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肅，1955年生。1981年獲南京大學哲學碩士學位，1983年至1985年獲美國哈佛燕京學院奬學金，赴美國杜剋大學留學，主攻西方哲學包括法律哲學，1995年評為哲學與法學教授，目前任博士生導師。主要哦齣版專著有《科學理性論》、《羅爾斯：正義與自由的求索》、《自由主義基本概念》、《第四次科技革命》、《現代西方社會思潮史》、《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譯著有《中國政治》、《自由的界限》、《政治哲學概論》，並在人民齣版社、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等社主編“政治法律哲學”、“政治學經典”等學術叢書。

書摘

急功近利的工具，還是真誠的學術追求？ 那些隻是簡單重復權威思想的哲學工作者，最大的弱點恐怕還不在於對大師的過度崇拜和對自己思維創新能力的缺乏信心，而在於自私自利的動機在作祟。相當一些人把哲學當作一種微不足道的工具——或者是晉身的敲門磚，以便混個一官半職；或者是提職稱時的成果依據，所以他們缺乏起碼的學術真誠。無私纔能無畏，說話、寫作都為瞭給當權者或評委聽和看，那又何來講真話和創新的勇氣呢？怎麼能真正愛上哲學呢？其實這些倒還不算太壞，因為至多也就是取悅於少數人。更差的是利用哲學去以勢嚇唬人、壓製人，這就把哲學從一般無害的工具變成瞭虎皮和大棒，變得麵目可憎瞭。 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脫離功利的考慮，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大概隻是天上有，地上無。哲學傢也是人，也需要先生存，然後纔能思考。問題在於，完全把哲學當作手頭的一個物件，一件工具，那就會喪失哲學的起碼要求— —學術真誠。沒有這種學術真誠，哲學隻會成為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今天這樣，明天那樣，毫無定論。有人曾以某一種哲學去“論證”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極“左”歇斯底裏，特彆是所謂“鬥爭哲學”，又以同一個哲學去論證新時代的改革開放。最令人感慨的是，中國的現實已經發生瞭巨大的變化，我們的一些哲學傢卻以不變應萬變，仍然講述幾十年前的哲學。固然，哲學離現實有一段不小的距離，不可能在現實改變以後，自己也馬上跟著全變。但完全不看現實，奉行“鴕鳥政策”，同樣不符閤哲學真誠的起碼要求。 這裏便存在哲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彆問題。一般而言，意識形態具有一些非學術的特徵，對其範圍廣泛的對象進行十分明確的原則闡述，對其追隨者具有權威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係統化，圍繞一兩個突齣的價值觀而整閤，它往往抵製信念的變革，接受或推行某種意識形態還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必須完全服從它，其行為必須滲透著這種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迫使利益對抗的人們相互欺騙，並以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利益和小團體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係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願接受新經驗和真知。 哲學則不同，它不屬於狹義的意識形態，而是一種學術追求。盡管不少哲學傢對於真理有自己的看法，有人不承認終極真理，但哲學傢的一個共同要求是普遍化的學術追求，追尋超越小團體、信仰和局部利益的普遍學理，至少能夠在一種相對客觀的前提下與不同國度、信仰、種族、文化背景的人進行交流和討論。有的哲學傢說：“我就是要為某些人服務”，這很好，但僅僅限於此，那他所持有的就不是哲學，而是意識形態。要想與更多的人進行平等交流和討論，就不能僅僅滿足於為少數人或小團體服務，否則，對話夥伴就很難相信他，至少不把他當學術夥伴。這正好比哲學需要宣傳，但哲學不等於宣傳一樣，純粹齣於宣傳的目的去研究哲學，肯定研究不好。 現實中一些人盡管擁有博士、教授的頭銜，但還稱不上真正的學者或哲學傢，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還不懂得區分哲學與意識形態。看看一些人寫的文章，通篇都是為瞭替某種信仰體係作論證，字裏行間時不時地冒齣為少數人辯護的用心。他們通常在同一篇文章裏不講究邏輯，或者是在不同的文章中前後矛盾，盡管用瞭不少新的名詞、概念、術語，但齣發點仍然是為某種意識形態作論證。這讓人想起文革後某些人平反冤假錯案時常說的一句話：過去給你戴上帽子，把你抓起來是對的，現在給你摘帽子，平反也是對的，將來在形勢需要時再把帽子戴上，還是對的。這叫強詞奪理，但某些“哲學傢”懷有的是同樣的心態，他們的思維永遠屬於權力，而不屬於學術。陳雲有句名言：“不唯上，不唯書，要唯實。”一些人就是這樣隻唯上、隻唯書，就是不唯實．這樣的人缺乏起碼的學術真誠，因而隻能屬於意識形態，而不屬於哲學。 當然，研究哲學不可能隻有一個模式、一種風格，我們不能強求哲學傢都寫概念清晰、邏輯明確、論證嚴密的文章，更不能以一種觀點為是非標準評判何為正確，何為錯誤。研究的粗與細，用語和概念體係的晦澀與簡明，多使用專業術語還是立足於日常語匯，這些都屬於哲學傢個人的選擇，不該整齊劃一。但在學術共同體內必須遵守大緻的學術標準，以便彆人能夠讀懂、理解和商討自己的思想和文章，這是學術真誠的一個起碼的要求。 P5-P7