证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最令人感慨的是，中国的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一些哲学家却以不变应万变，仍然讲述几十年前的哲学。固然，哲学离现实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不可能在现实改变以后，自己也马上跟着全变。但完全不看现实，奉行“鸵鸟政策”，同样不符合哲学真诚的起码要求。 这里便存在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问题。一般而言，意识形态具有一些非学术的特征，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十分明确的原则阐述，对其追随者具有权威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两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接受或推行某种意识形态还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必须完全服从它，其行为必须渗透着这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迫使利益对抗的人们相互欺骗，并以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利益和小团体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知。 哲学则不同，它不属于狭义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学术追求。尽管不少哲学家对于真理有自己的看法，有人不承认终极真理，但哲学家的一个共同要求是普遍化的学术追求，追寻超越小团体、信仰和局部利益的普遍学理，至少能够在一种相对客观的前提下与不同国度、信仰、种族、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和讨论。有的哲学家说：“我就是要为某些人服务”，这很好，但仅仅限于此，那他所持有的就不是哲学，而是意识形态。要想与更多的人进行平等交流和讨论，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为少数人或小团体服务，否则，对话伙伴就很难相信他，至少不把他当学术伙伴。这正好比哲学需要宣传，但哲学不等于宣传一样，纯粹出于宣传的目的去研究哲学，肯定研究不好。 现实中一些人尽管拥有博士、教授的头衔，但还称不上真正的学者或哲学家，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还不懂得区分哲学与意识形态。看看一些人写的文章，通篇都是为了替某种信仰体系作论证，字里行间时不时地冒出为少数人辩护的用心。他们通常在同一篇文章里不讲究逻辑，或者是在不同的文章中前后矛盾，尽管用了不少新的名词、概念、术语，但出发点仍然是为某种意识形态作论证。这让人想起文革后某些人平反冤假错案时常说的一句话：过去给你戴上帽子，把你抓起来是对的，现在给你摘帽子，平反也是对的，将来在形势需要时再把帽子戴上，还是对的。这叫强词夺理，但某些“哲学家”怀有的是同样的心态，他们的思维永远属于权力，而不属于学术。陈云有句名言：“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一些人就是这样只唯上、只唯书，就是不唯实．这样的人缺乏起码的学术真诚，因而只能属于意识形态，而不属于哲学。 当然，研究哲学不可能只有一个模式、一种风格，我们不能强求哲学家都写概念清晰、逻辑明确、论证严密的文章，更不能以一种观点为是非标准评判何为正确，何为错误。研究的粗与细，用语和概念体系的晦涩与简明，多使用专业术语还是立足于日常语汇，这些都属于哲学家个人的选择，不该整齐划一。但在学术共同体内必须遵守大致的学术标准，以便别人能够读懂、理解和商讨自己的思想和文章，这是学术真诚的一个起码的要求。 P5-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